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老人政治的悲剧——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改革(1)

谈论中国改革的历史,不能不谈邓小平,但也决不能只谈邓小平,并不意味着邓小平是改革派的唯一代表,更不意味着邓小平在后毛时代的作为皆是“伟光正”的。我们既要对后毛时代的党内开明派的巨大作用给予充分的尊重,也要对民间自发动力对改革的基础作用给予公平的对待;既要揭示出邓小平式跛足改革的两面性,又要对胡耀邦、赵紫阳的贡献及其政治悲剧给予尊重,并给予不同于官方定调的评价……

一、中国改革的社会背景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启动改革时,大陆中国还是一个全面奴役的极权社会,极权者毛泽东,不仅把政权和国家,而且把每个人,都变成实现他个人意志的工具。自1949年中共执政后,经过一系列政治运动,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愈演愈烈,文化大革命将这一现代奴隶社会推向极端。

(一)绝对极权下的现代奴隶制中国

我之所以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称之为现代奴隶制度,就在于这种现代奴隶制和传统奴隶制的区别,只有统治的意识形态、组织方式及控制手段的不同,而奴役的实质则完全相同,而且在奴役的广度上和深度上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传统奴隶制,由于统治手段在技术上的落后,不可能在如此广阔的地域内奴役如此众多的人口,也不可能只有一个最高的奴隶主为所欲为地号令一切。传统奴隶制,主人和奴隶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是赤裸裸的,主人就是主人,奴隶就是奴隶,战争中的掠夺所遵循的完全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没有什么堂皇的道德来装璜奴役:没有以“人民公仆”的伪善面貌而实施奴役的奴隶主,也没有以“国家的主人翁”的漂亮名誉而被奴役的奴隶。传统奴隶制,还没有政党和国家单位这类高效率的组织系统,可以把所有的人从生到死的全部纳入奴隶主的有效而全面的操控之中;传统奴隶制,也没有“解放全人类”的意识形态乌托邦,没有“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的道德说教,没有“伟大、光荣、正确”的自我标榜;传统奴隶制,更没有既是“道统”教主又是“法统”帝王的绝对个人,没有“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的救世主崇拜,没有亿万人只有一个大脑的绝对的思想独裁,没有“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洗脑,也没有现代科技所提供的高效的奴役手段。

执政党控制的国家是现代奴隶制的载体,通过自上而下的垂直控制,形成了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结构,高居于顶端的党魁就是总奴隶主,民众包括执政党的大小官僚(官僚既是总奴隶主的代理人又是高级奴隶)都是等级不同的奴隶,对领袖个人的绝对人身依附,通过党组织和国家单位的双重操控,即,通过“支部建在最基层”的党组织,党组织再通过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再通过共青团、妇联、工会,再通过国营单位、人民公社、街道委员会……组成了一张无所不在的极权网络,并借助于现代文明的科技成果,把每一个个体网入其中,无所不包无时不在地剥夺着个人的一切——物质上和精神上、集体生活上和个人隐私上、出生和死亡、工作和婚恋,通过等级森严的组织系统,个人只能别无选择地依附于国家、党和领袖个人。只有无条件的效忠和奉献的义务,而没有任何反对和索取的权利。在这样的现代奴役制下,绝对独裁者毛泽东,也最容易通过自上而下的全民动员来达到其个人的政治目的。

换言之,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是史无前例的新野蛮统治,法西斯极权的种族灭绝是前所未有的,共产极权的阶级灭绝也是前所未有的,是前所未有的绝对权力、前所未有的人的工具化和前所未有的道德野蛮化的结合。人类历史上,还没有那个独裁制度会把人分为“必须加以灭绝的种族或阶级”,并利用“集中营”和“劳改营”,通过“全民动员”和“系统洗脑”来实施集体屠杀或灵魂改造。也还没哪一位独裁者公开鼓吹“反道德”的公共伦理,对“残酷斗争”、“造反有理”、“杀人不眨眼”、“说谎告密”……进行国家化制度化的激励,从而把出卖良心、虐待弱者、杀人抢劫和说谎成性,变成人们应该且必须服从的国家意志。而那些被出卖被改造被歧视被迫害被屠杀的人中,只有一小部分属于政治上的“异见分子”,而绝大多数则属于忠臣和顺民,象被斯大林清洗掉的苏共党内的高层人士,被毛泽东打到的“昔日战友和同志”,大都是共产制度的坚定信仰者;而那些受到阶级灭绝的普通百姓,也大都是共产制度下的顺民。他们被灭绝的主要理由,不过是极权者本人的主观认定的“敌对阶级”。

