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看望王元化先生/2006年11月2日
我最为悲伤的，不是先生肉体的离去，而是先生带走本该留下的精神遗产，让内心的大彻大悟与先生身体一起火化了，变成一缕淡淡的青烟，随风飘散！
去年10月28日，包遵信先生去世。今年4月24日，贾植芳先生在上海病逝。本想写篇悼念文字，题目就叫《老顽童贾植芳》，但文章刚开了个头，就因其它事情搁下了。没想到，5月9日又传来王元化先生去世的噩耗，马上想起最后一次见到先生，是2006年11月2日去上海，后面还有两辆警车跟踪，但我还是与沙叶新、钱文忠一起看望了病榻上的先生。
人老了，总有撑不住的一天，对于那些体力日衰、疾病缠身的老人，死亡不啻为最好的解脱。元化先生88岁，已经活到尽天年的岁数，平静地撒手人寰，本不足哀。中国有“红白喜事”的传统，结婚是“红喜”，寿终正寝是“白喜”。两千多年前，看透生死的庄子，为妻子之死“击缶而歌”。
但，元化先生这代知识人遭逢中国最剧烈变化的一个世纪。在1949年后中国特定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中，他们对毛泽东的热心追随与历尽磨难后的幡然醒悟，其太过坎坷的命运和不俗的思维能力，本该留下更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思想遗产。遗憾的是，他们对历史的反思还未完成，对现实的焦虑并未释然，对未来的期望仍然遥遥无期，故而，对元化先生的去世，我还是不胜唏嘘！何况，我本人与元化先生还有过二十年的交往。
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任
最早知道元化先生，是读大学本科时。因喜欢老诗人牛汉先生，看了点儿“胡风案”的资料，记住了北京的胡风分子路翎、绿原、谢韬、徐放、刘雪苇、杜谷等人，上海的胡风分子王元化、贾植芳、何满子、彭柏山、张中晓、耿庸等人。吉林大学本科毕业，进北师大读文艺学硕士，我的论文是中国古典美学，必须细读中国古代文论，刘勰的《文心雕龙》又是古文论的重中之重，需反复读原著、注释和相关文献，由此细读了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也了解到这本书是先生劫后余生的果实。掩卷之余，既有收获，也有感悟。
由学术上的神交到师生间的面谈，中间大约有六年。第一次见到元化先生，是20年前的1988年，请元化先生出任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任。当初，本来抱着试试的态度去请，没想到先生爽快地答应了。当时，反自由化运动的余波还在荡漾，教委主任何东昌对我读博士颇为不悦，开始还不同意我进行论文答辩。在我的导师和北师大校方的力争下，教委勉强同意答辩，但要审查聘请的答辩委员会成员。
按当时的规定，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组成只需要六位教授，最初聘请的除了元化先生之外，还请了人大教授蒋培坤先生、四川师院教授高尔泰先生，《中国》月刊主编牛汉先生、复旦教授蒋孔阳先生、北大教授谢冕先生。但教委认为这些教授大都是自由化分子，要求必须增加四个他们认为“坚持马列”的教授，于是答辩委员会增加了北师大教授张紫晨、社科院研究员吴元迈、华东师大教授张德林和人大教授郑国诠。后来，因蒋孔阳先生骨折，只能送来论文的审阅意见而无法前来参加答辩，所以我论文答辩时，参加答辩的委员仅为九人。
即便在答辩委员会掺了沙子，教委还是不放心，答辩当天专门派来两人“旁听”，着实让我的导师捏了一把汗。但有元化先生的坐镇，有前六位委员提交同意授予博士学位的审议书，后加入的几位教授和教委派来的两个人，在讨论时都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我的论文便顺利通过。
创办《新启蒙》和《学术集林》
