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除夕，中共党魁胡锦涛发表新年贺词《建设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对内许诺“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对外强调“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
就在同一时刻，许多大陆手机都收到一则戏虐中共政治局九常委短信：“元旦之际祝你：运气像曾庆一样红，做人像吴官一样正，家庭像贾春一样旺，生活像温家一样饱，事业像小罗一样干，房室像李长第二春，打牌像锦涛一样胡！烦恼像邦国一样吴，情人像小菊一样黄。”
两种新年祝福代表了官民的两种表情，其中的巨大反差所凸现的正是后极权中国的特征，一个专拿板着脸的官权来调笑的时代，当权者的作秀和官场腐败成了最大的政治笑话素材库。无论中共高官如何作秀，也无法为中国提供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了。
一、从两部电视片谈起
在2006年的中国，引人注目的公共话题之一是两部政治倾向极为不同的电视专题片。一部是央视播出的《大国崛起》，另一部是中共高层授意拍摄的专题片《居安思危》。前者以西方大国的兴衰为主线，极力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探讨了大国崛起及其衰落的原因，意在为中国的崛起提供参照系；后者以苏联共产帝国的解体为主线，从头至尾全是意识形态说教，总结了苏联的衰落和解体的党内原因，意在为中共维持政权提供反面教训。
值得注意的是外界舆论对两部片子的背景和意图的猜测。
《大国崛起》是2003年11月24日中共政治局进行了第九次集体学习的产物，中共高层还为此下发文件，要求各级党政部门都要学习这段历史，并通过央视把大国崛起的议题由党内推向社会。有评论认为，该片宣扬的是独裁崛起之路，透露出胡温当局加强中央集权的意向；而更多的评论则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该片是胡温当局为准备启动政治改革而放出的试探气球。
无论外界如何评价该片，其主要策划群体大都来自体制内持有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开明学者，创作倾向与赵紫阳时代的《河殇》相似，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开明派的观点：中国崛起的正路，只能是融入世界主流文明。所以，该片才能多少跳出了以往的宣传模式，极力淡化意识形态色彩，转而采取一种相对客观中立的叙述，介绍了世界九大国的崛起，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历史知识。特别是对英国和美国进行了重点介绍，这可是两个对世界历史进程发生过主导性影响的民主国家；也对源于西方的自由贸易、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等现代化制度有所肯定。
也正因为如此，新老左派才会对《大国崛起》发出集体声讨，最激烈的指控是：“《河觞》煽动动乱，‘崛起’煽动政变”。（黎阳《岂有此理的“大国崛起”》；见“乌有之乡”网站）
八集电视专题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制作来自中共高层授意，是为胡锦涛的“保先运动”和“学古巴朝鲜”背书。意在告诫全党汲取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提高党员的警惕性和危机意识，以确保中共统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2006年6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该片的光碟。
《居安思危》从八个方面探讨的苏联解体的原因：一、苏共兴衰的历史轨迹；二、苏共的基本理论及指导方针；三、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四、苏共的党风；五、苏共的特权阶层；六、苏共的组织路线；七、苏共的领导集团；八、苏共对西方世界西化、分化战略的应对。所有解释都是为了凸现一个结论——胡锦涛同志指出：“苏联解体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从赫鲁晓夫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到戈尔巴乔夫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
“赫鲁晓夫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这句话是毛泽东说的，主要针对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以及二十大之后苏联的清算斯大林运动。该片对斯大林的评价也是毛泽东钦定的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功绩，与1980年代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一样。所以，从头至尾，该片充满了对斯大林的崇敬和对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仇恨。该片解说词还特别强调：“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享年74岁。毛泽东亲自到苏联驻华使馆吊唁，并失声痛哭。”
