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最大热点是所谓的“新土改”，其基本内容已经由中共党魁胡锦涛最近考察安徽小岗村时透露：赋予农民更加充分、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然而，胡温政权的“新土改”，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土改”，因为这一改革仍然围绕着农用地使用权打转转，与其说是针对中国农村的当下困境而发，不如说是被近年来此起彼伏的草根抗争逼出来的。只要不敢触碰农村土地所有权的问题，那么任何农村改革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
一，土地国有让中共集团变成唯一的大地主
众所周知，毛时代确立的“土地国有”，完全是权力抢劫民财和剥夺民权的结果。当祖祖辈辈生活于其上的农民，失去了对脚下土地的所有权之后，也就等于失去了最基本的人权。中共掌权后推行的土地国有化，就是政权对农民的财产和权利的剥夺不断强化过程，国有化越彻底，民众、特别是农民就越遭殃。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人民公社化的完成之日，就是国人被驱赶进空前大灾难之时。失去土地的农民变成毛式工业化的供血器，户籍制度又把农民变成贱民，城乡二元制一直延续至今。中共政权对农民亏欠了双重欠账：财富分配上的强制剥夺和社会地位上的强制歧视，农村的公共教育和公共卫生的严重匮乏。
就财产所有权制度而言，土地制度乃一个国家的最根本制度。1949年前的中国，尽管官僚买办资本独占熬头，但毕竟个人还有财产私有权；资本家对工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再残酷，但资产和土地毕竟分散在众多的资本家和地主的手中，并没有一个垄断了所有权力和财产的大恶霸的存在。而中共通过“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的野蛮手段而实行全盘国有化，把全部的个人资产和社会资源集中到独裁党手中，致使亿万人倾家荡产，而毛泽东及其政权变成了惟一的资本家和地主。再没有一寸土地的亿万农民，只能给一个恶霸地主种地；再没有任何个人资产的城镇民众，也只能给一个巨无霸雇主打工；全体国人在极权者个人意志的主宰下，尽管付出过超强的人力投入，换来的却是连温饱都无法维持的生活，饿死了几千万人的人祸乃世界之最。在此意义上，中共政权强制剥夺私人财产权的整体性，在性质的野蛮和恶劣上，远甚于1949年之前的任何政权。
尽管，改革以来，从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开始，下放土地使用权一直是官方政策，但是，只有在改革之初的几年里，土地使用权的下放让农民受益。在此后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里，使用权下放的正面效益释放殆尽，负面效应日益凸显，致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现在已经达到3.3：1，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城乡差别。不要说相对于暴富的权贵阶层，就是相对于城镇普通居民，农民也是最大的受损群体。
造成如此巨大的城乡差别的首要原因，无疑是农民基本权利的匮乏，而在农民的权利匮乏中首当其冲就是土地所有权的缺失。在房地产热和城市化热的进程中，大量农用地开发，产生出多种方式的土地交易，致使土地价值飙升，但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畸形产权结构，为权贵们对民间资产巧取豪夺提供了绝佳的庇护，也为权钱交易的腐败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农民的土地遭到了权钱结盟的强势集团的掠夺性剥夺，致使农村地区的官民冲突愈演愈烈。
在所有权的意义上，中国的土地仍然是“国有”的，作为分散个体的百姓实际上没有任何土地资产，而只有政府租给他们的土地使用权，类似于1949年前的土地所有者与雇农之间的关系。只不过，过去的土地主人是一个人数有限的食利阶层，他们之间毕竟还有竞争关系；租赁土地的人在数量上也只是民众中的一部分（哪怕是大部分），并非所有人都是地主的雇工。而现在的地主只有一家，即以国家名义垄断土地所有权的中共政权，它是所有土地的唯一老板，租赁土地使用权的是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国民。
正是“国土”赋予了强制性土地开发以“合法性”，根据“土地国有”制定的《土地管理法》赋予了政府征用农民土地和拍卖土地的垄断权力，实质上都是在为权贵集团掠夺农民的保驾护航。比如，中共国务院根据《土地管理法》制定的农用地征用和房屋拆迁的条例，不仅赋予了政府部门以任意扩大征用、拆迁范围的强制权力，而且在土地开发的补偿价格上，也赋予了官商勾结的强势集团单方定价的强制交易权。
如此恶法之所以能够出台，现实中的强制性、乃至暴力性征地的屡禁不止，就在于现行法律对土地产权的恶意分割——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所导致的产权不清。
