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大错误：自由英法向极权德意的无原则妥协
从1920－1930年代，首先是俄国变成共产极权国家，接着是东西方的两个大国——德国和日本——走上法西斯极权与民族主义扩张之路，最后是西方自由国家的绥靖政策对共产极权和法西斯极权的纵容，使独裁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有了第一次大复辟。二战的发生就是狂热的独裁民族主义绑架民主的灾难。
从1871年－1914年期间，统一了的德国迎来了蒸蒸日上的经济繁荣，以至于帝国野心迅速膨胀，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德国的失败，使之在1918年—1925年陷于一蹶不振的状况，不仅是战败后被战胜国榨取赔款的耻辱，而且是割让领土的丧权：西边一些领土割让给法国，北边一些领土割让给丹麦，东边的更多领土割让波兰。到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时期，德国经济似乎陷于崩溃的境地。
这就是希特勒及其纳粹崛起的背景。
众所周知，法西斯运动发源于1920年代的意大利，但法西斯的极端化却由纳粹德国来完成。希特勒通过极端的种族煽动赢得了选举，德国的半吊子民主也由此被葬送。希特勒上台以后，在政治上，通过镇压国内反对派而清除掉所有政治对手，希特勒变成大权独揽的极权者；在经济上，德国经济大幅度回升，甚至出现了第二次振兴的繁荣局面；在文化上，日耳曼民族优越论大行其道，德国精神逐步纳粹化。这样，绝对极权和实力上升的合力，为极端民族主义的扩张政策准备了最好的条件，希特勒也就有了充分的资本。他以洗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之耻为号召，动员起整个德国的全部力量和精神癫狂，把德国逐步引向种族迫害和战争之路。
在日本，1912-1916年有所谓“大正民主化”时期，但民族主义势力压倒了民主主义，军人代替文官主导国家事务，使民主化进程被军人专权所葬送。日本人为扩张生存空间而发动侵略战争，也被畸形的民族优越感罩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军国主义理论甚嚣尘上，日本人自以为肩负起拯救亚洲、领导所有黄种人向白种人争独立争尊严的神圣使命，沉浸在自我陶醉的傲慢之中，甚至也不把欧美列强在亚洲的势力放在眼里，声言要建立一个北起西伯利亚南到大洋洲的大帝国。
截至1938年，世界上自由阵营和极权阵营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从1929年到1938年，西方三个自由国家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制造业能力从1929年的59%下降到1938年42%，四大极权国家苏联、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却从22%飙到38%，已经接近势均力敌的状态。同时，到1938年，德国的军备开支居然高出英法两国一倍以上。
（一）成全希特勒独霸欧洲的野心
1938年3月，德国吞并了奥地利。此举既是德国长期以来的民族主义目标，也重塑了德国一战失败后的战略地位，极大地提升德国的军事力量和国家威望。希特勒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然而，当时的世界各大国无法团结起来阻止希特勒发动战争。远在大洋另一边的美国，国内民意被“孤立主义”所主导，不愿意参与欧洲内部的纷争。在拿破仑战争中崛起为欧洲大国的俄罗斯，曾一度是维持欧洲均势的集体安全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但1917年十月革命使布尔什维克掌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就与德国握手言和，退出对德作战。此后的共产苏联迅速共产主义化，也就必然疏远西方，到斯大林掌握绝对权力之后，俄国不再是维护欧洲战略平衡的力量，而变成了资本主义西方之敌，斯大林最愿意看到的就是西方国家的内斗，西方的内斗越激烈，苏联越能从中渔利。
于是，能够遏制希特勒发动战争的唯一希望只剩下另外两个欧洲大国英国和法国。因为，英、法两国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也是不同于法西斯独裁的自由国家，无论就地缘政治而言，还是就制度竞争而言，英法两国都应该担负起维护欧洲集体安全的主要责任。
遗憾的是，当时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都是鼠目寸光的政客，两人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想以妥协换取自身的安全。两位政客以为，只要部分地满足希特勒对东欧小国的贪婪，就可以防止德国把战火烧到英法头上。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欧洲自由国家对法西斯极权国家的妥协，构成二战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实，当时的国际社会还是有机会遏制希特勒发动战争的。在欧洲，英国政府内的对德政策上有重大分歧，外交大臣艾登主张强硬，他看出希特勒的野心是统治世界，绝非有限的妥协所能满足；而首相张伯伦奉行绥靖，他相信希特勒只抱有极为有限的要求，可以通过和平协商予以满足。如果张伯伦能够听取艾登等具有外交阅历和远见的政治家的意见，而不是自以为是地作出与德国和解的“超级决断”，英国的灾难性对德政策就可能避免。同时，在慕尼黑会议之前，法国与捷克等东欧国家结成了遏制德国的战略同盟，如果法国能够坚守这一同盟，加上英、美对德国施加压力，希特勒未必就敢对整个欧洲全面开战。
