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国:散议克林顿访华

克林顿作为冷战后世界唯一超级强国的领袖,在“六四”事件九年以后踏足北京天安门广场,其中蕴涵的意义非常丰富,但一般相信其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对于克林顿和江泽民两位领袖个人摆脱困境或提升权威的意义,要大于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当今世界最大国家之间建立所谓“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意义。

一、何以“越了解,可能越不喜欢”

足资证明这一判断的事实是,在越是临近克林顿访华的日子,美国国内舆论对克林顿的中国政策的各种意见的辩论,就越是激烈,国会内批评白宫和克林顿个人的声音也越是高涨,在由克林顿访华带动的新一波所谓的“中国热”后面,也存在着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反对克林顿访华呼声最高者竟是数月内曾去过中国的议员”。

美国国会众院的大多数共和党人要求克林顿暂缓访华,以待调查人员对他同意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卫星,是否损害了美国国家利益的调查有了结果之后再作定夺。众院有一百五十二位议员,发表了在致克林顿总统的联名公开信,极力主张总统取消这次中国之行。在公开信上签名的其中一百五十一位是共和党人,其中不少议员本身曾去过中国访问。如众院议长金里奇曾于一九九七年三月率领十二名众议员去中国、朝鲜和香港访问,他们那次访问耗费公帑五万八千九百二十二元。据美联社对有关记录的调查显示,在过去的二十个月中,参、众两院的议员们共访华一百零五次,其中九十二次是使用纳税人的钱,另外十三次是自掏腰包。记录显示,除了这些议员频繁访华外,国会工作人员在此期间也曾访华五十次。这些统计数字还不包括议员们去已由中国统治的香港的访问。可见,在此期间议员们访问中国人数之多频率之高,都是破纪录的。然而,从他们目前的表现来看,并没有因为去过中国就完全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立场。

这就非常有趣了,台湾总统李登辉访问美国以后,北京检讨外交上的失败,曾归咎于台湾当局在华盛顿的强势游说和美国国会议员们对中国大陆、尤其是对中国近年来的发展变化不够了解,因此作为对策北京除了加强在美国政界的游说力度以外,本着“百闻不如一见”的宗旨,不但是外交部或其他具体负责官员、就连国家主席江泽民也亲自出马广邀美国各界人士访问中国,这中间美国国会议员成了特别邀请的重点对象,甚至于一贯以关注中国人权、支持中国民主运动闻名于世的女议员南希。波洛西也收到了邀请。

然而,现在我们看到一个事实是,正是去过中国访问的美国议员和他们的助理,今天在如此激烈的反对克林顿的访华行程,这似乎也说明,美国政治家对克林顿中国政策的批评、反对克林顿的中国之行、甚至直接对中国人权或专制制度的批评,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中国的不了解,而是有更深刻的政治信仰、社会制度等方面的背景差异,或者是出于对美中两国战略利益认知上的不同。很显然,北京的这些“公关”对策并没有能够、也不可能到达预期的目标。

王军涛曾经对笔者谈过这么一个看法:美国人如果越了解中国可能就越不喜欢中国。似乎有助于解释这一奇特的现象。在普通人之间,尤其是在个人情感方面,如果通过增加交流沟通,也许可以增进某种程度的了解和信任,进而发展出一种互利的友谊。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作为一个学者专家或作为一个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于人与人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交往了解,绝不仅仅局限于情感方面,可能会比较多的“透过现象看本质”了,比如让他们了解中国,就意味着去体认一个集权社会泯灭个人自由权利的文化传统,中共敢于冒天下之大而不韪坚持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对于“六四”这样的千夫所指的罪孽也照样死硬抵赖,等等,这种东西了解得越多,能让人喜欢得起来吗?!

