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莫少平律师的依法努力，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公开审理张林案。莫律师也接到法院的通知，开庭时间是6月21日上午8点半。而在此前，蚌埠市公安机关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剥夺了张林会见律师等权利。但经法院审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此案涉及“国家秘密”，应当公开审理，实际上，这也是对公安机关的作法的否定。但这是否标志着张林案出现了些许转机，还要用宣判的结果来验证。
尽管，我和莫律师一样，认定张林无罪，逮捕并起诉张林是野蛮的政治迫害，是两千年文字狱传统的当代延续。但是，在中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以往的判例告诉我们，无论最终的宣判结果如何，张林都不可能被无罪释放。因为如果宣判张林无罪，那就证明蚌埠市公安机关错了。别说张林了，就是被免于起诉的刘荻，官方也不会承认抓错了。
退而求其次，希望张林能像杜导斌那样获得半吊子自由，但谁也不能保证张林案能够循杜导斌案模式来宣判，但我仍然蚌对埠市中级人民法院抱有善意的期待。因为，如果张林案真能循杜导斌模式，即便是个案，也是又一次小小的多赢：1，张林本人能够走出监狱，他的家人起码可以免于过渡的担忧。2，多少证明了国内民意和国际舆论的综合压力的效果。3，近来因政治收紧而受损的政府形象，多少也能得到某种程度的改善。4，从中国司法进步的角度讲，张林案就将是继刘荻案、杜导斌案、程益中案之后的又一次个案累积，这种累积有利于司法制度渐进改良，也有利于结束文字狱传统。
所以，张林案能否取得差强人意的良性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外声援力度的大小，取决于法院和主审法官是否具有捍卫“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的诚意。
在道义上，对张林案的关注，就是对文字狱的抗议，也是在参与争取言论自由的事业，以便让更多的人来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
在司法上，对张林案的关注，是在提醒人们关注中国有宪法而无宪政的现状，关注宪法上的“言论自由”和刑法上的“煽动颠覆罪”之间的悖论，即作为子法的刑法违背作为母法的宪法的问题，从而把对人权个案的关注上升为废除恶法的诉求。
对于有思维、能说话的人类来说，谁控制了人们的思想及其表达，谁就差不多控制了一切，谁就可以为所欲为地滥用权力。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就在于极权体制对人的思想及其表达的全面控制。毛式的全面控制，必须由官民合作来完成，统治者施以硬性镇压和柔性谎言，被统治者配合以盲目的愚忠和奴性的驯顺。没有被统治者的自觉配合，任何独裁者也不可能像毛泽东那样惟我独尊，中国人也不可能历经惨烈的人权灾难却仍然三呼万岁！
然而，要求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是人之为人的本能之一，由此催生出的反抗欲望在根本上是无法灭绝的，即便反抗者的肉体被监禁甚至被消灭，但他的精神将作为火种流传下来。所以，再严酷的暴力镇压，再巧妙的谎言灌输，其效力也只能维持一时，而不可能行之久远。一旦被统治者开始了人性觉醒，他们就不再愚昧，也就必然生发出不再甘于奴性的反抗勇气。先觉者的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和所付代价是火种，渐次点燃人们追求自由之火，民间反抗独裁的勇气将随着民意的普遍觉醒而提升，即便独裁的镇压和谎言依旧，但他们已经无法做到全面的操控。
“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会坚决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这一言论自由的黄金律，毛时代国人中没有几个人知道，肯于践行者更是凤毛麟角；而在今日中国，它越来越变成人们耳熟能详的自由箴言，敢于践行者也越来越多。同样，在严酷而愚昧的毛时代，以生命来践行自由的圣女林昭，她那大无畏的殉难精神和基督教的悲悯情怀，也得到了国人越来越多的尊敬。
言论自由，是现代文明公认的基本人权；争取言论自由，是颠覆独裁体制的突破口。在目前的中国，面对得不到制度性的司法救济、舆论救济和行政救济的频发人权案，为国人争取基本人权的事业，需要的不是悲观失望，更不是寻找借口逃避，而是坚定的道义担当和乐观的积极参与。
没有人喜欢监狱，但当独裁者把监狱强加在反抗者头上之时，我理解软弱的妥协者，敬佩坚强的抗争者。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文字狱的受害者，虽然身陷囹圄，但他们的不屈抗争和国内外的声援，既凸现了独裁制度的邪恶，又显示着自由终将战胜独裁的信心。
在此意义上，囚禁良知者的监狱是通向自由的第一道门槛。
在当今的国内外环境下，所有心向自由的中国人，我们暂时还无法改变僵硬的独裁体制，但我们却可以立足于民间来推动中国的新闻独立和言论自由，寄希望于自发的体制外的舆论救济。唯其如此，体制外的舆论救济才有可能上升为稳定的制度救济，对人权迫害的事前的防范和监督与事后的救济和惩罚，才不会仅仅局限于极为偶然的个案解决，而变成新闻媒体和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也变成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必须履行的法定责任。
张林三次入狱的经历和国内外对张林的声援，见证着中国民间的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反抗勇气的萌发。
今天，你为支持张林而发声，明天，你的言论自由才可能不被践踏！
2005年6月19日于北京家中
【大纪元】2005.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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