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制度与极权制度尖锐对立的二十世纪，有一种醒目的悖论令人深思——西方的红色东方热和东方的黑色大逃亡。
一方面，生活在自由世界的西方左派们，曾经普遍地对东方共产极权抱有浪漫幻想，他们在西方先后掀起过“斯大林热”和“毛泽东热”，即便在极权暴君的罪恶已经被公之于世后，许多西方左派仍然顽固地为极权东方作辩护。
另一方面，生活在东方极权世界的人们，不堪忍受暴政及恐怖的生活，大量逃向西方自由世界，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逃亡潮，在每一次大规模人权灾难之后，都会伴有一次大规模的逃亡。
苏联极权帝国覆盖东方世界之时，斯大林时代也好，后斯大林时代也罢，大量苏联及东欧诸国的叛逃者流亡到自由世界，苏联独裁者还继承了沙俄时代的传统，强行放逐过许多党内外的持不同政见者——从红军创始人托洛斯基到著名作家索尔忍尼琴。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自动流亡和被迫流亡的人数远远少于前苏联，但也有林彪这样的钦定接班人企图叛逃，还有傅聪这样的艺术家叛逃西方；文革时期，更有大量普通百姓偷渡到港台。后毛时代的中国，随着国门的洞开，出现了屡禁不止的偷渡潮，许多底层百姓宁愿付出高昂的财产乃至生命代价，也要偷渡到美国等西方国家，中国偷渡者在英国多佛遭遇的惨案，不过是诸多此类惨案之一。同时，因政治原因而自愿叛逃者和被迫流亡者也不乏其人。
其他如胡志明时代的越南、波尔布特时代的柬埔寨、马克斯时代的菲律宾、军事独裁时代的南韩，两蒋时代的台湾、至今仍然是军人独裁的缅甸，皆有诸多的越南人、柬埔寨人、南韩人、缅甸人、菲律宾人、台湾人逃向香港和西方；在萨达姆当权的时代，将近30万伊拉克人流亡海外（分布在14个国家）；在最顽固的极权政权的古巴和北韩，叛逃者从未间断过、与日俱增，比如，朝鲜的“逃北者”已经是出现频率很高的通行词。
毫不奇怪，凡是独裁国家，统治者皆要进行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每一次大迫害都会造成大逃亡。中国人的大规模流亡、叛逃和滞留国外，始于举世震惊的六四大屠杀之后，可以说那是中共掌权史上的最大一次流亡潮，诸多体制内外的知名人士或自愿或被迫地流亡西方，因此滞留在西方各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其他人员高达数万人。江泽民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也使法轮功的创始人和许多信徒逃向西方。
六四十六周年之际，中共驻悉尼领事馆一等政治秘书陈用林先生，天津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官郝凤军先生，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共高级警官，三人向澳大利亚政府提出政治避难申请。接着，逃亡加拿大的原沈阳市司法局局长、三级警监韩广生，在经过三年零九个月的沉默后，最近也公开与中共体制决裂。现在，澳大利亚政府不顾中共外交部的反对和抗议，已经把永久性签证给了陈用林先生。
作为中共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最近出逃的四人的具体职业及级别不同，但他们选择背叛的原因则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皆与后毛时代的两大罪恶有关：远与六四大屠杀相关，近与镇压法轮功相关，甚至还与更早的文革有关，实质上是一党独裁逼走了他们。由此可见，人的良知觉醒，既可能来自正面启蒙对人性的触动，更可能来自反面罪恶对人性的刺激，特别是那些曾经参与制造罪恶的人，当他们面对巨大的罪恶之时，负罪感会唤醒他们的良知，使之选择逃离罪恶。