在国际上，尽管美国国内的民意倾向于“孤立主义”，但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却是具有远见的政治家，他一直在暗中介入欧洲事务。早在1938年1月12日，罗斯福想邀请一些国家的代表来华盛顿共同探讨如何应对国际局势的恶化，为此，他发电报给伦敦征询意见。罗斯福在电报中暗示，如果英国支持他的计划，他就将向法、德、意诸大国提出同样的建议。当时，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正在法国访问，张伯伦在没有与外交大臣商量的情况下，就回电罗斯福建议推迟这一行动。张伯伦害怕罗斯福的行动会让英国与德、意达成一项协议的所有努力付之东流。显然，张伯伦的所谓协议就是后来的慕尼黑协议。
1938年9月29日，欧洲四大国领袖，英国张伯伦、法国达拉蒂、德国希特勒、意大利墨索里尼，在德国纳粹党发源地慕尼黑举行峰会，签订了出卖欧洲民主小国捷克给纳粹德国的《慕尼黑协议》。它推翻了一战后的“凡尔赛解决方案”，使德国变成无可争辩的东欧主宰者。根据该协议，捷克的三分之一以上领土（苏台德地区）划归了纳粹德国，而捷克政府代表竟因希特勒的反对而被拒绝进入会场，只能呆在会议厅附近的一个房间里，直至午夜后才被告知这一出卖捷克的决定，而且是“捷克政府无权做任何变更的最后决定”。
意味深长的是，出席慕尼黑会议的欧洲四大国的实力对比恰好旗鼓相当，两个自由大国与两个极权大国，“慕尼黑协议”正是自由大国向极权大国作出无原则妥协的产物。特别是法国曾经与捷克具有同盟关系，但在希特勒的威慑下，法－捷同盟形同虚设。这就等于四个欧洲大国合谋出卖了民主捷克。而被出卖的民主捷克却毫无发言权，只能在会场外等待即将到来的丧权辱国的命运。
当张伯伦从慕尼黑返回伦敦大肆吹嘘他为英国和欧洲“带回了我们时代的和平”之时，敏锐的丘吉尔却识破了希特勒的阴谋，他在1938年10月5日议会发言中指出：“慕尼黑协议不会如张伯伦所说减少欧洲紧张局势，现在所有东欧国家都将尽其所能与纳粹德国妥协。英国民主与纳粹强权之间不可能存在友谊，纳粹德国宣扬野蛮的种族观，从迫害中获得力量与乐趣，以残酷的暴力相威胁，这样的国家绝不可能成为民主制国家的朋友。”
邱吉尔基于自由与极权之间的制度差别所下的判断，显然是具有洞察力的真知灼见。
由于慕尼黑协议的签订，1939年3月15日，德军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开进捷克首都布拉格。随即德国政府发表公报称：“元首在帝国外长里宾特洛夫陪同下，应捷克的要求会见了捷克总统和外交部长，他们满怀信心地将捷克人民和国家的命运交付给德意志帝国元首。”在德国的“保护”下，捷克失去主权，民主制度被颠覆，武装被解除，大学被关闭，所有本国的文化遭到压制，无数人捷克人被捕入狱，更多的人被强制送往德国做劳工。
可以说，作为自由国家的英法两国对极权者兼战争狂希特勒的妥协，是极为自私、卑鄙和近视的国家行为。但恶有恶报，出卖必遭报复，曾经与捷克具有同盟关系的法国没有想到，当德国轻易地征服了东欧之后，就转向西欧的第一目标，大举入侵法国，而捷克自然变成了希特勒的帮凶。正如罗贝尔？库隆德在1938年12月所言：“由于命运的不可思议的颠倒，为了遏制德国的扩张所建立的堡垒捷克斯洛伐克，今天却成了德国用以突破东方大门的撞锤。”（转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1）》，【英】阿诺德·托因比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P464）。
（二）成全斯大林侵吞东欧领土的野心
英法的绥靖，不仅给希特勒提供了不战而胜的绝好机会，也给另一极权者斯大林提供了加入瓜分小国阴谋的机会。二战全面开始前，大国合谋瓜分小国的另一项交易，发生在两个极权国家之间——纳粹德国与共产苏联。可以说，在德国于1941年6月22日入侵苏联之前，斯大林一直是希特勒的帮凶和同谋，在对其它国家领土的野心和贪婪上，斯大林和希特勒并没有什么不同，两个极权者对世界霸权怀有同样的饥渴。
1939年8月23日，两大暴君签署了瓜分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夫条约》，有效期十年。该条约的“序言”居然声称：“基于加强和平事业的愿望，两国同意不使用武力或其它侵略行为进攻对方，两国同意通过友好协商调停事端。”条约的解释性条款规定：“一旦德国入侵波兰，苏联将占据在地图上划定的边界线以东地区。”而在划定边界时，斯大林要求把奥地利的切尔诺夫策给苏联，理由是：“乌克兰人要求这么做，那一带住的是乌克兰人”，“乌克兰人应该集中在一起居住！”最后得到了希特勒的同意。晚年莫洛托夫回忆道：“从来不曾属于俄国的切尔诺夫策，就这样划归我们了，现在仍在我们的管辖之下。”（见：《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苏】费·丘耶夫著，新华出版社1992年10月版P19）
1939年9月1日，德军从西面对波兰发动闪电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始；9月17日。苏军从东面长驱直入进攻波兰；两天后，苏联人与德国人会师在波兰。德国占领波兰的土地27000平方哩，所辖人口2200万；苏联占领区的人口约1300万，面积77000平方哩。就这样，欧洲最大国家之一的波兰遭到东西夹击，被法西斯德国和共产苏联瓜分了。