作为最高奴隶主的毛泽东,由于他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自然就作为“人民的大救星”而承担着维护社会秩序和提供民众福利的主要责任,并且在这个奴隶体系中占有了最大的利益份额。所以,他有资格嘲笑历史上的所有被认为大有作为的帝王,因为,在中国的帝制历史上,还没有一位帝王敢于象毛泽东那样狂妄地自奉为“神人一体”,可以对人性进行旨在再造新人的全盘改造——毛主席的好战士和共产事业的接班人。进而认为他领导下的人民具有无往而不胜的伟大力量,足以消灭一切邪恶势力,足以解救所有的受奴役的人民。

然而,帝王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与帝国的官僚集团以及广大奴隶的利益之间的一致是偶然的,而不一致乃至冲突则是必然的。毛泽东的绝对权力是终身的,他能够为所欲为地追求异想天开的个人嗜好乃至怪癖,使奴隶主的个人及家族利益的最大化与其代理统治集团、民众利益的最大化并不完全一致,从而就导致了他个人与代理统治集团和民众之间的矛盾乃至仇恨。而在他个人与整个社会的反对力量的较量中,其结局总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他的随心所欲让整个社会付出了不必要的巨大代价,而他个人在有生之年却可以不付任何代价和不负任何责任。毛泽东虽然没有秦始皇那样巨大的坟墓和陪葬的千军万马,但是他身后的哀荣远非任何帝王所能媲美。他所继承的几千年一以贯之“秦政”,使他有权力把胡作非为的代价和风险转嫁给整个社会与整个统治集团,也同时转嫁给没有与他一起进入坟墓的家族。江青没有殉夫乃是她最大的不幸,她活下来替毛泽东承担了文革的全部罪责。当毛泽东的遗体被保存在中国的政治中心最具象征意义的天安门广场、仍然受到人们的瞻仰和膜拜之时,他的夫人江青早已在秦城监狱中自杀身亡,而且死无葬身之地。

物极必反,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所造成的灾难,在文革的后期达到了社会忍耐的极限,全社会的普遍不满之强烈和忍无可忍,甚至在毛泽东还活着的时候,就通过“四五天安门运动”得到了象征性的宣泄,“秦皇的封建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的口号,已经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最高奴隶主毛本人。这大概是中共执政27年以来,民众第一次自发地公开地把矛头指向毛本人的群体抗议,而且是在中共政权的首都,在首都的心脏天安门广场。1949年之后,这里曾经只是毛泽东实现他个人执掌绝对权力的地方,是举行中共执政的周年庆典、重大节日和百万人集会的地方,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八次接见造反青年的准宗教圣地,除了向毛泽东朝圣之外,任何人也不能在天安门城楼上俯视众生。而当民众借悼念周恩来之名而自发来到这块圣地,不是来朝圣而是来渎神,“四五天安门运动”标示出中国社会的全面奴役化,已经到了忍无可忍和非改不可的临界点。

即便毛泽东没有在1976年9月遭到天谴——自然死亡,也不一定能够继续维持住亿万人只有一个头脑的奴隶制秩序了。事实上,早在1971年林彪事件后,怀疑毛甚至反对毛的社会情绪就已经开始了暗中的酝酿,“四五运动”不过是这一暗流的公开爆发而已。更重要的是,民众既是为了悼念周恩来,也是为邓小平鸣冤,“树小平”(在天安门广场周围的松树上挂小瓶)这一象征性的民意表达,使邓小平被无端地指责为这一自发的民间抗议运动的幕后黑手。由此,这一直接指向毛的抗议运动,也为邓的再次复出提供了丰厚的民意基础。

然而,在总体国家的体制下,个人对政权的绝对人身依附和民间自组织能力的长期被压制,致使任何来自民间的利益诉求的实现,要么在秩序崩溃时表现为民间造反的暂时占山为王,要么在秩序正常时必须得到政权的首肯才有可能,而二者最终皆要被统治者所利用以达到特权集团的目的。中国从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也没有逃脱这种循环了几千年的模式,统治者利用了民意,达到了重掌权力和牟取权贵集团利益的目的,而改革的代价和成本经过层层转嫁,最终的承担者注定是广大下层民众,最大的受益者则是极少数以权贵家族为核心的特权阶层。

