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九日,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结束,在独裁舞台上表演了十五年的江泽民,在党心民意的强大而持续的压力下,终于谢幕了。

党心民意强大压力迫江下台

看电视,江下台赢得了全会代表们的热烈掌声,是江大权在握时从来没有过的,也为近年来中共高层会议所罕见的。

看网络,通常对时政大事的议论总是千奇百怪的网络民意,居然也出现空前一致的欢呼声。比如,中共最大纸媒体喉舌《人民日报》下属“人民网”的“强国论坛”上,大都是“今天是个好日子!”“九一九 喝喜酒 人民高兴 恶鬼愁!”“外面都在放鞭炮……”“天佑中华!中国人民有救了!人民万岁!”

事实上,中央委员们的掌声与网络民意的倾向一样,恰恰说明了江的极端不得人心,党心和民意都非常反感江留任军头,而且对十五年的江时代也没有多少好评。自江踏着六四血迹上台以来,在太上皇邓小平及其官方语言中,江是“第三代核心”;而在普通党员眼中和民间舆论中,江却是既无魄力、更无魅力的平庸之辈,所以才有“政治戏子”的蔑称。特别是在一九九九年江模仿邓小平阅兵之后,江在境内外舆论中的形象之恶劣,甚至超过了以前最受病诟的“李月月鸟”(大陆人对李鹏的戏称)。看看大陆民间流行的讽刺性“新民谣”,拿江寻开心的段子最多,已经成为私人饭局上的“佐餐娱乐项目”。

江十五年大权在握,除了邓南巡时被吓出一身冷汗外,可谓出尽风头;但作为一个大国的最有权势的政客,留给国人和国际舆论的最深刻印象,几乎全是“戏子”般的拙劣表演,比如,港人无法忘记的一幕,不是江在一九九七年回归仪式上的表演,而是他怒斥香港记者的丑态。

十六大后挺胡贬江的舆论潮

在“江核心”遭到普遍厌恶的舆论环境中,有些境外媒体把江的辞职解读为主动下台,实在是天大的误会。在我看来,如果江不是平庸无能和利令智昏,他的谢幕也许要体面得多。如果在二○○二年十一月的十六大上,他也像其它六常委那样下台,对其形象而言,也许还能多少挽回一点声誉,赢得体面下台的评价。然而,他对权力的病态嗜好,必然使他越发利令智昏,以他在党内的肤浅资历和在台上的平庸政绩,居然想学邓小平的先例,硬要以普通党员之身连任军头。而在党心民意看来,无论是权威还是政绩,江与邓相比,简直差之千里。在邓的声望如日中天的上世纪八十年代,邓的垂枪听政尚且招致党内外的不断骂声,而在六四后中共政权合法性急遽流失的时代,完全靠着以邓小平为首的元老集团钦定的江泽民,既无邓的资历和威望,又无邓的魄力和政绩,却硬撑着要连任军头,由此引发出十六大后挺胡贬江的舆论潮,实乃江的咎由自取。

江留任两年,既是不明智的自我作贱,又是以丑角为胡温当托儿。看看十六大以后的国内外舆论,凡是涉及到江的,全是盼他尽早下台。比如,就在十六大上江刚刚连任,就有境外媒体猜测江在几个月后的十届人大上交权;之后的二届、三届中央全会,每一次都有一边倒的促江下台的舆论。以至于,由于盼江下台的党心民意过于强烈,社会舆论对十六大以来中国事务的评价,出现了极端情绪化的偏向:垂枪听政的江泽民,不但变成了胡温新政的垃圾桶,且殃及进入高层的江系人马──几乎所有的坏事都是江系干的,而所有的好事都是胡温干的;即便胡温干不好的事,也是由于江系捣乱。

比如,就在江下台前,颇受舆论关注的一条新闻,居然是《中国青年报》九月一日关于宋祖英的报道《1.6亿元财政赤字上的豪华演出》:在四川贫困的万源市举办的一个纪念红军活动的晚会上,名歌星宋祖英独唱四首歌,获得的报酬高达四十二万人民币之巨,相当于当地农民年收入的二百一十倍。而万源市的年财政收入仅四千万元且债台高筑,前年财政赤字高达一亿六千万元。大陆和港台的歌星在大陆演唱时索取高价,已屡闻不鲜,但《中青报》如此报道宋祖英的豪华演出,表面上是批评万源市地方政权,但关注中国政情的读者都知道,宋祖英是江最欣赏的女歌星,而《中青报》则是胡锦涛嫡系共青团的机关报,时机又恰逢十六届四中全会前夕,这样的报道显然会使人联想到江、胡之争。