论文答辩结束后，我陪着元化先生拜访了王若水等几位老友。期间，也有师生两人相处的机会，可以听元化先生无拘无束的谈天。回上海前夕，先生向我谈起他正在筹办的《新启蒙》论丛，每册集中讨论一个主题，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先生说，最初他为这个杂志起的名字是《时与潮》，后来接受了“小老包”（包遵信）的意见，改为《新启蒙》。先生向我约稿，我自然不敢怠慢，很快写出了《形而上学与中国文化》寄给先生，发表于1988年10月出版的《新启蒙》创刊号。当时，“反自由化”运动的余波未消，中宣部由极左派把持，但元化先生在为创刊号写的”编后”却颇有气节：”理论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诚，不屈服于权势，不媚时阿世，这里发表的文章不一定有怎样高的水平，但我们力求学得认真，有心得，有创见，有新境界的开拓和探索，坚决屏弃一切空话、假话、大话，我们在探索过程中也会出现错误，但这是出于能力有限，而不是出于学术探讨以外的动机，或违反自己的学术良心。“
1989年2月《新启蒙》第三册出版，为了扩大影响，元化先生来北京参加《新启蒙》论丛的发行会，地点在“都乐书屋”。当时，我在美国，无缘参加，但后来听包遵信先生说起过此次会议，因为包先生是这次会议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与会者大都是颇有名望的知识人，而且大都是在前不久的“反自由化”运动中受到整肃的“自由化分子”。所以，会议引起外国驻京媒体关注，也必然引起党国衙门的关注。会场内有不少外国记者，会场外有不少便衣警察。会议进行期间，方励之先生来了。他作为被邓小平点名的头号“自由化分子”，马上成为会议中心。他的发言主要谈到写给邓小平的要求释放魏京生的公开信，希望知识界把争取人权作为主要的斗争目标。
因为出席会议的大都是知识界的敏感人物，加之香港媒体纷纷报道此次会议，甚至有媒体用了“反对党的先声”的标题，还把与《新启蒙》的创办完全无关的方励之说成是《新启蒙》的创办人，这也就必然引起中共意识形态衙门和安全机构的高度警戒。老左王忍之主政的中宣部借机发难，把这次会议上纲为“新启蒙运动”，说什么“五四启蒙运动产生了共产党，‘新启蒙运动’就是要建立反对党！”
就这样，《新启蒙》上了官权的黑名单，湖南教育出版社受到压力，虽经元化先生出面斡旋，论丛总算没有被封杀，但紧接着的八九运动和六四大屠杀，只出了四册的《新启蒙》的末日随之降临。《人民日报》1989年7月26日刊出《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该报告在讲到引发“动乱”的原因时，特别提到了“新启蒙沙龙活动”（《新启蒙》发行会），将其作为“动乱”源之一。之后，上海媒体也公开发文提到1988年末《新启蒙》在上海华东师大召开的”新启蒙与现代化”研讨会，把这次会议定性为“上海动乱”的起点。中共意识形态主管胡乔木还专程前往上海，想整肃主编王元化，后因上海方面的抵制而未果。湖南教育出版社的负责人也被撤职。与此同时，极左文人程代熙和李希凡对《新启蒙》展开上纲上线的大批判，把《新启蒙》定为“具有机关刊性质”的刊物。
《新启蒙》的夭折，让元化先生不得不沉寂一段时间，但他很快重新振作，创办了《学术集林》，从1994年10月创刊持续到1998年11月，共十五卷。
六四后，大陆知识界出现反激进主义的保守主义思潮，王元化在1993年发表长文《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也对现代思想史的激进主义进行了反思。但他的反思与李泽厚等人的反思不同。他不同意李泽厚1994年提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他认为，学术与思想并非有你无我，而是相辅相成。“思想可以提高学术，学术也可以充实思想。它们之间没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那种势不两立的关系”。由此，元化先生提出了“多一些有学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学术”，在知识界颇受好评。