中共中央专门发文让各级党委组织党员观看此片。文件说：观看本片对于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增强党员干部居安思危的意识有着重要意义。
比较《大国崛起》和《居安思危》这两部大片，其主创人员、思想取向、拍摄方法以及解说词都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水火不容。
《大国崛起》由一批具有自由主义理念的学者和电视人操作，走的是八十年代赵紫阳智囊的路子，尽量淡化正统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借鉴、学习的开放态度看世界。最后也没有得出定于一尊的结论，而是采取多角度的开放式结尾。
《居安思危》由一批坚守中共正统教条的人操作，走的是胡锦涛“保先”路子，很符合在政治上学习朝鲜、古巴，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指向，得出定于一尊的霸道结论：绝不能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决不让中共党内出现赫鲁晓夫式和戈尔巴乔夫式的叛徒！
按照中共意识形态正统，《大国崛起》很有点离经叛道的意味，属于严重的“政治不正确”，正如激烈攻击该片的新左派所言：“《河觞》煽动动乱，‘崛起’煽动政变”；而《居安思危》完全是共产党正统一脉单传，每个字都符合“政治正确”。
然而，更有意味的对比在于，“政治很不正确”的《大国崛起》却在中共头号电视喉舌央视公开播映，意在诉诸大众，足够光明正大；而“政治很正确”的《居安思危》却只能制作成光盘，在党内播放，好像见不得阳光。正如胡锦涛敢于大张旗鼓地宣传“和谐社会”，却不敢在媒体上公开提倡学朝鲜古巴一样。
两部截然相反的大片的同时出现，既反映了中国社会日趋多元化的现状，也反映了中共高层执政思路的混乱——一种根本找不到未来方向的迷惑。这种迷惑，既源于现政权的政治理念与中国现实、世界大势的冲突，也源于中共本身的蜕变。
二、改革以来中共的意识形态焦虑
表面上看，中共至今仍然是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更是所剩无几的独裁党中的巨无霸。中共有7000多万党员，有渗透中国最基层的庞大组织系统，掌控着经济、政治、司法、媒体和文化的主要资源。1949年掌权以来，中共制造的罪恶可谓罄竹难书，即便是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共还犯下了六四大屠杀的罪恶。
但在实质上，今日中共政权已经失去毛泽东时代的强势，既没有毛时代党权包办全体人民的物质生活，也没有了毛时代的统一意识形态。经济改革导致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让党控一切的时代一去不返；随着私有化和市场化的发展，中共也由革命党变成利益党，党的整体利益裂变为大大小小的以权贵家族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对外开放带来价值观念的多元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已经基本破产，而现在的中共政权又无法找到替代品，只能乞灵于民族主义和不断变化的口号，意识形态的修正主义和执政方式的机会主义，已经变成寡头独裁的主要特征。也就是说，在经济多元和价值多元的合围中，僵化的专制体制已经漏洞百出，中共现政权陷于找不到价值方向的意识形态焦虑之中。
其实，中共意识形态的裂痕并非始于改革开放，而是始于毛泽东晚年，正是他本人的胡作非为毁灭了他的绝对权威。只要是独裁党，必定讲究大一统意识形态，毛泽东是制造大一统意识形态的高手。在野时期，通过延安整风清除了党内异见，把权力和思想都统一到毛泽东个人身上；执政时期，毛泽东通过一系列全民动员的政治运动清除党内外的异见，牢牢掌控着君师合一的绝对权威。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毛的过于翻云覆雨，先后废掉自己钦定的两位接班人，致使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出现裂痕，特别是1971年“9？13事件”之后，民间自发出现了质疑毛泽东及其文革的思潮，最后借助悼念周恩来而形成声势浩大的四五运动，毛泽东的权威和文革的正确性已经从根本上动摇。
从现实的执政层面，放开经济改革而堵死政治改革的悖论，导致弊端丛生、危机日深的跛足改革，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猫论”和“不争论”，使中共变得越来越右，大搞资本主义式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新老权贵家族纷纷下海大发其财，越来越多的党政官员变成了资本家，中共不得不改变正统意识形态，江泽民政权的“三个代表”应运而生，中共意识形态定义的敌人资本家可以入党。与此同时，为了适应越来越普遍的事实私有化，中共也逐渐改变了对私有财产的仇视，并于2007年通过了保护私有财产的《物权法》，在制度上为“万恶之源”的私有财产正名。可以说，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适应着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现实，既是“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加冕，也是中共意识形态的自我瓦解。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从改革开始就产生的意识形态焦虑，在六四后愈演愈烈。