反江力量向胡温靠拢

所以,就党内高层而言,一方面,无论是否喜欢胡温,也无论胡温是否比江朱更有能力,反江的党内外力量都会向胡温靠拢。另一方面,进入新政治局中的江派人马,也都因江的恋权而跟着沾腥。随着反江的党内外声音越来越大,那些靠江的提携进入中共高层的人,仅仅基于他们的个人利益,也不愿替江背骂名,不愿被舆论看成江在政治局内的傀儡,更不想被归于“上海帮”之列(很容易让人们想起当年“上海帮”──“四人帮”),当然希望江早日下台,以便尽早卸下江的恶名对这些新权贵们的拖累。

纵观包括港澳台在内的整个中国,几乎无人不希望江早日下台。如果说还有人对江的下台感到沮丧,那就只能是靠着江特权庇荫下的江氏家族。也许,江终于悟出了这一点;更大的可能,是江在坚持了两年之后,实在顶不住党心民意的压力,不得不交出军权。但,现在交权,在党心民意那里,已体面全无,剩下的评价,也就只有权争的失败者。曾庆红没能填补副军头的空缺,似乎已验证了江的失败。

尽管全会关于江辞职的公报,通篇是不着边际的赞美,开了中共历史上“未盖棺,先论定”的先河;尽管,全会闭幕时,江、胡共同接见与会代表,胡作了满嘴抹蜜的颂江讲话,对江的恭维确实有点离谱,但两年来,胡以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之尊,屡屡跟在江身后出席军方活动,那种屈辱的滋味,胡心里最清楚。胡、江之间明争暗斗的辛苦,胡也最有体会。

江泽民不愧被称为“政治戏子”,离开他眷恋的权力宝座时,也想把自己的谢幕表演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潮。他的请辞信,把自己塑造成无私为党为国为民的党魁;在向代表们发表谢幕讲话时,那种前所未有的高亢语调,肃然把自己的请辞当成伟大的壮举。同时,他又不得不对新主人胡锦涛作肉麻奉承,因为,对江而言,这最后的谢幕,只为了至关重要的一点:保证江氏家族的利益安全。

十五年江时代,除了镇压法轮功的罪恶终将被清算之外,在其它方面,不过是对邓氏跛足改革的平庸守成而已,平庸得甚至让人赖得评价。勉强评一句,给个“独裁戏子”的俗名,最为准确。

江留下危机重重的残局

江泽民下台了,胡锦涛圆满了,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但胡的权力像江一样,来自邓的钦定,他也可能是江的翻版,不敢超出跛足改革的邓模式;而不敢超越邓模式的党魁,肯定无大作为,平庸到下台。起码就胡温上台两年来的执政而言,胡温体制还没有“新政”,有的只是对“旧政”的策略性技术性调整。邓改革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为中国留下最大的隐患;江提出“三个代表”,核心是“党代表一切”,非但没有解决一个邓留下的大难题,反而使所有深层危机日益加重;胡的“新三民主义”,核心是“党为民作主”,也不大可能突破改革的深层瓶颈。

此次四中全会,媒体在炒作江的下台之外,还关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议题。这一决策,还未实施,就已被御用智囊吹嘘成胡温的制度创新了。然而,在我看来,中国问题的关键是党权至上而民权全无的制度性不平等,它是其它领域的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如此现行体制下的政治改革,即便先搁置狭义的选举民主,也应该改善民权严重匮乏的现状。换言之,只有把“扩大民权和限制官权”作为制度改革的重大议题,也作为法治建设的基本方向,才可称为真正的制度创新。而“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不过是以前逢会必讲的“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时髦说法而已。所以,不改革党权至上体制,就改变不了司法、言论、结社、宗教、选举等基本人权匮乏的局面。无论胡温及其智囊想出多少技术性的加强措施,在根本上,仍是囿于垄断权力敌视民意的传统巢穴。

君不见,正值把“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作为中心议题的四中全会召开的前后,加强执政能力和依法执政的活例证,不是严肃吏治和善待民意,而是纵容官权对民意的更严厉打压──言论管制和截堵上访者的不断强化:

──对来京上访的底层民众进行大规模的截访、驱赶、扣押,人数已经高达三万多人;上访村的维权领袖叶国柱等人,居然因为合法申请游行而被捕;

──鲍彤先生、蒋彦永先生等异见人士被严密监控,画家严正学被警方带走;

──知名网络作家孔佑平和宁先华于二○○四年九月十六日被辽宁省渖阳市中级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分别判处十五年、十二年的徒刑;

──炮轰中宣部的北大新闻系副教授焦国标被中宣部点名警告;

──报道江泽民最欣赏的军旅歌星高价走穴的《中青报》被迫向宋祖英道歉;

──姜焕文开办的中国第一家民间举报网站“中华举报网”,李德新主持的“中国舆论监督网”,倍受网民欢迎的北京大学的“一塌糊涂网”,还有民间的思想文化网站“文化先锋”、“宪政论衡”、“燕园评论”等,先后被关闭;