正如波兰著名异见者米奇尼克论及后极权时代的波兰时所言:“为什么是后极权的?因为权力仍然是全面控制的(the power is still totalutarian),但是社会已经不再是,社会已经是反对极权的,它在反抗和创建自己独立的机构,其结果导向一个我们称之为公民社会的某种东西,即托克维尔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这就是我们试图做的:建立一个公民社会。”(《反权威的造反——丹尼·科恩-邦迪访谈米奇尼克(1987)》崔卫平译)这样的论述也基本适于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至少从林彪事件开始,政权未变而社会已变,民意已经自发地酝酿着社会变革,正是全社会的普遍不满为社会转型提供了丰厚的民意支持。这种不满,当然也包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在文革被毛泽东整肃的中共权贵们。被整肃的中共权贵的不满和民间的不满一拍即合,中共统治集团才有可能通过上层政变和推动思想解放来发动改革。邓小平利用老权威毛泽东自然死亡之机,更利用“四五运动”的民意支持,清除了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以及毛主义的继承者“凡是派”,通过对文革的有限清算与平反运动重返政治舞台,通过思想解放运动及其“白猫黑猫”的实用主义获得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和公众舆论的支持,通过肯定农村自发包产到户来发动了经济改革,通过“对外开放”和“韬光养晦”重返国际舞台,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的全面极权化的封闭时代。

(二)歪曲历史和掩盖罪恶的纪念邓小平

一种标志着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的出现,肯定不是单一力量所能完成的,无论这力量有多大;更不是某一历史人物个人所能推动的,无论这历史人物的个人贡献多么杰出。所以,回顾伟大历史事件也好,纪念伟人也罢,任何把全部功绩都献给一个人的回顾和纪念,即便不是别有用心的恶意,起码也是不尊重历史真相和极不公平的。

不幸的是,由官方主导的邓小平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也像中共政权主导的所有纪念中共元老活动一样,仍然重复着歪曲历史和掩盖真相的造神运动。

从高层改革派的角度看,在八十年代驱动改革车轮的人物中,“邓、胡、赵”曾被公认为改革的三驾马车,胡耀邦是清算文革罪恶、平反冤假错案、思想解放运动的主持者,赵紫阳是经济改革(农村的包产到户和城市的企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主要推动者,甚至可以说,赵紫阳在八十年代树立的“温州模式”,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指出的方向。更重要的是,胡、赵二人还是抵制党内保守派的中流砥柱,先后阻止了“清污”和“反自由化”等整人运动的泛滥。

然而,在论及党内开明派对改革的贡献时,只谈论邓小平之于改革的伟大功绩,而抹煞胡耀邦、赵紫阳在八十年代的杰出贡献,甚至连赵紫阳的名字都不愿、不敢提及,显然是为了掩饰邓小平及其独裁政权所犯下的六四大屠杀之罪。被神话为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就曾因整肃胡耀邦而犯下一连串的重大错误。他先是通过非程序化的人治强权罢免胡耀邦,间接导致了胡耀邦的含冤而死;胡耀邦之冤死又成为八九运动的导火线。面对反腐败、促改革和要民主的民间自发运动,邓小平又拒绝赵紫阳提出的“在和平与法治的范围内解决问题”的温和政策,先是了听信了李鹏等恶吏的误导性汇报,口述了强硬的“四二六社论”,把完全自发的学运诬蔑为由一小撮长胡子的人操纵“动乱”,致使运动升级为“五一三”大绝食的抗争;继而又故伎重演地罢免了赵紫阳,宣布军事戒严,致使运动进一步升级为徒手民众与武装军人之间的对抗;最后又把“动乱”升级为“反革命暴乱”,命令全副武装的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在一个国家的首都、在全世界媒体的注视下,酿成了震惊中外的血腥大屠杀。

现在,双手沾血的邓小平却成为八十年代改革的“唯一人”,而冤死的胡耀邦和被软禁至今的赵紫阳都不见了。

从推动改革的社会力量的角度看,在政治、思想、经济这三大方面,中国改革的最初动力都并非开始于任何官方决策,而是来自城市的民间和农村底层。只不过,来自民间的自发要求和行动得到了高层改革派的默认。

在政治上,至少从林彪事件开始,民意已经自发地酝酿着社会变革。1976年借悼念周恩来之名而出现的“四五天安门运动”是民间要求结束文革和进行改革的第一次公开的响亮呐喊;接着,“西单民主墙”运动又第一次提出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并受到邓小平、杨尚昆等高官的肯定。可以说,“四五运动”和“西单民主墙”为邓小平的重掌最高权力提供了巨大的民意支持。