在八十年代，邓小平的猫论带来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思想解放与反自由化的悖论。九十年代前期，这种焦虑表现在邓小平提出的一系列口号中，稳定压倒一切、搁置姓资姓社的争论、发展是硬道理、韬光养晦的外交，由此形成“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悖论。九十年代后期，江泽民提出三讲、三个代表、大国外交、以德治国，但没有一个口号能够赢得党心民意的真正认同；到了胡锦涛政权时期，意识形态焦虑所导致的指导思想混乱日益加重。胡锦涛为了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居然在短短的五年时间内，先后提出过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八荣八耻、执政能力建设、新三民主义、党内民主、和平崛起……等口号。可以说，胡锦涛政权是口号专家，提出的口号之多，用泛滥成灾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因为，胡锦涛政权的危机感强于江泽民政权，意识形态焦虑的加重也是危机感的表现之一。
从中共党内看，其意识形态焦虑来自三方面的危机感：1，强人政治的结束，一言九鼎的时代一去不返，党内必然产生最高权威认同危机感；其次，六四带来的道义合法性急遽流失，而中共又无力重建合法性，遂使中共内部产生“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政权危机感；最后，由于跛足改革积累的深层危机愈演愈烈，而中共政权又拿不出化解危机的有效办法，致使中国的未来前景高度不确定，中共必然产生看不清自身未来的危机。归根结蒂，这些危机感说明中共重新定位的迷茫。
近年来，在中共高层官员讲话中，经常可以听到对党内思想混乱的警告，但搞乱中共意识形态的最大祸魁恰恰是党中央的声音。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出，由于旧意识形态崩溃而中共现政权又不肯接受自由民主的新价值，更由于中共想在市场经济、私有化和独裁政治之间寻找平衡点是一项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中共党魁和政治局的寡头们只能靠花样翻出的口号来探路，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中共再也无法维持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了，即便依靠硬性的封杀异见与舆论灌输和软性的道德说教与利益收买，也无法再把党心民意统一到党中央的口号上。所以，改革三十年来，中共各个时期口号才能如此变幻多端和前后矛盾。而在中共这种万花筒般的变化背后，正是意识形态的混乱；在这种混乱背后，正是找不到思想方向的焦虑。
自胡温上台以来，一直在寻找化解意识形态焦虑和缓解社会危机的方式，但是由于胡温的观念局限、权力弱势和既得利益等羁绊，使之无法接受现代政治文明的价值和制度，加之两极分化、腐败横行和公正奇缺导致民怨鼎沸，推动胡锦涛到毛泽东的遗产中寻找思想资源。所以，胡锦涛刚刚上台的前两年，他表现出强烈的回归原教旨毛主义的冲动，用祭拜革命圣地的象征性动作来宣示自己的是毛泽东的传人，用讨好新老毛派的方式来用发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运动来重建党内统一，甚至在内部讲话中号召官员们在政治上学习古巴朝鲜。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原教旨毛主义早已被中国唾弃，党内外的新老左派也至多是回光返照。邓小平开创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统治哲学，以务实灵活的态度来应对各种挑战，已经让中共变成了一个精于成本计算的利益党，不可能再回归到类似朝鲜和古巴那样的僵化统治。
虽然胡锦涛在价值观上更认同毛式的中共正统，也曾想通过“保先”、“学朝鲜古巴”、“八荣八耻”来贯彻其正统理念，以确保中共政权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但当下中国的现实却不断地对胡锦涛说“不”。也就是说，当国门已经打开将近三十年之后，绝大多数中国人绝不允许回到毛泽东时代，先富起来的权贵们不允许，老百姓不允许，大多数党员不允许，拿到国家民航总局大订单的胡锦涛之子胡海峰也不会情愿。即便是那些高举毛泽东旗帜的新老左派们，也就是靠喊口号来争取道义资源，而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已经有了私车私房的著名新左派也决不会放弃现在的富裕生活。所以，中共党内很难出现戈尔巴乔夫，但也很难出现金正日。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普世潮流，更面对国内经济的难以逆转的市场化和私有化，面对日益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和价值观念，面对主流民意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认同，不甘心顺应大势所趋、民心所向的胡锦涛政权，也就只能在找不到方向的歧路口长期徘徊。
2007年8月17日于北京家中
【争鸣】2007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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