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案举国瞩目，对“杨大侠”的赞美遍及网络。此案的性质已远远超越一起特大刑事案件，而关系到中国司法制度的公共信誉。能否公正地审理杨佳案，不仅是对上海司法机关的考验，更是对中国司法制度的考验。
上海警方没有给杨佳“一个公正的说法”，杨佳就以暴力杀警给了上海警方“一个复仇的说法”。惨案过后，公众期待中国司法能给杨佳案“一个公正的说法”。在中国现行法律框架下，即便杨佳难逃死刑，但只要遵循司法程序正义，在审理中做到透明和公正，杨佳也能死得明白，民意的期待才不会落空。
遗憾的是，从案发到一审再到二审，此案的进展让人失望甚至愤怒。以政法委书记吴志明为首的上海司法机构（公检法）公然违反司法程序和践踏司法良知，一面胆小如鼠，将杨佳案置于自己的垄断掌控下，严控相关证人（杨母失踪，郏啸寅被捕），不敢公布杨佳案的真相，不敢说清杨佳母亲的下落，不敢让杨佳聘请中意的律师，不敢公布关乎案情的全部录像，不敢让涉案的七名警察出庭作证，对外只发布有利于上海警方的一面之词，另一面胆大包天，宁冒千夫所指，也要滥用权力操控杨佳案的审理，毫不避嫌地担当办案主角，不顾忌精神鉴定单位的资格问题，拒绝杨佳父亲为儿子聘请的北京律师，执意指定“自己人”担任杨佳的律师，即便在杨佳本人的要求和强大公共舆论的压力下，二审时换了律师，但二审律师仍然不是杨佳的父亲聘请的北京律师，而是上海当局的“自己人”翟建律师。
更离奇的是，作为杨佳杀警动机的最直接证人的杨佳之母，在案发后就“人间蒸发”了，杨佳的姨妈和父亲通过各种渠道寻找，但杨佳案至今已经将近四个月了，杨母仍然渺无音讯，就连北京警方也不知其下落。而媒体中关于杨母的唯一信息，居然是由一审律师谢有明透露的。谢律师似乎具有神奇的功能，他一下就找到了杨母，而且拿到了杨母指定他为代理律师的授权书。
中国人爱面子，中国的掌权者尤甚。但在杨佳案的审理上，上海官权完全不要脸了，赤裸裸地公器私用，肆无忌惮践踏司法公正。中央政权也不要“亲民”、“和谐”的面子了，赤裸裸地罔顾民意、官官相护。
在党主司法的中国，除了来自北京的指令，再无其他力量能够阻止上海当局以秘密审判来尽快了结杨佳案。奥运大戏开幕前，中共高层阻止了上海当局迅速了结杨佳案的企图，将原本要在7月29日的开庭推迟到奥运落幕之后。但这种开庭时间推迟的决定，仅仅是胡温中央基于平安奥运的权宜之计，一旦奥运大戏落幕，中共高层便不再约束上海当局，任由其罔顾基本的程序正义和民意对司法公正的期待，使司法公正再次成为党国利益的牺牲品，使关注此案的公共期待完全落空。而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党中央庇护上海当局，一点儿也不奇怪。
首先，中央政府之所以任由上海当局的秘密审理，最直接的原因是对杨佳案真相的恐惧，进而是对真相可能引发的社会反应的恐惧。正是这种对真相及其民意反应的恐惧才是秘审杨佳案的动力。从中央到地方的官权都被这恐惧逼入黑箱，如同见不得阳光的蛀虫。如果说，瓮安民变和杨佳杀警戳破了和谐盛世神话；那么，秘审杨佳案就戳破了北京奥运吹起来的自信泡沫。
其次，中共政权的独裁性质并没有改变，它从来不是人权的保护者而是最危险的侵犯者，也从来不是自由的保护者而是奴役制的维护者。它非但不会让国人免受暴力的威胁，反而总是使用暴力对付民众。它制定了法律，但它是否依法行政完全取决于独裁党的私利和意愿，衙门可以做任何它想做的事，而国民只能在得到衙门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做。
在网上看关于杨佳案的争论，其中混杂有“京沪恩怨”的成分，我通过电邮询问上海友人对杨佳案的看法，我的一位上海友人在回复中说：上海警察在中国警察体系中算不上恶名昭著。即使如此，认同杨佳的上海市民依然占到很大一个比例，……与此前的各种事件不同，杨佳非常具有维权意识，并非天生的‘暴民’，此次事件清晰地呈现了‘公民’被迫成为‘暴民’的过程，做不了秋菊、只能做杨佳。从某种意义上说，瓮安模式的盛行也与太石村模式的失败有关，太石村村民一败涂地、瓮安两败俱伤，既然如此，越来越多‘不明真相的群众’会选择同归于尽。拒绝对话、制造对抗，只会产生更多的杨佳和瓮安。“