同时，苏联向芬兰提出了割让卡累利阿地区的领土要求，被芬兰拒绝。于是，苏联公然在1939年11月向芬兰发动进攻。鉴于苏联的侵略行径，国际联盟开除了苏联。尽管，在芬兰军民的顽强抵抗下，苏联的领土要求没能全部得逞，但最后还是割出佩萨莫和维堡港口等地区。
1940年6月14日，巴黎陷落的那天，苏联向立陶宛下了最后通牒；1940年6月18日，法国遭到全面失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邀请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来到他的办公室，为德国占领法国而举起香槟酒，他说：“代表苏联政府对德国武装力量的伟大成就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但是，两个签订友好条约的极权者却在心里打着对方的算盘。希特勒一开始西线战事，斯大林就马上在苏德边境部署了大量军队，人数和装备都远远超过希特勒用于进攻苏联的军事力量。斯大林在等待希特勒在西线陷入法、英泥潭，最好是双方打得不可开交、相持不下、两败俱伤。这样的话，苏联就可以借机在东线大举进军，把希特勒的势力一举赶出东欧，如果可能的话，甚至要直捣德国本土。但希特勒对法国的闪电胜利，让斯大林推迟了向德国不宣而战的计划，又把希望寄托在英国对希特勒的抵抗上。
斯大林之所以对希特勒入侵苏联没有心理准备，源于他的判断失误。据斯大林判断，德国不可能两线作战，只要拿不下英国，希特勒就没有能力分兵进攻苏联。然而，斯大林万万没想到，希特勒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狂人，在没有拿下英国的情况下，突然以同样的闪电战向苏联发起大规模进攻，于是，斯大林和希特勒的表面蜜月到1941年6月宣告结束，让斯大林想从“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狗咬狗战争”中渔利的希望化为泡影，他的幸灾乐祸被手足无措所代替，苏联这才被迫变成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国的一员！（参见《二战秘密档案》，【俄】鲍里斯·瓦季莫维奇·索科洛夫著，张凤贾梁豫译，王铭玉审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
同时，在苏德战争爆发前，斯大林又与另一个战争狂——日本军国主义者——相勾结，以出卖中国的利益来换取苏联的安全。由于俄国与日本为争夺在中国的利益，曾于20世纪初的交恶，惨烈的旅顺口之战以俄国失败而告终，日本势力从此介入中国的胶东半岛及东北。1931年紧邻苏联的中国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所以，斯大林一面担心在西线遭到德国进攻，一面害怕在东线遭到日本人的攻击，于是，他在西线与德国签约瓜分波兰，在东线用出卖中国利益来安抚日本，换取日本承认苏联操纵的蒙古独立。1941年4月13日，社会主义苏联与军国主义日本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协议关于中国的部分指出：“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这一条约签署后，斯大林非常得意，日本外相松岗洋右离莫斯科时，斯大林故意要列车迟开，亲自跑到车站以拥抱为松岗送行，斯大林对松岗说：“这样，日本可以安心南进了！”后来，在二战结束前夕的中苏谈判中，斯大林以出兵中国东北为要挟，逼迫蒋介石政权承认外蒙古脱离中国。
总之，如果不是西方自由国家对极权国家的绥靖，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许可以避免，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也不会大面积沦陷为苏联极权帝国的卫星国；好在，邱吉尔代替了张伯伦后的英国变成欧洲反法西斯的最后堡垒，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唤醒了自由美国的伟大力量，美英中苏结成同盟，终结了疯狂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二战留下最大遗憾，就是苏联共产极权借二战的胜利而扩张到整个东欧及亚洲的最大国家中国。
著名作家威廉·夏伊勒在1941年回忆道：“我目睹了欧洲民主国家如何先后一个个地动摇、瓦解了。它们的判断力受到了麻痹，信心和意志被摧毁，只好一步步撤退，丧失了立足之地，最后使纳粹的第三帝国成为欧洲大陆的军事主宰，将大陆上大部份不幸的人们变为它的奴隶。”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在回顾世界民主化的发展时指出：“慕尼黑协议”标志着民主国家对极权暴政的妥协，它不仅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且牺牲了欧洲的自由小国，从而导致第一波民主化退潮，把当时33个民主国家中的22个置于奴役之下。（参见：《第三波》，【美】亨廷顿著，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2005年10月10日于北京家中
【北京之春】2005.11.29总第15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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