见证灾难、罪恶，以恢复做人的尊严，保存敬重生命的道德自信和走向自由民主的希望。
二战后的西方，有见证纳粹极权的种族灭绝罪恶的“奥斯维辛”；冷战时期的苏东，有见证共产极权的阶级灭绝罪恶的“古拉格”，二者已经成为种族大屠杀和阶级灭绝的代名词。
在中国，毛泽东时代的极权灾难可谓史无前例、举世无双，仅非自然的死亡人数就高达上亿人；邓小平也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六四大屠杀”；江泽民又制造了“法轮功大冤案”……。然而，一方面由于中共死不认错，并一直压制民间的历史见证，造成了旧冤未伸而新冤不断的罪恶积累。另一方面，民间的见证要么在官方划定的框架内进行，要么只能在恐怖中对敏感历史事件采取有意无意的回避态度，欺骗导致民族的遗忘，曲笔导致公共记忆的畸形。
尽管邓的改革以清算文革开始，但是制度的独裁性质没有实质性变化，清算和平反变成了官方主导的机会主义权谋的成功实施。对历史罪恶和冤假错案的清算，离还原历史真相和揭示灾难根源相距甚远。以至于最该出面承担罪责的政权及其权贵们，非但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反而新权贵们只做了统治策略的权宜性调整，就再次变成了正义的化身。
首先，以邓小平为首的新权贵根本不想放弃毛泽东体制，遂把清算和平反限定在官方划定的范围内，很少有真正的民间见证的出现。平反的最大受益者也都是在毛时代受整肃的落魄权贵，他们在文革后纷纷恢复了特权。其次，清算和平反主要是基于邓小平收买民意和巩固权力的实用主义计算，而绝非真的要清算毛时代的罪恶，先用“两条路线斗争”的老套来解释1949年以来的错误，之后抛出几个替罪羊来承担体制性罪责。而一旦邓的权力基本稳定之后，当局就以钦定的中共中央决议的形式为毛时代盖棺论定，对毛时代和“凡是”的清算，还未开始就已结束。
同时，在当时绝大多数受害者，包括那些曾经屡受迫害的各类名流们，一朝被平反，便把赞歌唱，臣民们终于等来了“青天再世”，哪有不“谢主龙恩”之理！而挑战邓政权的合法性的“西单民主椐B动”被镇压，并没有激起民间的反弹，复出的各路精英正忙著为中南海的新主人背书。所以，犯下过滔天罪恶的毛政权就被轻易地原谅了。直到八九运动发生，民间也再没有出现对邓政权合法性的强有力的挑战。
也就是说，改革之初得到万众欢呼的平反大潮，实际上是中国特有的荒谬悖论：受难最深重的民间，理应具有见证历史和讨还正义的充分正当性和天然权利，但是民间却把见证历史的主导权无条件地交给了制造罪恶的政权，任其歪曲、阉割、遮掩、篡改和装扮中国当代史。受害者也把获得解放的功绩全部归功于曾经参与践踏正义的独裁者们，任其柯断主持正义的权力。于是，作为罪恶主要根源的独裁体制本身却得以轻易逃脱被追究，新独裁者们也轻易地赢得了民意支持，使其在封锁清算罪恶的同时，也把全部“政绩”据为己有。比如，继续发动打压民间异见的“清污运动”的邓小平政权，却在天安门广场的阅兵式上接受“小平您好”的拥戴。
基于上述荒谬的悖论，以“六四血案”告终的八九运动，尽管结局极为惨烈，但她仍然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民间维权壮举，她留给中国的最大正面遗产有二：1，第一次使中共政权的道义合法性的濒于瓦解。只要现政权的独裁性质一天不改变，六四亡灵一天得不到安慰，其合法性危机就一天无法消除。以至于，官方对六四的定性越来越模糊低调，与六四血案相关的高官也都想撇清自己的罪责。2，第一次催生出民间的人权意识的空前觉醒。六四后的大陆民间，越来越摆脱逆来顺受的生存状态，特别是借助于互联网提供的方便，越来越多的人敢于置疑和批评官方决策，挑战政权及其政要的权威，民间维权运动的公开化和持之以琚A 见证六四大屠杀已经成为官方难以完全封锁和压制的民间事业，六四话题在民间被反复提起，已经成为民间维权的象征性事件。
