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迫害进入新高潮。人权入宪和“以人为本”的亲民路线，再次沦为人权秀。
在不断乞灵于毛时代统治术的政治气候下，言路急剧收窄，人权屡受践踏，反新自由主义和学朝鲜古巴，整肃异见人士和自由知识界，加之党内的“保先”运动，政治严冬笼罩中国。2005年伊始，一位被软禁至死的良知老人的丧事，让国内外再次感到独裁政治的冷酷。
当全世界的媒体聚焦于紫阳先生去世之时，当海内外的自发悼念对紫阳先生做出崇高的评价之时，北京政权却再次陷于权力惊恐之中，全力禁锢老人的死讯和悼念仪式，除了官方新华社对外发布了两次通稿之外，中国媒体就再无其它任何披露和评价，没有一家电视、一个电台、一份报纸，能够哪怕是极为低调地对紫阳的病逝进行独立的报道和谈论。最过份的是，民间自发悼念的唯一通道的新型媒体互联网，也遭到严厉的封锁和管制。所有的官方网站和门户网站在转载新华社通稿的同时，也都严禁网民的悼念及评论得跟贴。在民间网站中，只有极少数个人网站不限制有关信息、悼念的跟贴和诗文（由于这几个民间网站都屡次被封，我就不一一列出它们的网名），而大多数网站在转载新华社的六十字简讯时，特意注明：“请勿跟贴，个中不便，敬请理解”。
于是，这位生前出任过中共政权的最高行政首脑和党魁的老党员，这位为中国改革作出卓越贡献的开明领导人，这位在大是大非的考验面前坚守为政之德和做人底线的政治家，这位在长期软禁中仍然坚守政治良知和心向自由中国的老人，生前没有自由，死后也没有自由，他的亡灵被强制囚禁在黑箱中。
在新闻控制和封锁之外，严密监控的恐怖政治随之降临，警察国家再次露出狰狞的面目。官方通过党组织、行政权力和警察系统，全程掌控紫阳的丧事，各大院校和重点公共场所，紫阳先生家门口及其周围地区……都部署了大量警力。政权眼中的所有“政治敏感人士”都遭受非法的严格监控，他们的通讯被非法地监听、骚扰和掐断，人身自由被毫无法律根据地剥夺，无法亲自前往紫阳的灵前致哀。许多人被公安人员带到某一临时地点软禁起来，许多人被软禁在家里不得出门，少则几小时、一两天，多则几天、十几天；从外地来京悼念紫阳的人，有的被拦截在当地，有的被从北京遣返，更有人被捕，至今仍然身陷囹圄。而且，监控和限制的范围之广创近年来之最，被警方传讯、跟踪、阻拦的许多人，并非官方眼中所谓的“敏感人士”，甚至有经常上电视作嘉宾的大学教授，本来起个大早，想去八宝山送别紫阳，也被警方以传讯为由阻截。
对于悼念活动，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之下，官方虽然允许人们前往紫阳家进行吊唁，但对富强胡同6号进行严密的监视，盘查甚至限制自发前去吊唁的人们；1月29日为紫阳举行了简陋的送别仪式，出席的人员要由官方进行严格甄别，送别的人数也受到严格限制，许多人无法拿到出席证，即便有些人拿到了出席证，也被警察拦截而无法成行。在仪式举行的当天，官方出动大量警察布控沿途和殡仪馆，有许多自发前往八宝山为紫阳送别的人们，被警察拒之于灵堂之外。更过分的是，就连八宝山灵堂里的悼念挽联上的词句，也要尽去发自内心的悲情表达，而只能挂起官方钦定的形式化虚文。
可以说，官方在紫阳逝世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对紫阳本人及其家人，对自发缅怀紫阳的民意，皆是一个大面积践踏人权的案例，把六四以来延续了将近十六年的政治迫害推向高潮。人权入宪的法律改革和“以人为本”的亲民路线，再次沦为口惠而实不至的人权秀。
然而，在经济上日益依赖于国际市场、在政治上拒绝西方模式的中共现政权，即便明明是在“作秀”，也定要一秀到底，这已经成为中共的坚定不移的外交策略之一，也是后极权中国的普遍犬儒化的必然结果。这不，正当西方舆论纷纷批评中共现政权对紫阳丧事的处理之时，也在三月份即将召开的联合国人权大会之前，中共突然主动向美国政府提交56人的政治犯名单，有些人已经被减刑，有些人将提前被释放，有些的名字还是第一次为国际社会所知。
的确，从后毛时代就开始致力于融入国际社会的中共政权，也确实想改善自己的国际形象。在八十年代，赵紫阳模式的改革使中共政权赢得了最佳的国际形象；九十年代初，六四血案使中共政权的国际形象落入谷底，为挽救个人形象和弥补政权合法性流失，邓小平发动第二次经济改革，以跛足模式来应对国内外的危机。对内主打GDP高增长牌，以维持政权稳定；对外主打经贸换政治牌，以获得和平的国际环境；二者的共同特征是“利益收买”。在国内以优惠待遇来稳定中心城市和收买精英阶层，在国际上以中国大市场和采购订单来收买无赖小国和分化西方阵营。随著经济高增长和国立军力的提升，由官方纵容的民族主义思潮日益强势，中共的对外政策，也开始由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转向大国外交，但把东西之间的制度之争转化为民族之争，用“经贸换政治”对“和平演变”，以“人质外交”对“人权外交”，跛足内政导致的跛足外交则始终不变。