当然,两个世界大国的战略关系是谁也无法忽略的,但要建立一种“伙伴关系”除了希望情感等主观愿望以外,更多的还是要立足在共同的战略利益基础之上,有学者认为这必须具备中国已经成为超级强国而又不称霸,对美国不构成威胁;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接近平衡;等前提条件。华盛顿的保守派研究机构“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顾问委员会主任赵小兰,对培养美中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表示怀疑。她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去年)10月份以后发生很多事情,使很多人对这项政策感到不安。“越来越多的重要决策人对战略伙伴关系提出疑问。他们提到了中国介入一九九六年美国大选的指称、情报部门报告中国把导弹对准美国的消息、以及上个月巴基斯坦在中国帮助下进行了核试爆等等。事实是,克林顿总统在所谓的‘战略关系’中没有拿出多少具体和正面的成果。两国国家利益和基本价值观相同点太少,缺乏建立这种关系的基础。”

面对此一现实,中国如果立足于经过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直接民选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制度,以及保障新闻自由和改善基本人权,从根本上溶入世界主流文明,也许比那些仅仅着眼于“公关”之类的对策,更有助于达到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预期目标。

二、有违法制的“待客之道”

中南海深知克林顿这次访华,标志着世界头号超强对江泽民和中南海权力的背书,对于摆脱九年前的“六四”阴影、修复两国关系、提升国际地位、占据两岸关系的有利“地位”等等,其长远性的重要意义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其象征性也是非常显着的,因此为了表示“热烈欢迎”也费尽心思、做足了功夫,甚至似乎有点手忙脚乱、自相矛盾。

与两年前煽动、怂恿《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背后》之类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克林顿尚未动身,北京的各个书店接到上级指示,收起已经出版上市的所有描写克林顿性丑闻的书籍《性情总统克林顿》,要等克林顿一行离开中国后再考虑恢复上架;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向各主要媒体发出指示,力求迎合“友好气氛”,如要求各媒体在环境保护、人权、计划生育等方面的报道要谨慎,批评要适度;同时要更多介绍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进展,以释怀美国在这方面的疑虑;归属《人民日报》的《大地》月刊还发表了一篇正面介绍文章《克林顿的少年之梦》,文内也刻意回避他的性丑闻司法诉讼。

此外,据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馆长吴永琪向媒体披露,博物馆方面给予二十六日来访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最大的方便观赏兵马俑。十五年前,美国前总统里根到访时,曾走到俑坑下的陶马后拍一下马屁股。不过,早在六七年前,有关方面为了更妥善地保护兵马俑,已规定不再允许游客下坑参观。这次博物馆破例一次,特别花费四万元订造了一把从看台伸到俑坑下的长梯。克林顿一行先到一号坑的平台上,从左到右,再从右到左俯瞰兵马俑的整体布局,然后克林顿与夫人及女儿这个美国“第一家庭”沿长梯步下俑坑,近距离观赏兵马俑的神态,并随意触摸陶俑。兵马俑博物馆为迎接克林顿的到访,已投入了五十多万元作展馆及接待室的装修布置。……这种几乎阿谀奉迎显然一厢情愿得过了头,说不定克林顿回国的时候,对手在修理他的时候又多了一条罪名:怂恿中共当权者践踏法制!

也许是太得意太高兴太兴奋了,也许是内部权力和政策纷争的一种表露,也许是外交事物运作上的失误,不和谐的“噪音”和动作也时有发生:尽管双方原在搁置讨论台湾问题上已经有所共识——暂不列入主要议题,但是外长唐家璇还是紧咬不放,坚持要克林顿再次声明其立场;原定到纽约参加《牡丹亭》戏剧演出的道具在上海被扣,有关方面甚至公开批评被改变后的剧作,以致主办单位要劳驾前国务卿基辛格出面疏通,依然是不得要领;最为严重的莫过于原本准备采访克林顿访华行程“自由亚洲电台”的三名记者巴素、海德文以及冯小明的签证竟被撤销,此举不但暴露了中共有违法制的随意性,也令美国朝野舆论哗然。在国会方面,议员们通过中共的做法,看到了“自由亚洲电台”工作在客观上已经获得了令中共专制无法忍受的成效,揭露了中共装出表面上宽松的样子实际仍坚持不改新闻控制的本质;可以预料,国会未来对“自由亚洲电台”的支持将进一步加强。在白宫方面,来日来一直为自己访华行程辩护的克林顿,也不得不公开表示其愤怒、抗议,他发表声明说:思想交流是不需要签证的!在动身前夕还特别邀请这三位记者到白宫,让他们对总统作了一次特别访谈。其表达的信息应该说是强烈而又明确的。