反激进主义思潮，虽然其中也有言之成理的一面，但李泽厚等人的“告别革命”有矫枉过正的倾向，把近现代世界史上的所有革命运动——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一勺烩，统统归入必须加以反对的激进主义之列。且不说这样的反思有过于简单化之嫌，仅就当时大恐怖背景下知识界的普遍失语状况而言，反激进主义说辞肯定有“犬儒主义”的一面。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言“后期极权社会最高的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谎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每个人都有东西可以失去，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恐惧。”
元化先生也加入这场论战，写出了为“五四精神”辩护的长文《关于五四的思考》。元化先生认为：五四精神要继承，但五四的一些缺陷，如意图伦理、功利主义、激进情绪、庸俗进化、民粹主义等，不应该继承。在他看来，五四最大的思想成就是“人的觉醒”，这觉醒所造就的“五四精神”，不仅仅是“民主与科学”，还有“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五四的反传统绝非是简单粗暴的全盘反传统，对传统的态度也并非全然激进，而是具有丰富性和复杂性。五四一代都是学贯中西之人，他们在号召砸碎作为皇权意识形态代表的“孔家店”的同时，也对皇权时代非主流传统进行挖掘，特别是他们用新方法来整理与研究国故，对中国传统的现代化转型作出了巨大贡献。比如，胡适作为五四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的开拓性贡献，不仅仅是提倡“白话文”的文学革命，更重要是他以现代方法来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哲学。
如果说，《新启蒙》时期的元化先生代表着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潮，那么《学术集林》时期的元化先生开辟了九十年代反思思潮的另一洞天。
幸福的童年与半世纪的苦恋
先生的一生，可谓“幸福的童年”，“革命的青年”、“美满的姻缘”、“厄运的中年”、“学术的壮年”和“公共的晚年”。聊天时，我本想多听听先生1949年后的遭遇与感受，但在先生的漫谈中，谈的最少的是成年后的经历，包括厄运的突降以及二十多年的屈辱生活，也包括文革结束后的上海市宣传部部长的经历。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看到元化先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谈到当年身陷胡风案时的感受。他说：“我的内心发生了大震荡。过去长期养成的被我信奉为美好以至神圣的东西，转瞬之间被轰毁了。我感到恐惧，整个心灵为之震颤不已。我好像被抛弃在无际的荒野中，感到惶惶不安。”
元化先生谈的最多的是清华园里那段“幸福的童年”。他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又幸运地在清华园中渡过了童年。慈爱、开明、博学的父母和宁静、典雅、自由的清华园，是元化先生最美好的记忆，以至于到了晚年，他还要把自己在上海的书房命名为“沪上清园”。1921年，元化的父亲王芳荃受聘到清华大学教英文，未满周岁的元化便随父母来到清华园南院12号，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大师为邻。这里的自由气息很适合发挥孩子那无拘无束的天性，这里的学术格调对孩子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童年元化对清华诸大师最深的记忆，不是他们渊博的学识，而是王国维脑后的小辫子。孩提时追在大师身后高喊“王小辫”的开心，积淀成对大师的人格与学问的敬仰。