奥运前后，中国社会弥漫着日益严重的暴戾之气，其主要根源，不是来自民间的暴力偏好，而是来自官权的暴虐统治。即便中共高调宣传“无与伦比”的奥运，这种暴戾之气并不会被金牌老大的成绩“和谐”掉。现在，众目睽睽之下，上海当局在杨佳案上的滥权，中央政权对上海当局滥权的默许，只能证明执政者仍然迷信暴力专政的统治方式，现行体制仍然是滥用警力和司法不公的庇护所。官权如此作为的民间效应，只能加强民间逆反，成倍地放大了这种暴戾气氛，产生更多的民间暴力反抗，制造出更多的“大侠”或“英雄”。
君不见，胡温中央庇护上海当局完成二审，非但不能平息公共舆论对此案的穷追猛打，反而让杨佳在民意中的英雄形象继续发酵，现在，呼吁重审杨佳案和特赦杨佳的民间公开信，已经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赢得越来越的支持者。即便依靠时间的流逝，可以让关于杨佳案的公共舆论渐渐消失，但中国司法所遭遇的信任危机，不但无法挽回，而且只能加深。“仇官”和“仇警”的民间情绪也会不断上升，使已经愈演愈烈的警民冲突、官民冲突雪上加霜。
事实上，“以民为敌”的独裁思维必然逼出“以官为仇”的民间逆反。杨佳案所引发的滔滔舆论，杨佳在民意中的大侠形象，已经进入历史。民间怀念杨佳的方式，很可能演变为为杨佳树碑立传、每年祭奠杨佳，每有爆烈的官民冲突发生，民间必定想起杨佳。
中国改革已经三十年了，讲究阶级斗争的毛时代似乎早已远去，但在中共政权的独裁本质不变的制度环境下，今日的官僚们，仅仅在物质上远远超越了毛时代，而在政治上和精神上仍然是毛的子孙，永远“以民为敌”，把民众当作“刁民”和“愚民”。
今天的官员们，也许不会背诵“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毛语录，但“敌人意识”已经渗入他们的骨髓，非但不信任不尊重民意，反而把民众当作“潜在的敌人”。所以，对民众的不同政见和权益诉求，对官民冲突事件，官员的思维仍然是敌我先于真假、是非、善恶，只能用以民为敌的老套来为这些事件定性。
今天的官员们，也许不记得老祖宗“上智下愚”的古训，但中共作为“先锋队”的特权意识，让官员们深谙“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驭民术。所以，每有官民冲突事件发生，官方必然把绝大多数参与者称为“不明真相的群众”，仿佛数亿国人都是弱智或白痴，不会看、不会听、不会想，也就自然不明真相和轻信谣传，不辨是非和永远错判，只有等待父母官来揭开真相、辨别是非、扬善惩恶。这种独裁制度特有的“喂养论”，既是衙门霸道对民意的侮辱，也是权力狂妄对民智的贬低。
然而，今日中国的民间，不再是愚昧而训顺的羔羊，而是权利意识逐渐觉醒和维权活动高涨的民间。今日中国的信息传播，也不再仅靠官控媒体一途，而有了难以封锁的互联网平台。所以，共产党永远伟光正的自我标榜，早已变成了“皇帝的新衣”；草民永远愚昧无知的教主面孔，大都变成讽刺性新民谣的素材。当官方版本的“瓮安事件”变成网络民意的“俯卧撑”，当官方版本的杀人犯杨佳变成民间版本的“杨大侠”，凸显的是比事件本身更严重的官民对立。“以民为敌”的官权思维，必然带来“官逼民反”的冲突，也必然造就一种普遍的“以官为仇”的民间逆反心理：每当发生官民冲突事件，民间的反应肯定是官逼民反，官府的说辞都不可信。因为，在民众心中，衙门本身就是邪恶的，撒谎是官府的本能，当官的没有一个好东西。
如果胡温政权还不放弃独裁治国，还不开启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政治改革，那么就只能是“以民为敌”和“以官为仇”的相互激荡，只能让民间的怨恨越积越深，官民对抗越来越强，抗争方式越来越烈，极可能引发出失控的大规模暴乱，使中国再次陷于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
2008年10月24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2008.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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