那种随意破坏规章制度和惯例的所谓“待客之道”,正是与美国人信奉的民主法治精神相违背的,也是与江泽民等中南海当权者宣称要实行“依法治国”的目标相抵触的。改革开放之初,有的地方和有的中共领导人,为了显示对吸引外资的诚意,曾一再修定优惠(税收)政策,结果却适得其反。迎“击”克林顿时的随意破例,在体现热情的同时,也破坏了法制、暴露出专制的本质。

三、冷战之后的国际秩序是大区域利益整合

“不论中国的现状如何,中国最终是要朝向更加自由、更加民主、更加富裕、更加合乎人性的社会发展方向去转变。因此保持良好的中美关系,有助于逐步的影响和改变中国的文化观念和价值理念,使得中国更快的完成政治体制的改革,成为一个充分的民主的国家。”这是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黄万盛日前对克林顿访华和中美关系的发展发表的看法。黄万盛在八十年代是中国大陆一位十分活跃的著名青年理论工作者,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东西方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九十年代初期前往法国访问研究,去年应杜维明教授的邀请到哈佛大学访问研究。

黄万盛向记者表示,目前中美都有一些现实因素介入到两国关系之中,克林顿到第二届任期后,侧重点已经从改善国内经济转到对外关系上来了,如果在任期内重新打开美中关系的僵局既是他个人的政治成就,也是美国国家利益的表现。在北京和江泽民方面,邓小平去世和十五大召开标志了江泽民权力进一步巩固,在内政方面对江泽民核心地位构成威胁的因素基本上都消除了,而经济工作由朱熔基主导,使得江泽民有可能腾出手来解决邓小平遗留下来的一个最大的外交包袱——因为八九年天安门“六四天安门事件”而恶化了美中关系,从目前情况来看,通过江泽民访美和克林顿访华这个关系的改善已经有一定的成就。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考虑,美中关系的改善对于双方都是利大于弊。冷战结束以后,有意识形态分歧的主要国家只剩下中国了,美国朝野都不希望这个世界重新返回到冷战的状况,因此如何建设性的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成为美国外交的重大课题,江泽民与克林顿提出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大概是美中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说法,尽管其中有很大的暧昧之处,至今为止我们不知这个“战略”的含义具体所指,还有待于美中关系不断改善来显示。

冷战之后的国际秩序是大区域的利益整合以及大区域之间的利益冲突、摩擦和调整,将会成为未来国际关系的中心。这是黄万盛一直强调的一个观点,他认为,以法德为核心的欧洲整合基本已经成形,而亚洲的整合连起步都还没有开始,这次金融危机的出现就反映亚洲仍然是一个分散的状况,没有统一性的建构来抗衡国际金融对这个区域的冲击——是可以被各个击破的。这样一种非整合的状况跟日本有关,因为日本与美国的相互关系和日本与亚洲的相互关系相比,前者要紧密得多,所以日本不会为完成亚洲的整合得罪美国,加上二战的问题日本至今没有处理好,因此它不可能成为亚洲的核心;而中国因为有意识形态的问题和自身的经济规模还比较小,目前也不足以成为亚洲整合的核心。在这个意义上,亚洲是美国得以继续插手、继续发挥重大影响力的地区,而亚洲作为一个巨大的经济市场又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因此美国关怀中国的问题,跟美国对整个亚洲的战略有直接的关系。

黄万盛强调,在中国方面不能用短期的静止的目光肤浅的看待克林顿对北京的访问,也有长远的利益需要考虑,中国还是一个祈求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发展中国家,因此需要有一个长治久安的国际环境来保证其有和平发展建设,改善并调整其内部的经济结构,同时它也需要大量的国际资金,进入中国的市场帮助发展;需要以美国这样强大的一个出口市场;也需要美国的先进的高科技。这一切除了技术和经济上的因素以外还有制度上的影响力,它迫使中国改变原有的市场结构、改变原来的游戏规则,这种东西最终都会影响到宏观管理体制的改变,这有利于中国的长期发展。

