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晓波博士此次因《零八宪章》的签署被拘，显然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但似乎并没有出乎他本人的意料，因为他早已为此做好了心理准备。正因如此，他和他妻子的坦然面对，才更令人肃然起敬。
但我没想到的是，此次的拘捕从头到尾采取的竟是黑社会化的操作方式，先是秘而不宣，后是人间蒸发。这既暴露出当局在正义、公理上的日渐虚弱，也显示出刘晓波作为“中国异见人士”中一个标志性符号的分量之重。因为当局不得不掂量公开拘捕他所带来的国家面子和政治形象。
刘晓波作为一个注定会在中国后极权时代非暴力抗争史上留下一笔的民间道义领袖，至少可向世界证明，中国在八九“64”之后长达20年的歌舞升平年代，民间自由主义的精神资源依然留存着一束燃烧不息的顽强火种……
中共当局这次以这种极其秘密的拘捕方式把刘晓波悄悄藏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如果换一个角度看，也说明现在的中共统治集团在处理异见分子的方式上多少还是有了一点点改进，不敢轻易动粗或想判就判了。尽管这是为避免国际影响下的被动举措。当局在今年这个非常敏感的年头把刘晓波深藏起来，也许是基于这种看似精明的算计：他们以为把这样重量级的“动乱因素”给管制起来，国内今年就没多大事了。其实可能恰恰事与愿违：刘晓波的被拘，反而使当年那场“动乱”的亲历者强化了许多挥之不去的悲愤记忆。随着“64”20周年纪念日的日益迫近，为刘晓波呼吁的正义之声必将由外而内此起彼伏并日益高涨。如果当局愚蠢到要把对刘晓波的打压持续下去，那么，中国式的哈维尔或索尔仁尼琴就必将被中共自己给生生逼将出国际舞台。到那时，中共当局也许会后悔不已他们现在对刘晓波所做的一切。
刘晓波这么多年来的和平理性抗争，总使我不期然地联想到达赖喇嘛的诉求，当然他们两人在许多背景上不能类比，但在非暴力、不合作、坚持和平理性抗争的主张上却有着相当一致的共通点。而且更重要的是，刘晓波这20年来一直坚守国内，矢志不渝的抗争以及对时局极具前瞻的分析和批评，不但影响了八九一代人，而且也深深影响了不少与八九“64”情结不深的年轻人。这也许是刘晓波在大陆这种恶劣政治空间中坚守至今的最大意义吧。
二
通过刚刚结束的北京“两会”的“重要讲话”，细心的人都不难窥见到因《零八宪章》所产生的冲击波效应。贾庆林、吴邦国等政治局要人通过“两会”特意强调“绝不搞西方的多党制”。这实际上就是对《零八宪章》的隐晦回应。这与前不久胡锦涛发誓“不折腾”的口号一样，完全是一脉相承的公开呼应。一言以概之，胡的“不折腾”就是他在政治改革上不愿有所作为的任期目标。胡某人不仅不想对内有所作为，而且对外也不愿作出应有的折腾。最近东海、南海那边的一些小国不断试图在我祖先海疆上折腾中国一下，胡都一概没有什么令人耳目一新的实际反应。任你洪水滔天，我自岿然不动。应该客观地说，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上，大独裁者毛泽东在这方面都不至于像胡温如此窝囊可欺。而现在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胡大人，还能有多少理由自圆其说呢？此议姑且不论。
中国的民主化之路为何如此难行？当局通过高压手段乃至暴力镇压使国家处于恐怖稳定状态，固然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但海内外反对阵营自身各自为阵，山头林立，猜忌成风，文人相轻等自乱阵脚也难辞其咎。只要随意打开一个异议阵营云集的论坛就会看到，哪个论坛上没有醉心于人身攻击，叫骂之声不绝于耳的场面？面对此情此景，我们尚且不必对未来中国的民主转型成功匆忙作出过于乐观的预测。
而且近年来，在中国某些异见人士的眼中，对国际上施与中共政府的压力有过于依赖的倾向。事实上，这么多年来，中国的统治者换了好几代，然而在应对国际压力面前，一代似乎更比一代“牛”。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内地民众的体制认同是民主转型中一种潜在的阻力。不可否认，这30年的单一改革即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的确让普通老百姓在内的绝大多数城乡人口都尝到了程度不同的甜头。成功的标志之一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至今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衰退迹象。老百姓在生活质素上的普遍改善，当然为共产党继续推行一党执政提供了唯一的信心支撑。因此，包括平民在内的体制认同自然就成为转型之路上的天然阻力。诚然，我们在否定共产党一党统治的同时，也必须承认它在某些方面所做的一些有益于百姓获利的好事。尽管它在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等方面还做得远远不够。但是，当局因经济改革上的得分而增添了对付不同声音的底气。如果他们认为你是一块啃不烂的石头，就会有意识地把你驱逐出自己的家国。他们知道，一旦你远离家园文化的根基和社会资源，其作用和影响力往往就会随之消弭于无形。正因如此，刘晓波早几年就在北京警方的多次苦劝和动员之下，仍然不为所动，坚守国内。事实上，有许多去国经年的民运斗士们，除了一开始的短暂新闻效应之后，许多便慢慢消失在公共领域的注意力之外了。