但我仍然认为，1955年的大劫难是元化先生的转折点。在反胡风运动前奏时期的1954年，王元化还是上海批判胡适、胡风学术思想领导小组的成员，但1955年5月13日“关于胡风的第一批材料”发表后，风云突变，王元化被宣布隔离审查，陷于孤独隔绝之中。不间断的审问和写不完交代，冰冷的四壁、审问者的凶狠和看守的轻蔑，让元化先生曾作出自我了断之举，以头撞墙，但自杀未遂。直到1959年，意识形态衙门准备给元化先生“结案”，也许是出于对元化先生的惋惜，反胡风运动的主要打手周扬居然想网开一面，他说：只要王元化承认胡风是反革命分子，就可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元化先生坚持认为，指控胡风是反革命分子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无法接受。于是，他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六级，被安置在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改造使用。
正是这劫难，让他品尝了理想彻底破灭的绝望和斗争哲学的冷酷，也让他真切地品尝了患难见真情的妻子之爱，张可那不弃不离的爱是医治几近精神崩溃的元化先生的良药，使他得以潜心于莎士比亚和《文心雕龙》的研究。也正是这劫难，造就力图“不屈服于权势，不媚时阿世”的晚年元化。
对元化先生打击最大的是妻子张可的倒下，而且是在元化先生重见天日的1979年。那年6月，不堪重负的张可突然中风，连续七天昏迷不醒。元化先生整整守护了一个多月。虽然经过治疗，病情基本稳定了，神智也有所恢复，但她的大脑严重受损，完全丧失了阅读能力。面对病中的妻子，元化先生曾经嚎啕大哭。
2003年秋天，我去上海瑞金医院看望元化先生，他的妻子张可也住在这所医院，但她的病房与元化先生不在同一层。身体已经很弱的元化先生每天都要下楼去看望她。我问；为什么不住在同一层，探望起来多方便。元化先生苦笑着说：“在家里，我们夫妻绝对平等，但出了家门，待遇就不同。生病住院，她和我住不到一层，因为她级别不够。”
王元化曾袒露自己对妻子的爱和愧疚，他说：“从反胡风到她得病前的二十三年漫长岁月里，我的坎坷命运给她带来了无穷的伤害，她都默默地忍受了。我那时因遭屈辱而很敏感，对于任何一个不易察觉的埋怨眼神、一种稍稍表示不满的脸色，都会感应到。但她始终没有流露会使我受到刺激的任何情绪。这不是许多因受丈夫牵连而遭受磨难的妻子都能做到的。”
从1955年到1979年，在元化先生遭迫害的二十三年里，先生的命运给妻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她都默默地承受着，忍辱负重地撑起这个家，也撑起元化先生那濒临崩溃的生命。从1979年到2006年，在妻子重病的近二十七年中，满怀愧疚的元化先生，一直用加倍的爱和细心的照料守护着妻子，直到张可病逝。
两段时间加在一起，整整五十年！前半段是这对夫妇共同承受政治病带来的铭心刻骨之痛，后半段是这对夫妇共同对抗身体疾病的长期折磨之痛。这半个世纪的苦恋，乃名副其实的“患难夫妇”！
与元化先生聊天
我与元化先生的交往，断断续续二十年。“六·四”前见面，谈的大都是思想启蒙、学术问题和各自的经历。“六·四”后，或见面或通电话或书信，无论何种方式，元化先生都很关心我的安全，每次都反复叮咛我要善于自我保护。
六四后，我去外地，都有警察跟踪，但他们从未阻止我拜访师友。每次去上海，必定要去看元化先生。与元化面对面聊天，或长或短，谈的最多的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毛式党文化、现行体制与中国当代知识人的纠缠，间或谈到重大时政事件和知识界的风潮。
记忆最深的是九十年代中期去上海，前往先生住处探望。那时，元化先生还算硬朗，谈了将近六个小时。集中评说顾准、鲁迅、胡适等人物。元化先生与顾准相识很早，对顾准晚年的思想探索尤为推崇，正是元化先生最初推动《顾准文集》的出版。早在1989年，他发表《记顾准》和《再记顾准》，介绍顾准其人其书。可以说，没有元化先生的努力，大概也不会有九十年代中期的“顾准热”。