对于有观点认为,中国人权如无真正的改善,中美关系就不可能真正的改善。黄万盛表示,人权问题是横在美中关系中的重要问题。人权在美国是一个朝野的共识,尽管中国在这方面近几年来已经有相当的改变,但是对中美关系实质性的大改善而言,最终的难题是作为人权的政治部分权利的了解,譬如开放言论空间、允许自由批评、保障不同的政治意见政治团体组织的存在等等,这些都是国际人权公约的基本内容,而且这些内容已经成为美国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基本价值,不可能期待克林顿或另外一个美国总统放弃这一点或离开这一点,所以美国对华政策最核心的价值基础是人权的问题,对这一点要有清醒的认识。改进和改善人权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对人权的认识更加深化,应该从有普遍道德意义的价值哲学上来了解人权的问题;二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加强宪政和法制,以完善个人保障,从根本上使中国不存在政治犯这个概念。

四、街谈巷议:“引进”政治领袖

当克林顿与江泽民共同面对中央电视台全国实况转播电视镜头时,中国大陆老百姓的爱憎立刻就分明起来了,情不自禁赞叹“人家这才叫总统哪!”、“克林顿和江泽民站在一起,一个的确是美国总统,一个就是中国穿西装的村长”真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克林顿在敏感问题上不失时机的充分表达表美国价值观念和立场,同时又以委婉措辞点到为止照顾了东道主的面子,一派朝气蓬勃成熟有为的势头;再瞧咱那位江主席,照本宣科尚言不及义、答非所问,象在达赖喇嘛等问题上的说词,简直就是自暴其短,毕竟古稀高龄,垂垂老矣,其台风急智且不说无法与克林顿等量齐观,就是与他的同事朱熔基也实在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这是让期盼二十一世纪有所作为的中国人,不能不感到无奈和沮丧的。

尽管北京的书店把关于克林顿性丑闻的书都收起来了,但中国老百姓显然已经风闻了这位总统的风流韵事,反映却是两极化的:有幸与克林顿一起做礼拜的人为,克林顿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其境界甚至高过无神论者的中共开国“皇帝”毛泽东,所以一切对于他性事的批评报道都是妒嫉诽谤或政治斗争而已;另外则有老百姓议论道,即便报道所指克林顿的性丑闻都是真的,那也是美国人民的“福气”——有幸摊到这么一个虎虎有生气的总统,生活作风事小,国家发展充满活力生机才是根本的嘛,那里象咱的江核心,暮气沉沉却还倚老卖老且不说,其矫揉造作的表演和越来越女性化的长相,令人怀疑中南海“御膳坊”的食谱是否女性荷尔蒙含量超过标准太多,这也表露了社会民意对老人政治的厌恶。

克林顿的总统任期还有两年就要届满退休,任内他在管理内政上保持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在外交上现在又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不管说他是运气好还是本事大,到时美国人民都绝不会允许修改美国《宪法》以挽留他继续连任总统,不少中国人为克林顿退休以后将无法在施展他的才华而惋惜,或愤愤不平,甚至有人提出:干脆请克林顿来中国当总统算了!“引进”政治领导人,也可以视为将政治专业化现代化的一个过程,也许是社会开放彻底程度的一个象征,这种议论在中国大陆老百姓街谈巷议中早已有之。其实,某天海外学成者“空降”为大陆总统,与此也相距不远了。

在克林顿退休之时,江泽民虽然七十五岁却还有一半任期,中共现在的王储、所谓的“第四代领导核心”胡锦涛除了实际年龄还比克林顿大,其本事、活力未必一定比克林顿强,至少现在人们还没有看到,如果连海外人士都可以参与竞选公职——如象一些海外华侨放弃美国国籍回台湾参选立法委员、或者象在外国机构任出任过重要职务的董建华回香港担任最高首长——中国大陆政治家的想象力应该可以突破目前的种种局限,不应该预先设置一条底线:统一后台湾领导人可以到北京的中央政府担任国家副主席之类的职务云云,而是应该依法让达赖喇嘛、李登辉、魏京生和一切愿意为这个国家效劳的人,与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共推举的候选人平等竞选最高权力(如总统或国家主席),未来中国不仅可能出现象克林顿这样年轻有为的领导人,甚至中南海担心的台湾、西藏等中共现在担忧的问题也迎刃而解了。