几位叛逃者的自我陈述也证明，正是他们亲历的残忍和厚黑，从反面唤醒了他们良心。如若不是邓小平对八九运动的镇压、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过于残酷，恐怖政治的手段过于厚黑，即便他们在干脏活，大概也不会产生日甚一日的“我感到有罪”的负罪感，更不会产生洗刷罪恶的道义冲动：宁愿放弃优厚的既得利益和甘冒巨大的政治风险，而作出叛逃的选择。
这让我想起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大清洗罪恶，当众多西方左派名流出面为斯大林隐恶或辩护时，许多苏联外交官却选择了背叛斯大林，他们或逃向西方或留在西方，公开谴责恐怖政治。
下面我就介绍三位叛逃的苏联高官，他们都是老布尔什维克，在苏联政府内的职位也不算低，可以说是既得利益者，如若不是斯大林统治的过于残忍，他们也断断不会选择背叛。
第一位名叫B.克利维茨基，是老布尔什维克，也是当时深得苏联政府信任的高官，他被派驻到国外专门负责办理苏联的军事订货。然而，1937年12月5日，这位身据重要位置的高官却写了一封公开信，公开谴责斯大林的恐怖政治。他把公开信寄给了法国社会党的事务委员会、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第四国际常务局，发表在欧洲报纸《最后消息》上。全文如下：
十八年来，我忠诚地为联共（布）和苏维埃政权服务，我深信自己也是为十月革命事业及整个工人阶级事业服务。我是1919年参加联共（布）的党员，多年来属于红军的最高指挥系统，后来是军事工业研究所的所长，近两年来在国外完成特殊任务，党和苏维埃机构的领导一直是信任我的。我曾荣获红旗勋章，而且荣获所谓的“荣誉钢刀”的称号。
近年来，我观察了苏联政府的政策使我越来越觉得忧心如焚。但是我用维护苏联合法利益的思想压倒了自己的这种担忧，我知道自己的工作是为我的政府服务，因此是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但以后发生的事情使我深信：斯大林政府的政策不仅越来越违背苏联的利益，而且也违背了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
在莫斯科审讯中，特别是在秘密审讯中，老布尔什维克的最优秀代表被作为间谍和“盖世太保”问罪了。
现在付诸消灭的人，他们不仅是一些老年人，而且他们是十月革命的一代人，以及其后的整代人，即一切在国内战争熔炉中，在饥饿和寒冷中建设苏维埃政权的一代优秀分子。斯大林甚至于冒了使红军没有了指挥的危险，他命令消灭最优秀的和最有才能的军事领导人：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乌波列维奇，加马尔尼克等。他象对付其他牺牲者一样诬陷他们是出卖祖国的人。实际上，正是斯大林的政策破坏了苏联的军事威力，它的国防力量，它的经济，它的科学成就和苏联建设的其它各个方面。
长期以来，我力图压制我内心的震惊、反感和忧虑，说服我自己，无论如何应该继续完成交给我的军事工作。我应该承认，我不得不以最大得毅力决定断绝同莫斯科得联系，并且留在国外。
在国外期间，我希望自己有可能促进几十万所谓“间谍”和“盖世太保暗探”的平反工作，因为他们在实际上是为工人阶级事业而奋斗的忠实战士。今天统治着国家制度的主宰正在对那些在列宁领导下建立了这苏维埃制度和在他逝世后继续巩固了这一制度的人们进行逮捕，枪杀，流放，消灭。
我知道（我已经掌握了确实证据），现在已经悬赏取我的首级了。我知道，格别乌为了使我能够沉默，将用尽一切手段暗杀我。在耶诺夫指挥下的，已经有几十个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人，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正在追捕我。作为一个革命战士，我认为我有责任将这些情况告诉国际工人舆论。