现在的中共高官，越来越喜欢拿出平易近人的外表和温文尔雅的笑容，言谈举止之间，颇有点开明务实的风度，也决不再讳言人权、法治和民主，甚至还会承认中国的人权现状多有必须改善之处。他们出访西方国家，除了怀揣大把订单和招商引资之外，也频频展示“亲善”的国际秀，所到之处，皆有政府间的联合声明，每个声明中，时而还有关于“法律交流”和“人权对话”的条款；他们在西方国家的议会或大学发表演讲时，也会公开承认人权和民主的普世价值；在双方的讨价还价的谈判，已经把“以对话代替对抗”作为常态策略；政权的行政官员和司法人员，也会经常去西方国家接受培训；北大、清华、复旦等著名大学，也会请访华的西方政要发表演讲，请著名的西方学者来座谈交流，甚至中央党校也会有类似的交流活动；基层的村委会选举，也会请美国的“卡特基金会”来观摩。
然而，中共与西方的人权对话，大都仅止于“谈谈”、“沟通”，至多在利益攸关的时候，经过细心的利害权衡之后，向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政要卖个人情，释放个把排在名单前面的政治犯，反正中共的监狱里永远不缺这样的“外交人质”。而在其它情况下，说归说，做归做，只要国内外的压力还不足以威胁政权的既得利益，口惠而实不至的作秀外交就不会改变，公然践踏人权也不会收敛。中共的司法机器在“依法治国”和“司法为民”的口号下，继续充当著执行独裁意志、镇压民间异见、剥夺自由和迫害人权的工具。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制定了“颠覆罪”、“煽动罪”、“间谍罪”、“泄密罪”、“邪教罪”等刑事罪名还不算，还要利用“贪污罪”、“受贿罪”、“金融欺诈罪”、甚至“嫖娼罪”……来打压媒体、拘捕异见者和制造文字狱。虽然刘荻案、杜导斌案、孙大午案、南都案、杨天水案、李柏光案的最终结果，还算差强人意；但新青年学会案、何德普案、欧阳懿案、郑恩宠案、徐永海案、罗永忠案、姜力钧案、黄金秋案、刘水案、王炳章案、河南二张案（张正耀和张纤夫）……皆以判刑入狱告终，轻则二、三年，重则十年以上；还有没审结的赵岩案、师涛案、张林案。回国了解工潮情况的杨建利博士，即便拥有美国绿卡，并得到国际主流社会的持续而广泛的强烈关注，也决不得到中共的“灵活对待”，被判五年徒刑。
如此言行不一的政权行为，显然是中共的统治常态，也是中国社会普遍犬儒化的反应。然而，在统治的具体策略上，毛时代与后毛时代还是有明显的变化：毛时代，无法无天，在内政上公开宣称“我们就是要独裁！”，大张旗鼓地打击异己和实施阶级灭绝；在外交上就是要与世界强国为敌，同时对抗美、苏两大超级强国。而后毛时代，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虽然一党独裁的制度延续著，敌视民意、拒绝自由、迫害人权也延续著，然而，公开的阶级斗争被秘密的暴力镇压所代替，要求人人公开信奉的高调意识形态被只要求违心认同的低调意识形态所代替，甚至，独裁已经披上了华丽而炫目的现代化装饰，每天高唱与国际主流社会接轨，承认人权和民主的普世价值，也就是御用精英们所说的“开明的威权主义时代”。
首先，中共的暴力镇压，在国内民意和国际指责的双重压力下，残酷性有所下降，很少将良心犯置于死地，镇压规模有所缩小，主要针对持不同政见者和底层的请愿示威，而昔日的大规模阶级灭绝已经不再；由于文字狱已经变得臭名昭著，现政权就越来越采取秘密警察的黑箱镇压和走走法律过场的恶法治国，而毛式的公开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和不经法律程序的“人民判决”，已经极为罕见，批斗、游街、公审大会基本绝迹，即便江泽民镇压法轮功想用全民动员的方式，其效力也大不如前，不可能煽动起“全党全民共诛之”的全国性斗争狂热。
其次，利益收买越来越普遍化制度化，特别是对中心城市和精英阶层的利益优惠，已经变成了维持政权稳定的最有力的工具。推动利益收买的动力，也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政治目标，更有权贵私有化的经济目标。因为，唯有让特权阶层和精英阶层先富起来，政权的体制基础和社会基础才能稳定。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特供式的经济优惠主要服务于政治目的，享受优惠者必须服务于阶级斗争为纲和毛本人实现其权力野心的政治目的，那么，后毛时代的经济优惠本身就是目的，政治特权必须服务于权贵阶层及其御用精英的一夜暴富的经济目的。也就是说，在现政权眼中：维持经济高增长就是最大的政治；在权贵们眼中：钱就是最大的政治。毛时代专供高干们享受的特供商店和各类稀缺商品，已经变成了后毛时代为权贵们提供柯断特权，变成专供权贵们圈钱的上市公司和金融资本，政治特权也就变成了经济工具，独裁政权的稳定仅仅是为了保住特权集团的最大利益。