先生对鲁迅的看法值得一提。他说，年轻时崇拜鲁迅那种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喜欢鲁迅那枝犀利而深刻的笔。但经历过一系列残酷斗争之后，重读鲁迅和毛泽东对鲁迅的高度肯定，才看出了鲁迅自身的众多自相矛盾之处，鲁迅的战斗精神与毛泽东的斗争哲学的相同之处，鲁迅喜欢打笔仗的性格原因。
先生说，鲁迅追求个人自由，但真是不懂什么是自由，不懂自由需要制度化的保障。鲁迅的每一次变化都是“自我否定”或“自我嘲讽”。比如，鲁迅早年极力张扬个性的解放和独立，鼓吹尼采哲学，但经过一系列挫折和失望，他却像当时的革命青年一样转向左倾，而且左得异常凶狠，不但当上了左翼文坛的帮主，而且他的大部分骂人的杂文，都是左转后的产物。再后来，他又与周扬等左翼文人们分道扬镳，大骂“四条汉子”。但有一点始终没变，那就是满腹的怨毒和好斗。鲁迅更愿意看人性阴暗的一面，看得准，打得狠，对国民性的批判深入骨髓。但鲁迅的怨毒导致了他的好斗和不宽容。鲁迅说，我活着，不为爱我的人，而为恨我的人，我和恨我者斗，到死也一个都不宽恕。元化先生强调说，好斗是鲁迅与毛泽东最相通的地方。
后来，见李慎之先生，也谈起鲁迅。慎之先生说：“鲁迅决不要‘弗厄泼赖’，而胡适专讲‘弗厄泼赖’，我们这代人的多数，当年也都跟着鲁迅拒绝‘弗厄泼赖’。”我惊叹于慎之先生的反思与元化先生的反思竟如此一致！
元化先生很开朗，特别喜欢与年轻人聊，从人生到学术，从思想到时事，几乎无所不谈。我与先生有过多次两人闲聊，感受最深的，不是先生的“诲人不倦”，而是先生的“不耻下问”，每当谈起他自己正在思考的某一问题时，先生必要询问我的看法，而且决不听我的应付性回答，一定要听我的不同看法。
第一次与先生聊天时，元化先生正在反思黑格尔哲学，向我谈到黑格尔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尽管我喜欢康德而讨厌黑格尔，本想建议先生多读点康德，因为康德的知识谦卑是对黑格尔的知识狂妄的最好解毒剂。但出于尊敬和感恩，我的回答有些“圆滑”。没想到他立刻严肃起来，盯着我的眼睛说了一大堆话。虽然原话记不准了，但大致意思却印象深刻。先生说：别以为你这样恭敬的回答就是对我的“尊敬”，这种出于礼貌的应景，与其说是敬我，不如说是看不起我。不错，我主持了你的论文答辩，还是父亲辈的长者，但讨论学术、交流思想，没有长幼之分，更不是施主与受惠者的关系。如果没有平等坦率，我们还有什么好谈的。元化先生的直率，让我愧疚，也让我受用终生。
元化先生的努力与局限
自中共诞生以来，与之有关的知识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思想左倾且当时已经成名的知识人，被中共称为“同路人”；一类是从年轻时代起就追随中共的知识人，很早就是中共的一分子；元化先生属于后一类。不同于那批早有成就的知识人，元化先生这类知识人，虽然都受过五四精神和自由主义的影响，但他们在政治上更向往激进的革命，都有过红色的青年时代。他们追随毛泽东的脚步，走共产革命的路，毛泽东的成功也把他们带进掌权者的行列。与此同时，在学问和人格上，他们对前一类知识人中的佼佼者始终心怀敬意。所以，毛时代的失败和个人受迫害的遭遇，才能使他们幡然醒悟，对个人选择和共产制度的反思和批判才成为他们晚年的主题，也让他们的知识良知再度闪亮。
元化先生十五岁参加“一二九”学运，十六岁就加入了中共，1949年前，曾任中共上海地下文委委员、代书记，主编《奔流》文艺丛刊。1949年后，元化先生曾任上海作协党组成员，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上海文委文学处处长，后因胡风案受迫害长达23年。1979年平反后，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他还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名誉会长。