B.克利维茨基（瓦尔特）
1937年12月5日
第二位叛逃者名叫A.R巴尔明，原苏联驻希腊全权代表，他也是位老布尔什维克。他的公开信是紧跟着克利维茨基发表的，由《人权和公民权同盟》公之于世。由此可见，选择叛逃的勇气也需要勇者的示范和相互激励。
他在信中写道：
“在我拒绝继续为苏联政府工作之时，我认为有责任把以下事实转告你们，我从人道主义及人权出发，对日益增多的罪行表示强烈的抗议。”
“我为苏联政府工作了十九年，我参加联共（布）党已经十九年了，我一直为苏维埃制度奋斗着并且为工人的国家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力量。”
“……莫斯科的审讯使我感到震惊和恐惧。我不能同意对老的革命领导人判处死刑，尽管他们自己供认了，然而正是他们的这些交代使我的良心受到震动，使我心情十分沉重地产生了疑虑。”
“我对工人阶级及苏联人民的深厚感情，以及我曾深信领袖们是不可能有犯罪行为的信念，使我克制自己，和事实妥协了。我当时认为，我的克制是社会主义事业所需要的。但是近几个月来的事态使我的幻想破灭了。那些轰动一时的审讯原来却是为大规模的消灭联共（布）干部作准备，即消灭所有那些从事地下斗争，完成革命，进行国内战争和捍卫第一个工人阶级国家取得胜利的干部。今天给他们抹黑，把他们交给刽子手了！”
“……为了那些至少还活着的人们，我向社会舆论发出坚决而绝望的呼吁，我对那些在欧洲，亚洲及美国的，在自己的岗位上从事工作的朋友们，和我同样的命运每天都在威胁着他们，在他们面前也摆着一种选择：是回国去迎接死亡还是因拒绝回到祖国而冒险被格别乌在国外的暗探所暗杀，这些暗探不久前还在到处跟踪我。”
“对我来说留在岗位上为斯大林政府工作就是意味着失掉任何道德准则，就是对每天在我国犯下的反人民的罪行负有部分责任。这就意味着背叛自己终身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
第三位叛逃的外交官是原苏联著名作家、政论家兼资深外交官费·费·拉斯科尔尼克夫。他也是一位老革命、十月革命及内战期间的英雄。他除了写作之外，先后从事过党务、军队和职业外交官的工作。他1917年出任布尔什维克喀琅施塔德委员会主席，之后担任过海军副人民委员和波罗的海海军司令，再后来在爱沙尼亚、丹麦从事外交工作，大清洗时任苏联驻保加利亚大使。他也选择了以公开谈话的方式背叛斯大林体制。
他的公开叛逃与前两位有所区别。他早在苏共十七大时就因反对个人崇拜而上了斯大林的黑名单，1939年他在法国时，已经知道了自己被苏联政府秘密确定为“敌人”，遭到秘密警察的跟踪，随时可能被暗杀。他之所以决定打破沉默，发表公开信，一是为了自保，二是为了让西方了解真相。他先后写了两封公开信：《怎样把我变成人民的敌人的！》和《致斯大林的公开信》。在信中，他声明要维护自己和其他遭到迫害的老革命的声誉，揭露斯大林的专横暴虐和违法乱纪，谴责斯大林的大规模镇压，在希特勒已经启动了战争车轮的时候，他特别忧虑斯大林对最优秀的红军指挥员的清洗。他的公开信的措辞，较之前两位要激烈得多，质问斯大林的口气贯穿全篇。
他在信中说：
“斯大林，您开辟了一个在我们革命史中将被称之为”恐怖时代“的新阶段。在苏联没有一个人会感到自己是安全的。任何人当他上床睡觉时，他不知道他会不会夜间被逮捕。真是无一人能幸免。正确的人和犯了错误的人，十月革命的英雄和革命的敌人，老布尔什维克和非党员，集体农庄农民和外交全权代表，人民委员和工人，知识分子和苏联元帅——所有的人都在同样程度上遭到迫害。所有的人都在魔鬼般的血腥的旋转木马上转圈……您一开始，血腥地镇压了原托洛斯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后来转向消灭老布尔什维克，接着又杀害在内战时期成长的，那些肩负最初几个五年计划建设重担的党和非党的干部，而且还组织了对共青团的洗劫。……如果没有您的允许，任何人也不能钻到重要岗位上去。那么谁把那些所谓的”人民的敌人“安插在国家、军队、党和外交的重要岗位上去的呢？……是约瑟夫·斯大林！是谁把所谓的”暗害者“安排到苏维埃和党的机构的各个环节里去的呢？……是约瑟夫·斯大林！……
