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我与刘晓波

昨天(2009年2月26日),我和几位朋友一起见到了刘晓波先生的太太刘霞,这一次突然发觉,刘霞与晓波特别有夫妻相。在明显瘦弱的刘霞脸上,我总能看到晓波的影子。

2004年的时候,我有一次请晓波先生和陈小雅老师一起吃饭,小雅老师劝告晓波不要那么辛苦写文章。晓波说,之所以辛苦写作,一是要自己活得有尊严;一是为了给刘霞留一些生活费。每当谈到刘霞的诗作、画作及摄影作品时,晓波都会表现出由衷的赞赏。

据刘霞介绍,自从2008年12月8日晚上被带走之后,她只是在元旦时与晓波见过一面,从此再没有见过晓波,连代理律师都不知道晓波究竟被关押在什么地方。

记得我第一次见到晓波,是2000年的事情。那一年的4月3日,我在北京电报局花钱申请了一个电子邮箱,从此开始通过网络发表言论,并且联络自己愿意联络的一些人。

这一年的夏天,我由于投稿的关系,与当时的《黄河》副主编谢泳建立了联系,是谢泳无私地给我提供了他几乎所有朋友的电子邮箱。这其中有我一直想见到的刘晓波。

1989年之前,我与许多同龄人一样,曾经是刘晓波、刘再复、李泽厚等人的热心读者甚至于是崇拜者。等我来到北京泡过十多年的图书馆之后,反倒觉得这些人当年的文字很是粗糙,这些人当年的观点也很多似是而非的地方。尽管当年的崇拜之心早已冷却,对于呐喊出中国需要经过三百年殖民地洗礼的刘晓波;特别是对于“六四”之夜挺身而出,用自己的所谓“黑手”避免了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的大灾难,并且为此一再遭受牢狱之灾的刘晓波,我还是一直抱着敬仰之心的。

2000年秋末的一天,我如约见到了晓波,地点是首都师范大学北门附近的金山城饭店。交谈过程中,晓波说到高兴处指着我的鼻子告诫说:“张耀杰,你要想当领袖的话,就应该像我一样进去住上几年。”

因为是初次见面,我没有做出激烈反应,而是相对克制地争辩说:做人还是应该厚道一些。我从来没有想当领袖的意愿,我只是一个从小吃不饱饭的农民子弟,而且从小动手能力就很差。我拼命从农村逃出来,是想弄明白中共当局1959年时为什么把我勤劳善良的爷爷以及同时代的几千万中国人给活活饿死,而且让我这一代的农民子弟从小饿着肚子呐喊毛贼万岁的。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把自己研究明白的历史真相和自己想明白的人生道理,讲给更多人;而不是要像几千年来习惯于官本位的中国人那样,替自己谋到一个“学而优则仕”的官位。河南老家的母亲虽然改嫁,仍然需要我提供生活费;我的儿子还没有上小学,需要我抚养成人。我自己的很多思想还没有写作整理出来,为什么要自投罗网当什么领袖呢?!

等到分手时晓波告诉我,下次谢泳到北京来,希望能够见上一面。

2001年春天的时候,我陪谢泳去见晓波。没有想到我们之间又产生争议。

晓波说我的文章里面出现了太多的“存天理,灭人欲”。有些“天理”还是需要牺牲“人欲”的。

我说“天理”本身就是骗人的圈套。人类社会里只有人理而没有天理。每一个人只能牺牲自己的“人欲”,而没有权力牺牲别人的“人欲”,更不应该以所谓“天理”的名义牺牲“人欲”。文明社会的核心价值,就是胡适当年提出的以人为本、民主科学、人人平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严格自律、尽职尽责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也就是“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任何民主理论、自由观点和任何国家、民族,都与个人一样只有相对的价值而没有绝对的价值,人类社会的任何东西都是让人活的而不是让人死的,凡是强迫别人牺牲生命去维护捍卫的东西,无论多么神圣美好,都是野蛮邪恶的杀人圈套。正是因为个人非常无力也非常无助,才需要国家、民族之类的公共力量来保护个人的人权而不是牺牲个人的人权。美国人的《独立宣言》讲的是这样的道理,孔子说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也是可以这样来理解的。

晓波虽然没有当面认同我的观点,在随后的几年里,他的文章里面还是明显淡化了以前的那种道德优越感,从而显现出越来越平和、起来越理性的职业精神。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我曾经几次很不客气地指出晓波文章里面偶尔出现的学术硬伤,他都主动打电话与我沟通。虽然他在电话里面不肯改口认错,他所提供的理由也不够充分,毕竟他还是能够容忍一个后来者的尖锐批评的。