二，土地所有权的缺失导致了公平交易权的丧失
完善的市场经济及其公平交易，必须以完整而清晰的产权为基本前提。没有清洗的产权界定，不仅如何处置一项资产难以决择，而且潜在的交易成本可能高到使得交易根本无从发生。在所有权国有而使用权私有的“半吊子私有化”的中，不可能有自由而公平的市场交易发生，只能有既不自由、更不公正的“半吊子的市场交易”。在此畸形产权结构之下，当交易仅仅发生在私人之间时，尽管交易的制度成本过高，但土地使用权还可以作为交易前提；而当交易发生在私人和政府及其权贵之间时，不完整的土地产权就等于什么也没有。
在土地开发中，法律规定农用地的所有权不在农民手中，用于发展商业、工业和城市化的土地供给的决定权，也就不在拥有农用地使用权的农民手中，而在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政府手中，是各级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包括规划、立项、审批、征地）决定土地供给。无论是城镇土地还是农村土地，一旦列入政府的开发计划（城市规划、商业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如铁路、桥梁等），私用地就自动转化为公用地，拥有使用权的个人便丧失了自由处置权或自愿交易权，而必须屈服于政府的强制征用。
由此引发出土地交易中的两个歧视性后果：1，在法律上，拥有所有权的政府可以把农民排斥在交易之外，让使用农用地的农民没有资格作为土地交易的一方，也就无权参加讨价还价。2，土地交易的租金是政府的权力租金而非土地产权的权利租金；土地开发商的交易对象，不是农民的权利而是官员的权力，只要投入一定数量的权力租金搞定相关官员，也就拿下了土地开发权，开发商凭什么再为农民支付权利租金？而这，为土地开发中的官商勾结提供最大的便利。
在当下中国的土地交易中，交易的发生、过程和结果，统统由官权单方面来决定。只要政府决定交易，无论私人想不想交易，也都必须进行交易。交易价格也完全是有官权单方面定价，私人无法进行讨价还价。这是典型的强迫交易，甚至就是只有抢劫而没有交易。于是，大规模土地开发中，买卖与否、买卖的时间和价格、买进和卖出的对象等交易关系的基本因素，皆由政府主导，土地所有人只能被迫接受，不想卖也得卖，对交易条件不满意也得接受，如若反抗就暴力侍侯——政府暴力和黑社会暴力的双管齐下。
当农用地变成商业、工业、城镇扩张的用地，就等于本来只产粮食的土地“上市”了，其市值将上升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但在中国的土地产权制度之下，开发带来的土地市价飙升，绝大部分收益与农民无关，因为“民土”转变为“国土”，土地涨价的收益自然要归公，实质上是进入拥有土地开发权的权贵集团的腰包，农民至多得到点补偿费，而且补偿费也大都是开发方的一口价。这种单方定价的补偿费，在性质上是施舍而非交易。更让失去土地的百姓忍无可忍的是，即便那点可怜的补偿费，也要经过各级官权的层层克扣，省级，市级，县级，乡镇，甚至村委会，可谓雁过拔毛。当补偿费到达农民手中之时，“大象”就变成了“老鼠”。
三，投诉无门的失地农民
中共各级政府在制定土地开发规划时，无视百姓的知情权和基本利益，根本不徵求民意，不进行公开的社会听证，至多做一点所谓的“专家论证”，完全是黑箱操作，是垄断权力和长官意志的滥用；在土地开发的实施阶段，基本上采取强制性开发，根本不顾及当地居民的利益要求；由强制开发所造成的官府及其权贵与百姓之间的冲突，其结果大都是以官府及权贵们的胜利告终。
在没有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中国体制下，垄断媒体使民间无处表达，党主司法使民间无门申诉，即便有门，申诉也很难奏效。作为惟一的行政救济的上访制度，几十年来的效果也是名存实亡和言行背离，甚至失效到所有上访案件的98%得不到解决，甚至背离到动用大量警力进行大规模“截访”。不特如此，当民众在体制内走投无路、转而寻求体制外的表达和反抗之时，官权就会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
在土地开发中，官权不但黑箱制定开发规划、非法介入本该回避的土地交易，而且在介入中充当开发商的支持者和保护者：一方面，默许甚至纵容开发商采用恐吓、骚扰和暴力等黑社会手段，轻则停水停电，重则动用警察抓人，为了强买强卖的实施，甚至不惜雇佣打手，或殴打、或绑架、或纵火毁财。另一方面，当官权及其开发商与土地主人发生冲突时，政府就动用公、检、法为开发商撑腰，面对强制开发中的种种违法暴行，公安视而不见，检察院知而不究，法院或不受理控诉或判决控方败诉。
正因为官权主导的土地开发使农民权益严重受损，违法征用农地才会引发大量官民冲突，导致农村越来越不稳定。据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张新宝在2006年提供数据，自1999年新土地管理法实施以来的7年中，全国共发现土地违法行为100多万件，涉及土地面积约500 万亩，比2004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总量还多100万亩。违法地比例平均占新增建设用地的34%，有的地方高达80%以上。与此同时，征地还让至少8，000万农民变成“三无人员”（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造成了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凋敝的状态。
