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广东省梅州市兴宁黄槐镇大兴煤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井下有123名工人被困，生还希望渺茫。
8月29日，官方救援人员已经放弃搜救幸存者努力，被困井下123人全部遇难。历时23天的救援工作，只找到六具遇难矿工尸体，其它死者尸骨无存。
每次大矿难发生，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都再次高度关注、发出指示，特大矿难要派联合调查组；当地政府的各级领导再次组织抢救、看望受难矿工家属和追查相关责任人。这两年，又多了一道领导干部“道歉秀”的风景。
从上到下的官员都信誓旦旦，要整顿煤矿，关停无证煤矿和私人小煤窑，加大安全投入和技术改造，尽量杜绝煤矿事故；此次中央官员还发出狠话：要让黑心矿主“倾家荡产”。
然而，无论高官们如何关注、如何三令五申、如何严惩责任人、如何愧疚和道歉，甚至每年几次全国性“安全生产大检查”，也无法减少中国的矿难，民间舆论把下井的矿工称为“预期死亡的人们”。
一边是最低廉的劳力从事最危险的职业，几乎每天都有黑暗中的矿难，矿难中的矿工死伤、亲人嚎哭和受难者家庭的绝望；一边是最有钱的煤老板经营最赚钱的行业，他们个个都是一夜暴富，买豪车，住豪宅，吃豪宴，雇保镖、买枪支，一脸阔气，一身狠气，……同一种黑金却划分出截然相反的两个世界。
在这种贫富两重天的背后，是比黑金和黑心更黑的制度。
首先，官方对生命的政策性蔑视：煤矿安全投入欠账过多（高达500多亿），长期沉迷于高能耗、粗放型的增长模式，政策性的补偿规定导致死亡赔偿标准过低，对暴利的贪婪和对政绩的追逐导致对矿难的麻木心态。
其次，制度性救济的匮乏：煤矿行业不允许成立独立工会，矿工也没有罢工、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不允许独立的新闻监督和独立的司法调查，矿主和衙门的官商勾结只能愈演愈烈。
其次，这一切政策性和制度性原因，总根子就是冷酷的党权至上和官权至尊的体制。一党独裁从来都是冷血的，从不在乎普通人的生命；只有冷血制度培养出来的官员，才会视经济发展、招商引资和政权稳定高于人的生命。
在当今世界上，为灾难中的死者下半旗致哀，已经变成国际通例，它标志着国家及其政权对生命的敬重和珍惜，也以此来彰显生命的宝贵、来提醒全社会对生命的珍视。而在中国，国旗是为高官们准备的，中共政权可以为某个领导人的死亡下半旗致哀，却从来没有为灾难中的死者下半旗致哀。按照中国国旗法规定，发生特别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志哀。但自1990年10月1日国旗法实施以来，中国屡屡发生百人以上的特大矿难，却没有一次下过半旗志哀。甚至，1994年12月新疆克拉玛依大火夺走了288名中小学生和37个成人的生命，2005年6月黑龙江牡丹江市沙兰镇洪灾夺走105个小学生和4个成人的生命，这个冷酷的政权仍然没有下半旗。中共政权可以为某个领导人下半旗致哀，却从来没有为灾难中的死者下半旗致哀。
对于频发的矿难，有关官员及其御用专家曾一再强调：国情的特殊决定了中国矿难频发的难以避免。他们振振有辞地论证到：通过对国外一些国家安全生产发展趋势的分析，经济发展水平和安全生产水平具有高度相关。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之间，生产事故基本是呈上升趋势；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之后，事故率才开始逐渐下降。所以，中国经济要到2020年才能达到人均GDP5000美元，也就是接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只有到那时，中国安全生产的水平才能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
那么，同样是不发达国家的印度，现在的人均GDP只有500美元，远低于中国的1000美元。按照中国官员的推算，印度的人均GDP只有中国的一半，印度的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应该比中国高出一倍以上，但事实上，印度的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0.42，仅为中国的十分之一。所以，中共官员用经济发展水平来为矿难高死亡率辩护，除了冷血，再无其它。
关于控制矿难的死亡率，有关官员居然说：矿难死亡率准备按照每年下降4.0%的幅度控制，已经是天大的政绩了！比如，2004年百万吨死亡率准备控制在3.8左右，比2003年的4.17下降0.37。按照这样的官方逻辑，起码在2020年前的十五年里，矿工们只能忍受每年3000多起矿难和四－六千人左右的死亡。
也就是说，只要还采煤，矿工就要继续每年数以几千计人数死下去。这是多么可怕的官权逻辑！
在中国，“一支独秀”的经济背后是矿难的“一支独秀”。
在黑金吃人的背后，是更黑的崇拜GDP和暴利的人心。
在黑金和黑心的背后，是更黑的蔑视生命的制度。
2005年9月2日于北京家中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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