尽管，“六四”成为中共当局的最大禁脔，即便在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官方也要通过不断升级的防火墙来尽力屏蔽“六四”。然而，民间对六四的见证从未停止过，特别是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为民间言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表达平台，遂使六四真相通过无远弗界的网络出现在大陆民众的面前。在各种民间见证中，最具代表性、也最有道义力量的见证，无疑来自被称为“天安门母亲”的六四难属群体。
天安门母亲的事业开始于突失亲子的绝望，她们这些年所见证的是一个个具体的死伤者，所帮助是一个个具体的难属，所鼓励的是民间维权的勇气。这是有血有肉的正义事业，充满了朴素实在的温暖，而绝非抽象高蹈的自由说教所能给予。十几年专制高压之下的母亲们的抗争，由痛不欲生的哭泣变成冷静坚韧的见证。她们从不放过每一点线索，从不畏惧秘密警察的恫吓，从不在乎寻访的艰辛，一个个寻访，一点点积累，让血的事实变成活生生的细节，让血淋淋的细节变成人们的记忆。先觉难属的持之以琩牉s体不断壮大，也使见证由个体言说汇集成群体见证：不仅见证了历史罪恶，也见证这十五年来中共政权的种种倒行逆施，更见证当代中国的民间勇气。丁子霖等难属寻访“六四”遗属的脚印，显示出当下中国的所剩无几的爱、良知和坚韧。在此意义上，母亲们的见证历史，比威赛尔、索尔忍尼琴的见证更悲壮、也更伟大。
六四十五周年前夕，蒋彦永大夫为六四正名的勇气，再次为民间提供了见证历史和公开良知的示范，赢得了海内外的广泛支持。最近，海外出版了两本八九亲历者的回忆录，一本是当年的学生领袖们的亲历《六四参加者回忆录》，另一本是当年的“黑手”们的亲历《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同时，互联网上分散的个人回忆也不断出现，如自传性长篇小说《天安门情人》。值此六四十五周年之际，一个民间见证的高潮正在出现。
事实的见证，对还原历史和伸张正义来说，比泪水、愤怒、呐喊更加有力。勇敢先觉者的见证对于当代中国的启示意义还在于：民间维权运动由自发走向自觉，由分散的个体走向群体抗争，由短期的既得利益诉求走向持之以琲疡v利争取，才是未来自由中国的希望之所在。试想，如果在改革之初，在官方主持的恩赐性的平反冤假错案之外，还有来自民间的持续的群体性维权运动，历次人权灾难的死难者的亲属中，只要有十分之一的人肯于站出来，以坚韧的民间立场来见证历史和寻求正义，中国就会有多个民间难属群体，如“镇反难属”、“胡风案难属”、“反右难属”、“大跃进难属”、“文革难属”……，那将形成怎样的民间维权洪流！如果这样的话，自上而下的恩赐性平反就将变成自下而上的民间维权运动，政治独裁而经济开放的跛足改革也将无以为继，中国当代史和中国的未来必将被重写。
见证灾难和清算罪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讲，不仅是为了汲取教训和改革现实，更是为了避免未来的重蹈覆辙；从伦理重建的角度讲，既可以在人性上恢复良心平静和做人尊严，也将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保存敬重生命的道德自信和走向自由民主的希望。而一个掩饰灾难和压制见证的政权，则只能在延续灾难和制造新罪恶中越陷越深，整个国家的未来也将被置于随时可能再现六四灾难的恐惧之中，人性也被逼入不得不做驯顺、虚伪、逐利、阴暗的犬儒死地。十五年来，中共当局的所作所为，正在用“决不悔罪”和“不准见证”的方式延续著罪恶，继续用恐怖政治制造新的罪恶，继续把国人逼成犬儒，中华民族也就被独裁者们继续绑架在大屠杀的耻辱柱上。这，无疑是对每个国人和民族未来的持续的最大戕害。
在中国的当下制度中，致力于民间见证，几乎就是恢复民族的真实记忆的唯一途径。也正是在这种只能寄希望于民间见证的背景下，打破沉默和公开良知、让每个人的未泯良知被社会看到，就显得尤为重要。少数勇敢的良知者已经做出了示范，他们的见证，在激发更多民间良知的同时，也在正告独裁寡头们：践踏人权的暴行决不能畅通无阻。
2004年5月17日于北京家中
【人与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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