──仅仅因为发表一篇批评金正日政权文章,知名杂志《战略与管理》就被吊销刊号;

……

执政能力下降的三大方面的确,与江朱执政时的自我吹嘘相比,胡温起码还有紧迫的危机感,知道中共现政权的执政能力已经下降到随时可能失控的程度。即便不谈日益多元化的经济利益和价值取向对僵硬的政治一元化的挑战,不谈国企危机、金融危机和环境危机,也不谈愈演愈烈的公正危机、两极分化、民怨沸腾和道德崩溃……,即便仅就党内危机而言,执政能力下降起码有以下三大方面:

一、愈演愈烈的腐败难以遏制

尽管此次全会抛出前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来作“反腐秀”,但涉嫌赖昌星走私案的贾庆林,涉嫌周正毅金融案的黄菊,即便不以腐败嫌疑进行调查,起码也该负有领导失职的责任。然而,贾、黄二人仍然坐在四中全会会场的最前排。当下的中共反腐败,既是没有司法独立的“特权式反腐”,即只有中共政治局及其中纪委才有查处高官腐败案的权力,也是没有透明监督的“黑箱反腐”,即对于高官腐败案,独裁寡头们决不会轻易地让某一高官身败名裂,无论此人的公众形象多么臭名昭著,此人的家族成员多么腐败,也会安然地逍遥于舆论监督和司法查处之外。比如,形象、智商和能力欠佳的李鹏,如果他能提前出局,他的家族腐败得到公开曝光和司法追究,绝对有利于中共政权的合法性重建。而李鹏之所以一直到十六大才“圆满”结束任期,他的涉嫌“新国大集资案”的儿子之所以至今逍遥法外,就在于中途“倒李”将危及整个寡头集团的共同利益,弄不好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所以,只要不破除特权化黑箱化的反腐潜规则,不从独立于党权的制度反腐入手,腐败就无法得到有效遏制。

二、政令不畅和权威效力层层递减的局面难以改观

当改革唤起了国人的自利意识之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理性获得了畸形膨胀,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利益至上”,国人也越来越变成疯狂的金钱拜物教的信徒。地方利益与中央利益、上级利益与下级利益、中共政权利益与官员个人利益……之间的分化、冲突也日趋激烈。加之金塔式垂直权力结构的代理链条过长,中央的每一政令在向下贯彻的过程中,必然遭到地方利益集团的层层稀释,也必然被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官员扭曲。当一个政令从中央到达乡镇之后,其政令已经被扭曲得面目全非,其效力已经消失于无形的稀释之中。官方媒体经常抨击“三令五申却全不见效”的现象,即便贵为总理的温家宝,也要为解决一个小地方的个案连续下达三次指令。

三、官员和党员信念丧失、忠诚度下降的局面难以改变

现在的中共政权已经全无道义凝聚力,官员对政权、下级对上级的“效忠”,早已不再是对信念及从政道德的坚守,而仅仅是基于乌纱帽及其既得利益的有无和多寡。看看那些身陷囹圄的贪官们的临终自白,在讲到自己堕落的原因时,大都要讲到如何经不住金钱的诱惑而丧失了为官的信念和道德。这种主要靠利益交换维系的政权与雇员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必定沦为“有奶便是娘”的机会主义。于是,政权的道义合法性不足,只能靠政绩来弥补,经济高增长变成最大的政治,变成维持独裁政权和权贵利益的核心手段。中央及其高官的权威不足,只能靠利益收买和乌纱帽要挟来弥补,官员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变成了主要的从政激励,也变成了维系“官场忠诚”的主要手段。也就是说,跛足改革导致的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局面已经形成,政权利益分化为无数权贵集团的利益,集团利益最终要量化为权贵家族及其个人的利益。所以,现政权抓住垄断权力不放,大小官员拼命向上爬,再也不是为了任何道义的理想,而仅仅是为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既得利益。在这种毫无政治信念和从政道德的刚性利益集团面前,“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誓言,不过是吐向铜墙铁壁的口水而已。

胡有否超越邓模式的改革魄力?

胡锦涛终于掌管了中国的党政军大权了。如果胡没有超越邓模式的改革魄力和政治智慧,他也将像其前任的江一样,无法收拾跛足改革留下的危机重重的残局。如果中共的执政不逐渐走向法治化的“民权扩张和官权收缩”的话,加强执政能力的结果,也不过是操控民意和盘剥民间的能力的强化而已。其结果,将是更腐败的官场、更贪婪的掠夺、更蛮横的“恶法治国”和更激烈的民意反弹。只是,到更大的危机爆发之时,胡温就再也找不到替自己顶雷的人了。

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于北京家中

【争鸣】2004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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