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下中国的分裂，人们多注重经济方面，诸如贫富两极分化、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巨大不平衡、经济高速与环境恶化的失衡，然而，在我看来，经济失衡的愈演愈烈和分配不均的日益扩大，其主要根源，决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即源于政治权利分配的极端不公正和独裁政权固守的跛足改革模式。
事实上，中国的分裂，不光是经济上的而是全方位的。既有经济的开放发展与政治的封闭停滞之间的分裂，也有社会的日趋多元化与政权一元化之间的分裂；既有官权与民权的严重失衡的分裂，也有物质消费高涨与精神道德堕落的分裂。
在这个分裂的中国，国人生存方式陷于犬儒化分裂——普遍的言行背离。这种分裂，既来自政治高压造成的普遍恐惧，也来自谎言治国造成的诚信泯灭，特别是中共的言行背离的执政方式的示范。
不可否认，在今日中国，毛泽东的极权时代毕竟已经过去，中国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使整体的官权社会走向瓦解，利益主体的分化和价值观念的歧途推动着社会的多元化，僵硬的一元化政治体制正在被日益多元的社会所蚕食。换言之，在后极权时代的中国，毛时代的整体官权社会已经不复存在，社会已经发生了走向多元化的巨大变化，官权无法完全操控整个社会。不断成长的民间资本蚕食着政权的经济基础，日益分化的价值观念挑战着政权的意识形态，持续扩张的民间维权对蛮横官权施加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不断增长的民间勇气使政治恐怖的效力日益萎缩。
面对日趋多元的社会和不断扩张的民间，官权的暴力镇压和意识形态劝诱的效力都在急速下降，穷于应对民间挑战和国际压力的中共现政权，也就不能不对自身的意识形态和执政方式作出灵活的调整，柔性的利益收买便成为代替暴力镇压和意识形态劝诱的主要手段。
对外开放使封闭的中国迎来外面的大千世界，中国输入的不仅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和商业化的大众文化，还有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和制度竞争的压力。即便官方执意拒绝西方的政治价值及其制度安排，但中国的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使中共政权对西方的市场、资金和技术依赖日深，加上苏东极权体制解体后的国际大势，也逼迫中共政要不得不在修辞上尽量表现出开明的政治姿态。
所以，在全方位分裂的中国，现政权的表面言词和实际行动之间，也出现了醒目的分裂。特别是在民主、政改、人权等问题上，中共高官的漂亮言词与中共专政机关的龌龊行为之间，甚至分裂到毫无共同之处的程度。
胡温上台以来，在内政上，屡言宪法权威和“新三民主义”的亲民路线，标榜“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关注两极分化和社会公正，加大农业投入和减免农业税。在外交上，胡锦涛等政要访问西方国家时，无论是会谈还是发表演讲，大都肯定了民主的普世价值，也承诺要在中国推动渐进政改；在人权问题上与西方国家展开定期对话，并派出官员赴西方考察和接受培训。胡温主导的第四次修宪，首次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这在中共掌权54年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标志着中共在根本大法的层次上对普世价值的正式承认。
然而，人权入宪后的中国，仍然继续着有宪法而无宪政的分裂；现实中的人权状况，非但没有得到多少改善，反而呈现出不断恶化之势，除了江泽民时代遗留的镇压法轮功和“新青年学会案”、“姚福信萧云良工潮案”、“黄琦案”等人权迫害之外，中共十六大以来，又有“刘荻案”（同案还有姜力钧、李毅兵、蔡陆军、罗长福）、罗永忠案、欧阳懿案、何德普案、赵常青案、杜导斌案、颜均案、张林案、师涛案、李建峰八人反革命集团案等文字狱；还有农民企业家孙大午案、新闻界的著名南都案，境外异见人士杨建利案、王炳章案。而且，出现了以前少见的迫害维权律师的案件，如郑恩宠、郭国汀案、李柏光案和朱久虎案；同时，警方短期拘留天安们母亲和异见人士的案件也频繁发生，赴京上访者更遭到大规模的驱赶和抓捕。
