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3日，是第十五个世界新闻自由日。世界各大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纷纷关注各国的新闻自由状况，比如，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发布了全球新闻自由现状报告说：目前，全球有超过100名记者被监禁，而中国是世界上监禁记者最多的国家，有27名记者被关在狱中，17名被捕待判，65个媒体单位受到控制检查，政府并通过了三项压制媒体的法例，“无国界记者”形容中国是全世界最大记者监狱。
无国界记者的报告反映了中国的新闻及言论状态的恶化：开明媒体遭到整肃，互联网变得“干净”，民间网站惨遭关闭，大学BBS变成与社会分离的孤岛，多家媒体被关闭，新闻人被捕、被判、被开除公职。
就在世界新闻自由日的前三天，记者师涛被湖南长沙法院判处10年重刑，罪名是“泄漏国家机密”，而在实际上，在中国这个依然等级分明的政治体制下，一位无权无势的非党员新闻人，怎么可能获得“国家机密”？此案像一系列迫害新闻人的文字狱一样，是典型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中国优秀新闻人程益中先生，也曾遭遇到“欲加之罪”的迫害，只是当局顾及到强大的国内外压力，他才得以获得“半吊子自由”。因他对推动中国新闻自由的贡献及其遭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2005年度世界新闻自由奖”授予他，但当局却不允许他亲赴达喀尔出席颁奖仪式。而中国居然还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世界新闻自由日前，BBC和“德国之声”等境外媒体想采访我，无非是谈谈中国的言论状态，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两次采访皆无法进行。
新闻及言论自由，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成果，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文明的指标之一。凡是仍然固守野蛮制度的独裁政权，无不惧怕言论自由，而独裁者的恐惧恰恰证明言论自由对维护人权的不可或缺。同时，世界性的民主化大潮证明，推动野蛮社会向文明社会的和平转型，争取新闻言论自由的民间运动，无疑是最有意义的突破口，也是最具操作性的民间维权活动。
近些年，尽管中共官方对言论的管制有时松时紧之别，但民间争取言论自由的努力却始终如一。而且，民间自发维权的经验证明，凡是取得某种差强人意结果的个案维权，首要的突破口就是争取知情权、言论权和新闻自由。
如果说，建立比较完善的人权救济制度，必须有舆论救济、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的结合，三者缺一不可的话，那么，事实证明，三者之中，言论和新闻的自由具有首要意义。凡是被媒体曝光的人权迫害案件，大都能得到行政的或司法的救济，而那些被完全封锁在黑箱中的人权迫害案件，就很难得到任何救济。
如果说，保障人权的制度化，需要事前防范和事后救济的不断完善，新闻和言论的自由，不仅本身就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具有确立人的自由和尊严的本体性价值，而且具有监督政府和保护人权的工具性价值：捍卫自由的最有力武器和舆论救济的最关键制度。新闻自由下的舆论监督，既可以起到事前防范的作用，新闻自由的存在，不仅对所有权力部门都具有舆论威慑作用，而且能把恶行曝光于初发之时，从而防止人权灾难的进一步扩大，起到舆论救济作用，比如，把长期封锁于黑箱中的人权恶行曝光，可以激活其他救济手段对受害人提供急需的救济。
也就是说，无论在何种制度下，凡是能够得到救济的人权案，舆论救济皆是最先发力的先锋。因为，只有媒体曝光才能形成社会舆论，只有强大舆论的形成才能引起道义关注，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也才有可能随之启动。这种人权救济的顺序和实效，不仅在自由国家如此（如美军虐囚案），即便在言论管制依旧的后极权大陆，民间舆论和开明媒体也能起到一定的舆论救济作用，特别是难以繁琐的互联网民间舆论和某些比较开明媒体的曝光，也能对一些引发国内外舆论广泛关注的人权案起到一定的救济作用。其通常过程是：
媒体曝光－形成舆论－行政关注－社会舆论持续加强－高官批示－行政的或司法的解决
近两年，大陆发生的孙志刚案、孙大午案、刘荻案、杜导斌案、南都案等人权迫害，之所以还能取得差强人意的结果，就在于国内外相互配合的强大压力的形成，而这种压力的形成及其力度的大小，皆与国内民间和国外舆论的关注力度成正比。正是通过媒体关注和互联网传播，才能引起当局的行政关注和高官的干预，逼迫当局对镇压的政治成本进行计算。一些发生在边缘地区的大规模官民冲突，之所以得到了胡温的高度关注，并做出了相对温和的解决，没有互联网的曝光和境外媒体的强大舆论压力，是难以想象的。
即便从中共当局强调的“稳定论”的角度讲，新闻及言论自由也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任何社会都免不了利益冲突和价值歧义，在无言论自由的社会，解决冲突和分歧的主要办法是暴力决胜负，必将引发大规模动乱甚至内战；而在有言论自由的社会，冲突和分歧大都能得到和平理性的解决，只要诉诸于自由辩论和舆论维权，再激烈的利益冲突和再大观点分歧，也不会威胁到社会稳定。
因为，言论自由，不仅为民间舆论及其维权提供了合法的释放空间，也为官方提供了了解民意与理性回应的机会，从而把官民分歧的解决纳入和平理性的法治轨道。比如，去年发生在四川汉源的大规模官民冲突，如果汉源移民的诉求能够公开见诸于媒体，就能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也就能及早引起行政当局的注意，汉源事件很可能会得到类似“孙志刚案”的和平解决，而不至于演变为已经发生的官民之间的暴力冲突，既不会有十万民众冲击县政府，官方也就不必出动大量武警甚至正规军来平息事态。
在目前的中国，尽管相对于毛时代、甚至相对于90年代中期以前，以上人权个案的处理结果，开始显现出民间压力的作用正在不断增强，但离制度化的人权保障及其救济还相距甚远。民间维权的舆论救济还只是自发性的、体制外的、分散的、甚至随时可能被独裁政权定性为非法的，而只有中国变成新闻独立和言论自由的社会，舆论救济才会由体制外行为上升为稳定的救济制度，对人权迫害的事前防范和监督与事后的救济和惩罚，才不会局限于极为偶然的个案解决，而变成新闻媒体和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也使保障人权变成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必须履行的法定责任。
所以，推动大陆的新闻开放和言论自由，实乃民间维权的首要目标。
2005年5月3日于北京家中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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