电视实况转播两国元首的记者招待会和克林顿在北大演讲,克林顿在上海广播电台参加听众Call-in节目,等等,不管双方在背后有什么交易,也不管其过程有什么缺失——报刊媒体除了有利江泽民和中共的内容外并没有如实报道克林顿的言论、因电视台在人们工作上班时间作事先没有任何预报的实况转播,以后又不再重播,老百姓也不得不借助家用录像机才得以传播——但这毕竟一种值得鼓励的发展,克林顿可以说是作为一个西方政治家最大限度的利用了中共喉舌传播了江泽民和中共竭力抵制的“西化”、“分化”和“自由化”等西方文明价值观。

在这方面,江泽民的婆婆妈妈或者阿谀迎奉,在客观上可能还让老百姓争取到更多一些的空间。有学者形容,今日中国老百姓已经从文革时期的“不准乱说乱动”,进化到了“可以乱说不可以乱动”的状况,其实所谓的“说”,也仅限于茶余饭后的街谈巷议,或者克林顿之类有特殊身份的“外国异议人士”,即便如此他们连上报纸说的权利还都没有呢!

但愿中国不要总是在“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的状况原地踏步。

五、民主力量检阅,鲍彤角色转变

中国国内民运人士、异议人士和独立知识分子,在克林顿访华期间通过接受外国新闻媒体采访,发表公开信、呼吁书,再三要求克林顿对“六四”人权问题表明立场、要求克林顿与政治反对派代表人物会面,其参与人数之多、涉及范围之广,可以说是国内民主力量自“六四”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集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个象征是:公推徐文立为政治反对派的代表,这表明在魏京生等主要民运领袖被流放海外以后,徐文立通过《人权观察》等的运作对领导和推动国内民运的发展起了富有成效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表明了国内民运的逐渐成熟,这可能是克林顿访华的一个意外收获,如果其成果能够得到巩固,相信中国的民主运动将登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另一个象征是,失去了九年自由权利的前赵紫阳大秘书鲍彤,现在通过行使言论自由权利努力拓展着今日中国大陆的政治空间,同时也测试了江泽民到底是在搞“法治”,还是在搞“人治”。很显然,鲍彤的角色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变:正在从九年前一个中国大陆“体制内”的政治民主化改革方案的设计者、推行者,逐渐转变为目前的一个“体制外”推进民主化政治改革的身体力行者。

鲍彤在恢复公民权利后的第一次公开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的目标是要做一个非常好的中国公民,一个中国公民有权利说出他自己的想法。我准备把我的想法拿出来,并且说给大家听。言论自由对于中国的建设是十分重要的,我相信,我演讲的自由将被法律和政府所保护。”“我想要测试他们法制的承诺,假如我遇到了任何问题,这将显示他们的承诺都是假的。我希望未来我的电话可以正常,我的家人不会发生问题,我也不会发生意外。”这番言论颇能体现出鲍彤对自己角色的转变有清醒的认识。

六月初几天内,鲍彤接受了海外新闻媒体的采访,语出惊人,直奔主题,揭露了中共“六四”血腥镇压的核心问题,却立即遭到了中共当局的警告。很显然,鲍彤“测试”的结果已经得到证实,面对人治传统的巨大压力,彻底醒悟的鲍彤继续以行使他的表达权利,进行着震惊中外的抗争。对于“六四”鲍彤说他是百感交集,什么感觉都有,唯独没有后悔。他表示,“我之所以说(”六四“和政治民主化改革),是因为我有点特殊,我今年已经快六十六了,我还能活几年?如果再把我送到秦城,说明有人对我很重视,我很高兴,很自豪。我希望他们把我送到秦城去,或者说,走在路上,突然一辆汽车开来,把我撞死。电话切断,不过生活上有点不方便。我的观点,已经通过记者传出去了,早上能张开嘴巴利用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说几句话,晚上再死,很痛快,没有什么遗憾的。”在这里,鲍彤为民主献身舍我其谁的精神令人为之动容。

鲍彤不但这么说的,而且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在克林顿访华访华期间,鲍彤参与徐文立等多名异议人士联署的公开信签名,并又接受了《洛山矶时报》和哥仑比亚广播公司等外国媒体的采访,被中共公安找上门并指责为“非法”,然而鲍彤却以当局标榜的“依法治国”进行自我辩护。这是鲍彤思想和行为的一个升华和飞跃。他在今天的中共党内和知识分子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不管鲍彤代表的这些人是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他们都是中国社会良知的象征,他们代表了中国的希望。