可以说，元化先生的大半生都是“党的人”，所以他的知识并不纯粹，他的著书有太多的政治羁绊，无法完全做到“知识人的独立”。1949年前，他们是共产党的忠诚追随者。49年后，他们也大都有过或长或短的掌权经历，使他们的思考和言行与中共体制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他们试图超越官场规则及其意识形态的束缚，但他们毕竟追随中共多年，既受权力束缚，也分享权力；既遭遇迫害，也分享好处。特别是他们获得平反后的处境，除了与体制彻底决裂的极少数之外，多数人还是得到了现存体制的优待，物质上享有特殊优惠，声誉上起码得到了表面的尊重，即便向中共直言进谏，也不会有人身安全之忧，但他们要保有在国内公开发言的权利和通过内部渠道进言的地位。所以，他们对中共体制的批判又会讲究“策略”，常态是委婉的表达、打擦边球的批评和不公开的上书或面陈。无庸质疑，这种有节制的公开批评和不公开进言，有时也会起到某种实际的作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掌权者只是用倾听来表示一种姿态，决不会真的纳谏。
尽管，自1955年的那场大劫难之后，元化先生是极少数力图挣脱红色身份的老党员之一。加之聪颖的天资，不俗的中国古典训练，对西方现代的观念、价值和方法的熟悉，造就了他那种融贯中西的思想能力。所以他晚年对中国的传统和现实的思考，对马列毛的反思，已经看不出做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痕迹，而具有超越的形而上学视野、独立的思维和渐老渐熟的表达。也就是说，当他从坎坷的命运中有所醒悟之后，具有了更深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现实的穿透力，使他能够发现关系中国的现实改革和未来命运的真问题，能够对体制弊端作出更符合国情的诊断和批判。也使他在大转折的时代能够变成新启蒙的先驱和改革的推手。
尽管，早在1988年，元化先生在回答康桥国际传记中心的提问时就道出了自己所希望的中国：“我希望于将来的是人的尊严不再受到凌辱，人的价值得到确认，每个人都能具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意识。我期望于青年的是超越我们这一代，向着更有人性的目标走去。”
但是，元化先生公开发表的一系列反思性批判性文字，还是无法达到畅所欲言的自由言说。故而，他的公开言论与他的内心醒悟还有一定的差距。换言之，元化先生一直在为自由理想的实现而努力，但不必讳言红色青春和体制身份对元化这代知识人的限制。
重见天日后的元化先生，对中共历史和毛泽东，对现政权及现实问题，对包括六四在内的一系列改革时代的大事件，有着清醒的认识和价值判断，但他在公开发言时，还是保持一种比较“中庸”的态度。太尖锐太刺耳的声音，他不会公开说。比如，他决不会认同六四屠杀，但他不会象吴祖光先生那样公开谴责；他对中共掌权五十年的罪错有明确的认识，但他不会象李慎之先生那样写出公开直言。所以，尽管从私人感情上讲，我与元化先生更近，但若从公义而言，我更近慎之先生。在我看来，六四后的“南王北李”之谓，不过是献媚性的硬凑，与客观事实太过遥远。即便不提二位先生曾有过的纠葛，仅就两人在自由知识界的作用和影响而论，元化先生也无法与慎之先生相比。
但要让元化先生像季羡林那样歌功颂德或应景表态，或者顺从上峰意旨落井下石，他也决不会答应。香港回归和“三个代表”提出，媒体都想采访元化先生，自然是让他说几句吉利话，但无论记者如何央求，他仍然断然拒绝。
八十年代，面对整肃知识界的运动，元化先生不会进行公开的对抗，也不会公开为受害者伸冤，但他会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消极抵抗，利用自己的权力保护受害者。比如，元化先生在1983年出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上任不久就碰到来自胡乔木的压力。巴金在香港《大公报》开专栏，连续发表反思文革的随笔（就是后来著名的《随想录》），胡乔木看了很生气，找当时的上海市委出面做元化先生的工作，让他撤了巴金的上海市作协主席。元化先生的回答是：你们市委作决定，我服从；但让我提出撤职报告，我不干。结果是不了了之，巴老仍然是上海作协主席。顶撞胡乔木的事情没过多久，“清除精神污染”又来了，宣传部自然是运动的领导机构，身为部长的元化先生不得不主持上海的“清污”动用大会，但他只让会议开了半小时就宣布散会。之后他就生病了，再没有主持过类似的会议。他的消极怠工，让上面很不满，不断施加压力，逼他写检讨，但他就是不写，再逼，索性去广州疗养了。