再次，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谎言对人心的巨大劝诱力，主要由高调理想主义色彩和民众的普遍愚昧共同造成，其精神控制达到了中魔式狂热的程度；而后毛时代的意识形态谎言则毫无劝诱力，再也没有巫术般的魔力，已经变成口是心非、也就是谎言的表面化。在这种口是心非的背后，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利益交换——即被统治者用表面的认同向统治者换取个人的既得利益。中共官员及其御用精英们一直强调：稳定高于一切的对内改革之成败，全系于这个独裁党的存亡，离开了中共将天下大乱的远景预期，恫吓著、收买著和欺骗著越来越信奉利益至上的子民；百姓们仍然是只允许三呼“谢主龙恩”的臣民，在小恩小惠的收买和精英们的操控之下，不得不与现政权的“亲民秀”合作；与国际接轨的对外开放之断续，也全赖于现政权的稳定与否，崩溃的中国将导致世界的大劫难，劝诱著、哄骗著和吸引著国际资本和惟利是图的政客，他们也在巨大的市场和订单的勾引下，前仆后继与现政权的“接轨秀”合作。在这个日益功利化平庸化的世界上，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颇有些西方政要变成了懦夫，对人权灾难的冷眼旁观和对独裁者的媚态可鞠，为了订单和市场而助纣为虐，已经变成了当今世界的一道刺眼的丑陋风景。甚至，以《世界人权宣言》为道义基础的联合国，也成了独裁国家相互帮衬的绝佳舞台，独裁国家不但可以利用程序规则进入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而且还能出任人权的审查员和评议员。
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完全受惠于毛泽东的制度遗产的当下权贵们，已经“唯物，太唯物了”，眼中只有利益、利益、利益。对内讲不择手段的经济人理性，将特权者辩护为市场经济中必然形成的利益集团，将人性定义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对外讲实力决定一切的“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将国际关系定义为“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无论是中共官员还是平民百姓，绝少有人还会发自内心地认同一党独裁及其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说辞，但他们知道说真话的风险很大，而说假话的利润很高，全民性撒谎的背后，既是对恐怖秩序的屈从，更是对既得利益的贪婪，人人都变成了“谎言既得利益”的追求者，甚至对既得利益的精打细算，已经变成为公开说谎作辩护的充足理由。对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的大肆宣扬，在使国人变成精于成本和收益计算的“经济理性人”的同时，也使理性计算沦为动物式的“鼠目寸光”，进而沦为道德无耻的遮羞布，小聪明过分发达导致了大智能的全面萎缩，畸形的自私主义代替了健全的个人主义，利益至上的铁石心肠代替了道义关怀的恻隐之心。
于是，犬儒化的中国从政权开始、由高官们示范、通过精英们来普及，已经深入到孩子们的摇篮旁，不择手段的厚黑变成了母亲的奶头。犬儒是聪明的，也是乖巧的；是懂礼节的，也是成熟的。君不见，那些在总理的访贫问苦中接到了政府红包的百姓，一脸涕泗横流的忠厚相；那些被党魁接见且合影留念的高知们，出口就是斯文得体的谄媚腔；那些参政议政的人大政协的委员们，用提案装饰著精雕细刻的政治花瓶；特别是那些有幸围绕著总理的大学生们，那些给党魁写信的中小学学生们，一接受媒体的大肆炒作，就显得那么知恩遇、怀忠心、懂礼貌、有志向、肯献身，即便在文化苦旅中巧舌如簧的余秋雨们，在帝王戏中高歌“盛世”和“明主”的名导们，也未必能那么会说话。
这样的中国，既得利益者们已经坐稳了暴富者的位置，占据著在名利场上纵横驰骋的制高点，他们一脸幸福，却心如死灰；事业有成，却尊严丧尽。这个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上，无论万里长城的历史多么悠久，秦陵兵马俑多么灿烂，唐诗宋词多么豪放，鼻烟壶和工笔画多么精巧……只要没有大写的“人”，就不会拿自己当人，也决不拿别人当人！不珍惜自己的人权，也决不扞卫他人的人权。
与国际社会玩弄“人权秀”和“人质外交”的资本，绝非仅仅是被关进监狱的良心犯，而是这个政权所绑架的十三亿百姓，这才是独裁者的最大资本，良心犯不过是十三亿人质中的极少数。有了这么丰富的人质资源，中共不愁把人权秀进行到底。
2005年2月17日于北京家中
【人与人权】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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