更为可喜的是,从早些时候鲍彤通过海外媒体呼吁赵紫阳公开表明对“六四”的看法,到赵紫阳在克林顿访华前夕发表公开信和近期的照片来看,这一对“老搭档”虽然无法见面交谈,但他们在其秉持特有的经验和真知灼见方面,以及坚持立场、大胆直言上的默契,无疑将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克林顿在访华期间对江泽民提出了赵紫阳的人权问题,要求中共给予赵紫阳和其他异议人士基本的自由权利。而中共则颁布规定,要求中共党员不得公开与党的分歧意见或立场。足见国际社会和中南海都充分意识到赵紫阳、鲍彤依然具有的影响作用。

面对中共专制强权的压迫,严家琪、王丹、魏京生、王军涛、刘青、陈子明、徐文立、任畹町、刘念春、李海、高瑜、刘晓波、丁子霖、许良英等一大批海内外民运人士、异议分子和独立知识分子不屈不饶、英勇奋斗;被中共开除了党籍或任还保留着党籍的王若水、鲍彤、林牧、胡绩伟、赵紫阳等同样仗义直言、顽强抗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就是他们现在争取民主政治改革的共同精神。克林顿访华,使得这一正在发展、并逐渐融合的政治力量,得到了一次检阅。

六、随同克林顿访华记者之观感

一位随同克林顿访华的记者回国以后告诉笔者,中国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这些年来她几乎年年去中国采访,但是还是对于这种变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这次访华中让他感受最深的是:

一、中共成功的利用美国媒体在美国掀起了新一波的“中国热”,如果不是在西安发生抓人事件,迫使克林顿和美方进行交涉的话,这个计策几乎大功告成,因为几大主要媒体在行前都没有侧重采访异议人士和人权问题的题目,这些内容是到了西安发生拘捕异议人士事件以后才临时作出调整加进去的;

二、几个月前当选总理的朱熔基,一度掀起的某种热旋风,竟然已经迅速降温,原因是朱讨外国人喜欢的东西在国内缺少现实的基础,他声称的市场经济改革与其计划经济的思想基因和热衷于行政命令的惯性的矛盾,最主要的是老百姓面临现实经济的压力已经消解了对朱熔基的好感,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朱的刻意低调其民间声望已大大调低,甚至在某些地方老百姓对他的批评已经超过对江泽民批评了。虽然大家肯定了他的廉洁作风,但并没有谁愿意为他的“高调”去牺牲自己的切身利益;

三、江泽民在接待克林顿问题上阿谀迎逢实在肉麻,甚至到了“要啥给啥”的程度,连中共外交部的官员也私底下承认,江泽民的表现实在让他们无地自容。最典型的是江泽民允许克林顿自己带轿车,这就是尼克松首次访华也没有过的,中国人议论要是周恩来在是绝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克林顿所到之处中共更是兴师动众,给老百姓生活带来极大不便,如因为接待克林顿故宫关闭,在他路过长安街的时候竟提前两个小时封闭道路,老百姓反映是,中共不是一直自称“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吗,何以别国元首来了没事,美国人一来就堵街呢?!显然这不是一视同仁。有的警察执行任务竟然四天不让回家,克林顿在北京期间,外地来的流动人口被早早地清出了城,踩三轮车的、卖盒饭的等都被通知不得上街做生意,秀水东街的小商品市场业主也被抽查要求其把中国商标的货品摆放在外面,那些摊贩们抱怨,这是使馆区平时老外一直在这里进进出出,美国总统来了那些当官的是瞎抽风!

四、中国大陆前几年的全民下海经商的热潮,在亚洲金融危机席卷之下开始退潮,人心似乎有的逐渐静下来了。克林顿的演讲由官方电视台实况转播当然是令人意外的一种突破,但因为是人们上班的时间,事先也没有预告,所以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外界对其影响作用估计可能太高了一些;然而,不光是从异议人士的公开活动看,就是从普通民众的反映来看,对社会不满意的人在不断的增加。要梳理这些充满矛盾的信息,除了需要继续观察中国的变化,也还需要时间。

【北京之春】1998年8月号-封面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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