与晓波相比较,另外几位比我年轻的朋友,一直在尖锐批评暴政以及抗议暴政的同道中人,却偏偏不能容忍来自别人的或尖锐或诚恳的批评,并且因此对我记下了怨仇。

师涛出事后,他的代理律师也面临出事的危险。我在王力雄和张祖桦先生负责经营的递进民主网里面给晓波留言,希望能够及时更换律师,并且希望朋友们能够为此事捐款。没有想到晓波与另一位朋友的答复是,师涛的案件由中文独立笔会负责,不用我这个外人费心(大意)。等到师涛一审被判处十年刑期之后,还有一位笔会会员给我留言说:“现政权维持不了几年就会垮台,师涛判多少年的刑都没有关系。”

我对笔会在师涛一案中的相关表现,一直采取隐忍态度,只是私下建议师涛的弟弟师华,另请莫少平律师代理上诉,并且尽自己的力量为师涛案提供了一点助力。但是,师涛十年的刑期,还是被维持了下来。

到了2005年的时候,郭飞熊(杨茂东)借着广东太石村罢免案异军突起,并且针对当时的笔会会长刘晓波,表现出了比针对侵犯农民生存权利的政府当局更加强烈的敌对意识。为此我曾经劝告郭飞熊,刘晓波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政府当局没有力量抹杀他,民间维权人士更没理由去挑战他和抹杀他。每个人都有权力选择自己的方式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进步,却没有权力去否定别人既有的努力和贡献。

自从2004年直接介入民间维权活动以来,我一直对参与维权的朋友强调蔡元培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1919年5月9日,把被捕学生接回学校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秘密乘火车离开北京,他在留下的启事中提到了“杀君马者道旁儿”的历史典故,意思是说古代有一个官吏的马跑得很快,旁观看热闹的小孩子一直在鼓掌喝彩,这个官吏一高兴就把自己的快马给跑死了。

这个典故所表现的,是蔡元培自觉顺应时代潮流和社会合力,既能兼容并包又能激流勇退的不居功、不恋栈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精神境界,这也是中国人最为缺乏的一种高尚境界。与这种高尚境界相配套的,还有《易传》中的一句古训:“小人知进不知退。”我把“杀君马者道旁儿”和“小人知进不知退”的两句古训,给先后为民间维权活动做出过贡献的赵岩、郭飞熊、高智晟、刘学立等人反复强调过许多遍,没有想到他们一个个义无反顾地陷入了“知进不知退”的牢狱之灾。而把高智晟这匹“千里马”给活活累倒的“道旁儿”,偏偏是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

前不久到河南安阳参观殷商时代的遗物,在一个个铜鼎里面煮熟了用来祭祀的人头,全部是牙口齐整的青壮年。把最优秀的本国本族人牺牲奉献给某种神圣的名义或者神圣的事业,是中国社会最为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之一种。

作为一个既无力又无助的个人,我自己同样需要一些师友在我头脑发热犯低级错误的时候给予劝戒。晓波就是这些朋友中的一个。尽管我自己最终没有逃脱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无理解聘。

记得安保人员第一次找到中国艺术研究向“组织”调查我这个人,是2001春天与晓波第二次见面之后的事情。据“组织”转告,安保人员之所以要关心我,第一是我在网络上写了不该写的文章;第二是我去见了不该见的人。从此之后,据说安保人员每年都要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去关心我一次,只是迄今为止从来没有与我当面接触。

回过头来看一看,在国内的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中,真正能够经得起历史考验并且贡献出了不可替代的精神资源的,只有刘晓波、陈子明等少数人(为了不至于得罪更多的朋友,这里不便一一列举)。多少年来,晓波的自由言论一直是像我这样的后来者的航标灯。许多话语禁忌,都是由他扮演排雷手的角色加以突破的。1989年以来被大幅度收紧的言论空间的逐步拓宽与逐渐放大,晓波立下的是第一功。他这一次为了《零八宪章》付出代价,完全是一位先驱者铁肩担道义的理性选择。政府当局见不得阳光的秘密关押,只能把并不十分完美的刘晓波,成全为民间社会的良知化身。

我自己不是一个主动充当英雄的强人,但是,我对于刘晓波自愿担当中国社会前途命运的铁肩道义,还是充满着敬仰与感恩之情的。我希望全世界关注中国人权进步的友好人士齐心协力,一方面争取晓波先生早日获得人身自由;一方面帮助他争取2009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

2009年2月27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2009.
【独立中文笔会】2009.03.03

留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