与此同时，现政权在政治上急遽向左转，在党内开展旨在凝聚政治效忠的“保先运动”，在意识形态上提倡学习极权国古巴和朝鲜。官方打压民间和控制言论的底线，也在向左转的气氛下大幅度向前推进，从批判“新自由主义”推进到批判中亚地区的“颜色革命”，从严控异见人士推进到围剿自由知识界及公共知识分，从制造文字狱推进到打压维权律师，从“镇压法轮功”推进到打压底层维权和上访请愿，从严控传统媒体推进到集中整肃互联网，从防止组织化民运推进到打压网络议政活动，从取缔社会上的民间网站推进到整肃校园BBS，网络作家纷纷遭遇新一轮文字狱。特别是六四时期和紫阳先生去世时期，不仅严控和镇压的力度在加强，而且其范围也在逐渐扩大，许多以前不是“敏感人士”的人也被纳入严控范围。
最近，中共信息产业部又针对互联网出台新规定，要求所有的民间网站和个人的博克网页必须全面登记个人情况，为网页负责。根据规定，所有博克网页和网站必须在6月30日前备案登记。这个新的整肃措施，很有些要将民间网站赶尽杀绝的凶狠。
所以，截至2005年6月，胡温上台还不到三年，其统治就呈现出最为荒诞的悖论：响彻海内外的“胡温新政”和充满肃杀之气的“政治严控”之间的醒目对比。如此言行不一的政府行为，固然是一块独裁罪恶的遮羞布，掩饰真相便意味着积累仇恨和拒绝社会和解，因为中共制造的人权灾难，不仅罄竹难书，且至今仍然每天都在发生，大有独裁崩溃前的歇斯底里之态。
然而，如果将这种表面伪善和内在邪恶、表面理性和内在歇斯底里作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来看，并把它与中共镇压异见的残暴性降低、逐步接受主流文明的话语，把它与官员们及全社会的违心效忠结合起来，人们对中国的前途就有理由感到乐观。因为，在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的历史潮流的压力下，官权的不得不伪善，是民权升值和官权贬值的标志，是中共在国内民间和国际主流国家的压力下所作出的让步，尽管对于中共现政权来说，这种让步颇为无奈且大都停留在表面的姿态上，但独裁政权向自由价值、官权向民间维权的表面让步，肯定透露出中国走向主流文明的一线曙光，尽管这曙光还很微弱，却终将化为满天彩霞。
这种局面的形成，正是无数仁人志士的长期争取和所付代价的累积的结果，也是民间人权意识的觉醒和国际主流社会的双重施压的综合结果。
从人类政治文明渐进演化的历史看，统治阶层的不得不“伪善”，正是走向“善政”的开端。中共寡头式独裁统治，其民主、人权、宪法等漂亮说辞，固然是一种伪善，但这伪善与极权时代撕破脸皮的赤裸裸暴力作恶相比，也该算是一种进步。比如，与纳粹主义的赤裸裸的种族灭绝相比，也与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卡斯特罗、金正日等共产极权的赤裸裸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和阶级灭绝的实际暴行相比，现在的中共独裁更需要用谎言来掩饰暴行，而不是赤裸裸且理直气壮地公开张扬；现政权只要求社会的表面拥戴，而不奢望人们发自内心的效忠；恰好说明了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的失去民心，说明了现政权本身的内在虚弱和极端恐惧，说明了它还具有起码的执政理智，还知道国内民意和国际大势，知道自己的道义劣势，知道六四屠杀是见不得人的犯罪，还要与西方国家搞人权对话，在西方议会的演讲中承认民主的普世价值，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独裁之耻”，而不是像绝对极权者那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毛泽东敢于公开宣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我们就是要独裁”，而改革以来，不要说江泽民和胡锦涛不敢如此狂妄，就连在内部讲话中宣称“杀掉20万，保20年太平”的邓小平，也决不敢明目张胆地尽露狰狞，而是要说些老百姓和国际主流社会听起来顺耳的话。
在中共不得不伪善的国情下，只要民间坚持维权，国际主流社会坚持施压，那么，针对个案的每一次社会动员皆是对独裁者的施压，压力的逐渐累积和日益加大，施加于作恶者的道义压力也就越来越强，其为恶的规模和强度就会逐渐缩小和减弱，直到来自国内外、党内外的压力达到某一临界点，民权的曙光就将化为自由的太阳。
2005年6月16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2005.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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