在思想文化上,“四五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诗文和演讲,迅速传遍了全国各地,特别是那句“秦皇的封建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的口号,已经具有了民间自发启蒙的作用:“西单民主墙”的言论更是民间启蒙思想的大汇集,特别是对民主、人权和言论自由的呼吁,为中国改革的政治方向提供了最早的引导;邓丽君等人的流行歌曲、手抄本小说和《今天》诗歌对大一统的革命文化之冲击,也是来自民间自发的创作、引进和传播。即便是“思想解放运动”,也不能只谈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理论务虚会,而不谈南京大学哲学系那位不知名的哲学教师的自发投稿,为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最早的理论资源。而在邓小平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镇压民主墙运动之后,仍然是民间思想推动着的启蒙运动,而官方打压民间运动(如清污、反自由化等)。

在经济上,奠定中国经济改革基础的农村改革,最早来自农民求温饱的自发动力,“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等的制度创新,带有纯粹的底层性和草根性。之后,城市经济改革也不是开始于中央决策,意在搞活企业的“奖金激励”和“承包体制”,商业改革中的“个体户经济”,流通领域的“价格双轨制”,也是先有地方企业、民间个体的自发尝试和地方的开明领导人的支持,而后才有中央政策的形成和全国性改革的展开。

而且,这种民间自发动力的出现都带有逼上梁山的性质,是忍无可忍之时的铤而走险:“四五运动”是对文革的忍无可忍,曾被定性为“反革命动乱”:“包产到户”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忍无可忍,也曾被定性为“复辟资本主义”;邓丽君的歌和《今天》的诗是对假大空的意识形态灌输的忍无可忍,也曾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和“资产阶级文学”,许多人因此而受到政治迫害。他们作为先知先觉者皆为改革付出了不同程度的个人代价,理应被历史所铭记、被今天的改革受益者所尊敬。

必须明确的是,中国改革,能够被境内外媒体看到的更多是官方主导的表层逻辑,而真正推动改革的深层逻辑则是民间的自发动力。然而,这一深层逻辑,不但在本土被中共垄断的话语霸权所压制,而且也往往被境外舆论所忽视。事实上,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改革动力,在后毛泽东时代得到党内开明派自上而下的默许、鼓励和支持,才开启了难以抑制的改革大潮。

现政权借出邓小平百年诞辰之际,之所以要全力凸出邓小平对改革的主导作用,一方面意在把改革的主要功绩仅仅归功于中共政权,并把现在的当权派标榜为改革的正宗继承人;另一方面完全抹杀民间的自发动力对改革的基础性贡献,也抹煞胡耀邦和赵紫阳等人对改革的巨大贡献。

如果说,真有一种只属于邓小平的改革的话,那么,这样的改革显然就是被江泽民所固守的改革——弊端丛生和危机四伏的跛足改革。这种改革奠基于邓小平重掌权力后的1979年,它通过重申“四项基本原则”的独裁教条,通过“清污”和“反自由化”的意识形态整肃运动,也通过先后废除两任中共总书记的人治手段,更通过镇压“八九运动”的血腥屠杀,使国人至今仍然生活在一党独裁的恐怖政治之下,使改革走上跛足而行的特权主导下的“强盗资本主义”歧路,小康承诺下的两极分化、经济高增长下的腐败泛滥和生态破坏、大众文化下的道德堕落和信仰真空……现在的中国,既是暴富的权贵家族的天堂,又是广大无权无势者的地狱;既是诚实经商者的蜀道,又是欺诈投机者的阳关;是没有社会公正和商业信誉的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其血腥和野蛮、无耻和厚黑,远远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罪恶。

中共现政权谈论的邓小平改革,既是对历史的极大歪曲,也是对有功于改革的其他个人和民间努力的极大不公。他说明了中共独裁政权在书写历史上的一贯的权力自私:通过歪曲历史和掩盖真相来进行自我标榜,利用话语霸权来垄断所有功绩和推卸所有的罪责。正如毛泽东时代编写的抗日战争史一样:真抗战的蒋介石被歪曲为假抗战的民族罪人,而假抗战的毛泽东却被塑造成真抗战的民族救星。

2001年1月11日于北京家中
2004年7月15日修定于北京家中

【观察】2004.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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