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十六周年时期，中共驻悉尼领事馆一等政治秘书陈用林先生，天津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官郝凤军先生，还有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共高级警官，向澳大利亚政府提出政治避难申请。接着，逃亡加拿大的原沈阳市司法局局长、三级警监韩广生，在经过三年零九个月的沉默后，最近也公开与中共体制决裂。
根据四位叛逃者的自白，他们选择与中共体制决裂的原因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1，两大罪恶的冲击。举世震惊的六四大屠杀的巨大冲击，动摇他们以往的信念，开始了对中共政权的怀疑甚至失望。换言之，六四后，推动中国民间权利意识觉醒的主要动力，既是青年学子反腐败、争民主的激情，更是穿透年轻生命的子弹刺刀，是碾过血肉之躯的坦克履带，是官方的死不认罪。
同时，四人都或深或浅、或长或短地参与了对法轮功镇压，但他们毕竟良知未泯，政治恐怖的残忍厚黑使他们厌恶，普通百姓的善良坚韧唤醒了他们的人性，使之产生负罪感。我想，四人必定经历过极为痛苦的内心挣扎，最终对自身参与其中的罪恶已经忍无可忍，才作出叛逃的选择。
2，人皆有恻隐之心。人性本身皆有向善的冲动，按照孟子的说法，人皆有恻隐之心。除非十足的恶棍（比如毛泽东、斯大林和希特勒等暴君），或除非陷于道德蒙昧之人（比如毛时代的国人），但十足的恶棍毕竟是极少数，人的愚昧也是暂时的。每个人的言行，多少都要受到恻隐之心的影响，参与罪恶的负罪感，也会不同程度地触动人的良心。
愚昧者的良知觉醒，既可能来自正面启蒙对人性的触动，更可能来自反面罪恶对人性的刺激，特别是在那些参与制造罪恶的人，当他们面对巨大的罪恶之时，负罪感会促使愚昧者的觉醒，觉醒的良知必然选择逃离罪恶。
在几位叛逃者的自我陈述中，他们都曾怀有“惩恶扬善”、“保卫百姓”、“维护稳定”的良好愿望，本想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除暴安良”的成绩，如若不是邓小平对八九运动的镇压、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过于残酷，恐怖政治的手段过于厚黑，即便他们在干脏活，大概也不会产生日甚一日的“我感到有罪”的负罪感，更不会有洗刷负罪感的道义冲动——放弃优厚的既得利益且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的冲动。正是他们亲历的残忍和厚黑，从反面唤醒了他们良心，使之作出叛逃的选择。
3，权力在官府而道义在民间的环境激励。在中共体制内，四人的具体职业及级别不同，但他们干的活却具有共性——与镇压法轮功和异见人士有关。这类职业，表面是“维护社会稳定”和“保卫国家安全”，而实际上是制造恐怖秩序和人权灾难的工具。在六四后的中国，政权合法性的急遽流失和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逐渐形成了权力在官府而道义在民间的社会格局，尽管中共迫害人权的恶劣本性没变，却没有毛泽东时代大肆声的底气，而主要采取秘密警察式的黑箱操作。政权的专政工具们，虽穿着正规的官服，干的却是见不得天日的勾当，理不正、气不壮，甚至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也多有执法违法之处。所以，“干脏活”的职业一直遭遇到国内外的道义压力，承受着这种压力的良知未泯之士将产生自我愧疚。在此意义上，四位叛逃者以切实行动响应了民意压力和自身良知的呼唤，完成了从罪恶的参与者到罪恶的揭露者的转变。
有人会说，四位叛逃者的动机绝非像他们自我表白的那样高尚，肯定还有难以出口的个人原因，但我以为，这类对私人动机的道德置疑，说明的恰恰是置疑者的心理阴暗。事实上，对于他们个人来说，选择叛逃是涉及到他们后半生的重大决定，绝非可以轻易做出，期间所经历的进退犹豫、利益权衡、风险评估、代价预期，甚至恐惧畏缩等等内心冲突，皆属人之常情。
就说当下国人最爱讲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吧。如果仅仅从既得利益的角度讲，留在体制内，他们可以享受特权及其利益优惠，而叛逃国外，显然是得不偿失的选择，从国内到国外，也是从体制内特权人士到毫无特权的打工仔，这种物质利益的巨大差别，甚至就是由高峰坠入深渊。在越来越惟利是图的当下中国，仅仅为了逃脱罪恶和奴役，就选择了放弃优厚的既得利益而投奔自由，还不足以证明四位叛逃者的良知未泯吗？
再说了，对自由的向往和对奴役的厌恶，是人性中最平实的本能欲求。所以，叛逃者大可不必自我高尚和自我感动，旁观者也不必夸张叛逃者的微言大义，难道为逃避奴役而投奔自由，为洗刷负罪感而追求阳光下的健康生活，还不足以构成他们叛逃的人性理由吗？
在此意义上，这四位曾经在中共体制内占有不错位置的人士，他们放弃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而选择叛逃的最大个人动机，不必是为正义、为祖国、为公益等高调理由，而仅仅出于最平实的人性本能追求，已经足够！
尽管，几位叛逃者的政治避难申请，不可能一帆风顺，甚至要经历反覆的磨难和漫长的等待，但我相信，只要假以时日，一个自由国家不可能将独裁国家的政治叛逃者遣返。
2005年7月5日于北京家中
【大纪元】2005.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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