尽管，从稳定农村和安抚民怨的角度出发，中央政权出台过各类遏制违法征地的办法，但只要现行土地制度得不到根本改革，即只要土地所有权仍然归政权所有，随着土地开发的日益扩张，这类官民冲突也会越来越多且愈演愈烈。在官方公布的八万多起官民冲突事件中，大部分发生在最基层的乡村，冲突的诱因又大部分集中于土地权益纠纷。甚至可以说，国土制度保护下的强行土地开发，每一天都在制造着官民冲突，宏观的稳定表象之下躁动着无数的微观不稳定。甚至，近两年来，富裕的广东省因土地而起的官民冲突也频繁发生。比如，番禺、汕尾、中山、佛山等地相继发生因征地纠纷而引发的警民冲突事件，汕尾的官民冲突导致警方开枪射杀平民，更是震惊海内外。
四，土地私有化已经刻不容缓
农民的权益保障，农业的规模经营，农村的社会稳定，农用地使用效益的最大化，在在都凸显了土地制度改革的刻不容缓，只有从“归还地权”开始，农民当家作主、农村城镇化和农村稳定才有希望。近些年，实现土地私有化的呼吁，不仅在城镇精英阶层中越来越响，而且忍无可忍的农民也第一次作出宣告“土地所有权”的行动。2007年12月，先后有黑龙江省富锦市东南岗村等72村4万农民、三门峡水库库区陕西省大荔县、华阴市、潼关县76个行政村约7万农民，江苏省宜兴市省庄村250 户农民发出土地所有权公告，让沉寂的中国听到了土地深处的呐喊：我们脚下的土地，既不是国家所有，也不是集体所有，而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于其上的家园，是我们农民自己所有的财产。农民的维权方式也由跪求施恩到站立宣示权利：我们才是脚下土地的主人，如何处置我们脚下土地，我们要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来作出选择。
这宣告，第一次突破了从毛时代延续至今的土地国有制度，表达了中国农民要求土地私有化的意愿和决心。
这宣告，凝聚着中共掌权以来中国农民的惨痛经验，标志着中国农民自主意识的真正觉醒，是对30年前小岗村土地使用权改革的超越。
对于助民脱贫和稳定农村的政府决策来说，免除农业税也好，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也罢，皆是自上而下的小恩小惠，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治本之策就是通过产权改革来还产于民，这个“还产”必须以“还权”为前提，首先就是把土地所有权还给农民。
1，从民权与官权博弈的角度讲，只有土地私有化，才能让农民拥有对抗官权剥夺的基础性权利，让官权失去“土地国有”这一强夺农民土地的尚方宝剑，从根本上抑制官权对农用地的巧取豪夺。
2，从土地交易市场化的角度讲，只有土地私有化，才能让土地开发按照法治化的市场规则进行公平交易，使农民有资格作为土地交易的一方进行讨价还价，并从中得到公平的收益。
3，从财富分配公正的角度讲，土地私有化将从根本上缓解社会不公的危机，使农民从土地交易中获得公平的收益，加快农民的脱贫速度，既可以缓解日益悬殊的两极分化，也可以大幅度缓解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内需不足。
4，从土地资源的效益最大化的角度讲，只有土地私有化，才能带来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才能促进土地的良性兼并，委托经营才有法律的保障，也才能为农民土地的开发吸引更多的中外投资，特别是吸引大量民间投资，私有土地的对外租赁，会让农民获得实现规模化经营的基本资金。
5，从加快城市化进程的角度讲，只有土地私有化，才能让离开土地、进入城市的农民有了基本资金保障，不必两手空空地进入城市，有利于农民在城市的创业，从而加快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的过程。
6，人多地少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土地是极为宝贵、也是极为脆弱的自然资源，因为土壤被破坏后很难恢复。现行保护土地的办法中，土地私有化最为可取的一个方法。道理很简单，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会心痛，属于自己的东西才会精心保护。只有土地私有化，农民才可能真正向土地投资，也才可能像珍惜生命一样保护土地。
今日中国，至少还有八亿农民以土地为主要生活资源，而中共强行抢劫农民的土地，至今已经五十多年了，早该停止利用土地国有制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榨取了。只有把土地所有权还给农民，才是中国农民的真正解放的开始。只有农民变成脚下土地的真正所有人之后，才会为当家作主和摆脱贫困提供坚实的所有权基础。
一句话，农民当家作主和农村城镇化的希望，必须从“归还地权”开始！
2008年10月15日于北京家中
【争鸣】2008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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