“您借助于肮脏的捏造排演了审判，这些审判按其荒谬程度超出了您在神学学校的教科书中就已知道的中世纪对魔鬼的审判。您自己很清楚，皮达科夫并没有坐飞机到奥斯陆去过，马·高尔基是自然死亡的，托洛斯基也没有干使火车出轨的破坏行为。您明明知道这都是谎言，可是您鼓励您的那些走狗——你们诬陷吧！你们诽谤吧！造谣中伤总会留下一点什么痕迹的。”
“您在列宁的灵前庄严地宣誓：实现他的遗嘱，要像保护眼珠一样维护党的团结。您是一个违背了誓言的罪人！您违背了列宁的遗嘱。您诬陷和枪决了列宁的许多战友，他们都是无罪的人，这是您非常了解的。在他们面对死亡时，您还强迫他们承认那些他们从来没有犯过的罪行，而且强迫他们从头到脚把自己抹得漆黑。”
“那么，现在十月革命的英雄们在哪里？……是您，斯大林，把他们逮捕了！……老布尔什维克都在哪里？……他们都已经不在人间了。是您，斯大林，枪杀了他们！您败坏和玷污了您的战友们的灵魂。您强迫那些和您一起走的人踏着昨天的同志和朋友血泊，满怀痛苦和厌恶之情往前走。在您领导之下写出来的假的党史中，您把那些被您害死、枪杀和受尽您的凌辱的人们的成就和功绩窃为己有。”
“在战争前夕，您毁灭掉了红军，它受到我国人民的爱戴，它是人民的骄傲，是我国威力的靠山。您使红军和红海军没有了领导。您把那些在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考验中培育出来的、以光荣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天才的统率们都消灭了。您把内战的英雄们消灭了。在巨大的战争威胁面前，您继续消灭红军的领导人，消灭红军的中级和下级指挥体系。勃柳赫尔元帅在哪里？叶哥罗夫元帅在哪里？……是您，斯大林，逮捕了他们！”
三位斯大林制度的背叛者，并没有背叛社会主义和列宁传统，而是以列宁遗产的捍卫者身份来反对斯大林，他们的背叛是为了捍卫苏维埃政权、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事业，也为了拯救那些身陷囹圄的战友和其他无辜受难者，可以称之为“忠诚的叛逃者。”而二战后的前共产极权世界的叛逃者，大都明确宣布了对共产极权体制的否定，六四后的中国叛逃者，从高官许家屯到外交官陈用林，也都表达了对中共独裁体制的否定。
然而，我们不能抛开特定的历史情景来轻言褒贬。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整个世界普遍左倾，就连西方的许多社会名流都陷于“斯大林热”而无法自拔。在此情况下，敢于公开背叛斯大林体制的人，决不是一种轻松的选择，起码需要人道主义精神和极大的道德勇气。他们不仅要为此舍弃高官厚禄，还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斯大林派往国外的秘密警察遍布西方，这些叛逃者随时可能被暗杀。（参见：《斯大林肃反秘史》和《克格勃全史》）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公开叛逃可以让世界了解极权政权的真相！
所以，即便我已经生活在苏联极权体制已经崩溃掉的二十一世纪，但当我面对上世纪三十年代苏联体制的“忠诚叛逃者”，我也没有丝毫优越感可言。恰恰相反，我在今天读这几封公开信时，叛逃者内心的挣扎、犹豫和恐惧，特别是那种冒着被暗杀的威胁也要背叛的勇气，仍然以真实的道义力量打动着我。而且我还相信，苏东极权帝国的瞬间崩溃，绝非偶然，而是无数良知者的前赴后继地付出代价的累计造成的，那些在三十年代就背叛了斯大林体制的人，应该被视为瓦解苏东极权帝国的先行者。