六四刚过不久，上海朱学勤的博士论文答辩遭遇阻力，结果莫测。因为他的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右翼保守主义史学观”。为此，朱学勤的导师金重远先生忧心忡忡，最后请元化先生出来主持朱的论文答辩。元化先生在关键时刻出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充分肯定了朱的论文，遂使之顺利通过。之后，元化先生还在回忆中特别谈到朱学勤的论文给他的启示。先生说：“主持朱学勤的学位论文答辩这件事，是导致我在九十年代进行反思的重要诱因。”“从这时起，我对卢梭的国家学说、对法国大革命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开始去寻找极左思潮的根源，纠正了原来对于激进主义思潮的看法。我的反思虽然一进入九十年代就开始了，但到了这时候我才真正进入了角色。”
毛泽东时代的残酷斗争所制造的人权灾难，可谓罄竹难书，给中国留下巨大的创伤和深刻的教训。进入后毛时代，虽然斗争哲学还发挥作用，但斗争的残酷性大大下降，即便在体制内，落井下石变成“脏活”。特别是在八十年代的开放氛围中，象元化先生这样敢于对抗极左逆流的官员并非特例，也不光是上海有，北京更多。可以说，八十年代，从中共最高层到各级衙门都有这样的开明官员，他们在逆流泛起时进行巧妙的抵抗，在良知受难时决不落井下石。比如，在“清污”和“反自由化”两大整肃运动中，处于风口浪尖上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不仅保护过不少著名知识人，而且两人联手阻击两大整肃运动，保护了知识界，营造出中国改革史上最开明的时代。在逼迫胡耀邦辞职的生活会上，也有习仲勋这样的高官仗义执言。
回头看中共掌权后的中国知识人之命运，整体上活得过于盲目、坎坷、窝囊、乃至猥琐。毛时代，名为“著名文化人”，实则大半生都被卷入极权政治的酱缸，或当驯服工具，像郭沫若那样媚上，甘当毛的一条狗；或遭百般蹂躏，患上恐惧症，只能沉默和应景。而极少数敢于坚守底线的人，或像林昭那样殉难，或像顾准那样历经磨难并在孤独中病逝。
尽管，在思想解放和政治环境宽容的八十年代，备受蹂躏的中老年知识人迸发出难得的活力，但六四后，犬儒症变成知识界的流行病。清点一下改革三十年的著名知识人，称得上独立人格的，屈指可数；够得上独创思想的，更是凤毛麟角。那些不甘于屈辱命运的佼佼者，等到恶梦醒来，大都已经进入身体与思想的双重黄昏，如李慎之先生写出《风雨苍黄五十年》的勃发，实属罕见。而像巴金、冯友兰、费孝通、季羡林等名流，被中共安置在统战座席的头排，生活上享受着体制给予的优待，学术上吃着1949年前的老本，他们最多的公开发言，要么是古董级花瓶的应景闪光，要么是唠叨几句不咸不淡的“名人箴言”。
倒是像元化先生这样的红色知识人，先是经历过长达二十多年大灾难，继而又目睹了六四血案，带着两次的痛楚觉醒面对后毛时代的寡头独裁，他们力争保持独立的批判精神和知识人的尊严，力争为中国的学术独立、言论自由和政治改革尽绵薄之力，其对中国知识界的正面作用之大，远非巴金式的超级花瓶所能比拟。但也不能不承认，他们并未把自己的作用完全发挥出来。
元化先生走了。我很难猜测先生是否带着某些遗憾而去，但作为对先生怀有敬意和师生情的晚辈，我最为悲伤的，不是先生肉体的离去，而是先生带走本该留下的精神遗产，让内心的大彻大悟与先生身体一起火化了，变成一缕淡淡的青烟，随风飘散！
2008年5月25日于北京家中
【人与人权】2008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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