1944年4月4日，又一位叛逃者维克多。克拉夫钦科在华盛顿公开宣布脱离斯大林政府，向美国寻求政治庇护，时任苏联驻美国采购团副团长。他虽然不是老布尔什维克，但也出生于一个老革命家庭，他父亲在十月革命前就是布尔什维克，本人也于1929年加入了苏共，亲历了30年代农业集体化运动和大清洗。他的职业是工程师，二战中进入红军，由于专业出众，他被选入赴美国采购战争物资的代表团。
他的叛逃比前三位更为彻底，他不但对斯大林统治充满厌恶，而且对社会主义不再有任何怀恋，所以，他把自己用两年时间写的回忆录定名为《我选择了自由》。该书在1946年出版后成了当年的畅销书。他以自己亲历告诉世界：“苏联人民正在被独裁领袖和秘密警察严密控制着，难以把他们的意见和希望告诉世界，所以我要揭破一切，警告人们，不要在自欺欺人。”
1953年斯大林死后不久，一本名为《斯大林肃反秘闻》由美国《生活》杂志发表，署名为“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真名为列夫·费尔德宾——斯大林制度的又一位叛逃者。他曾参加过内战，指挥过敌后游击队，负责过反特工作；内战结束后，他被任命为最高法院副总检察长，参加过苏维埃第一部刑法典的制定；1934年进入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后更名为“内务人民委员部”）任经济局副主任，1936年升任该局外事局经济处处长并兼任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全权代表，负责外贸工作；同年9月被派往西班牙，担任西班牙共和国政府顾问，组织反间谍工作和发展敌后游击战。
1938年7 月，他从西班牙逃亡美国，携带了大量斯大林政权的秘密资料，包括肃反时期的绝密资料。但他因怕留在国内的母亲和岳母等亲人受牵连，并没有公开与斯大林决裂。他逃到加拿大后，曾专门写信给斯大林和秘密警察的头目雅叶诺夫，用承诺不公开决裂来换取亲人们的人身安全。他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秘密材料向斯大林发出警告：“如果你敢把恶气出在我母亲的身上，那我就将他的一切罪行公立于世。为了证明这不是拿空话来吓唬他，我特地拟了一份他的罪行的清单附在信后。”
就这样，他在美国的隐居一直到1953年2月才告结束，因为“我和妻子都断定母亲已不在人世，所以决定将这本书拿去发表。二月里，我开始与《生活》杂志社的一位编辑洽商，淮备发表某些章节。可就在商谈之时，斯大林死了。我十分扫兴，为何他不能再活一些时候，那样他就能看到自己的罪行被公之于世，就会认识到为自己隐瞒罪行的一切努力都已付诸东流。”
由于作者深知苏联秘密警察的内幕，在书中揭露了大量斯大林肃反的残酷内幕，其中的诸多涉及到具体的人和事的细节，尤为令人震动。该书一出版就引起巨大轰动，陆续被译为英文、德文、西班牙文等多种版本印行，成为西方研究苏联的学者所重视的史料之一。
他在该书的前言中讲述了自己的叛逃经历和之所以叛逃的理由，他说：“我不属于任何党派，写此书也不是为要达到任何狭隘的政治目的。我唯一的意图，是把斯大林的”肃反“秘史公诸于世。为此，我将再现这一大事件中一系列关键环节，没有了这些环节的披露，这场大悲剧，就将成为永世不解之谜。”
看来，对自由的向往和对奴役的厌恶，是人性中最平实的本能欲求。所以，叛逃者大可不必自我高尚和自我感动，旁观者也不必夸张叛逃者的微言大义，仅仅是为了逃避奴役和恐惧而投奔自由，或仅仅是为了洗刷负罪感而追求阳光生活，就足以构成人们逃脱独裁制度的最大人性理由。
2005年7月14日于北京家中
【人与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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