三
我认为，中国的民主化最可能出现的先兆很可能将会以对“64”的重新评价为标志性的起点，但其前提是，必须在李鹏等屠夫全死光之后才有可能。在他们那一帮人以及他们的代理人仍位居要津的前提下，这种希望几无可能。这种判断，并非空穴来风，而且基于以下的判断：一是将来中国的民主化不可能没有来自共产党阵营本身包括“既得利益阶层”的良知力量推动；二是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资源无一例外地掌握在“我党”手中；三是共产党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成功地俘获了包括大批知识分子在内的中间民众；四是中国民众的大多数的确不希望社会出现失序的动乱。这也是共产党迎合老百姓心态的精明算计之一。
但无论如何，民主已成为世界不可逆转的潮流。中国必然由一党独大演变为多党轮流执政的民主体制。这是中国未来政制发展的必然趋势。不管经历怎么曲折怎么艰难的发展途径，中国始终都会走向民主之路。这一点，连中共体制内如赵紫阳等清醒之人也早已有所觉察。那种至今仍在公然发出“中国绝不搞西方的多党制”的叫嚣者，只不过是中共特权阶层的末日狂犬罢了。
说到“既得利益阶层”这个概念，有必要厘清一下它的宽泛涵义。“既得利益阶层”与高高在上的特权阶层并不都在同一个平面上。所谓“既得利益阶层”，往往被狭义地、错误地理解为也是共产党的统治官僚阶层。实际上，如果把“既得利益阶层”比喻为一棵大树的话，那么，包括许多普通市民在内的老百姓，其实也属于既得利益阶层的这颗树上的枝丫或末梢部分，他们或多或少也与“既得利益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中间很难有一个明晰的交界线。正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才导致政治体制改革在操作上的举步维艰。
那种一味幻想由下至上另起炉灶如陈胜、吴广似地揭竿而起，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完成民主转型的设想，其实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理想。在如今中共的暴力机器如此强大的现实面前，完全不具备可操作性。如果谁愿意深入底层、用相当的时间和精力亲身接触一下当今中国现实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不只是安心躲在自设的民主理论象牙塔里构筑理想王国的话，你就会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很快改变那种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景。中国的民主化不可能排除与共产党体制内良心力量的良性互动和耐心推动。因为中共体制内部并非像外界常常误判的那样是铁板一块。何况现在海内外自由派民主人士也开始“困厄与尴尬”地看到，他们所主张启动的政治民主化改革才能解决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有的事实上正被共产党在一党执政的体制下一点点地加以解决，或正在准备解决，如官员的贪腐败问题，农村的征地，城市的拆迁以及下岗再就业等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排除，中国民主转型的希望仍然有赖于体制内外的共同推动。
刘晓波由于长期根植于国内的人文和民间土壤，他当然明白现在中共专制力量与民间自由主义相互博弈时的此消彼长。他看到民间的自由基因在日益觉醒，同时也看到统治集团原有的理想主义色彩——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已彻底淡化。中共这个最大的执政党实际上现已经整体堕落为富豪权贵利益党，但对于作为个体的党员来说，并非全部一团漆黑，党员普遍已沦为实用主义者倒是不争的事实。而知识分子群体早已演变为沉默的大多数。那么这大多数为什么宁愿保持沉默？其一是因为明哲保身，其二是因为恐惧如影随行，其三实际利益的驱使。从民间生态到执政当局，双方都在悄然变化之中。而在这种变化中能随时敏锐捕捉到皇城根下政情脉动的刘晓波，自然明白在中国的民主转型过程中，如果想以暴力革命的方式达成民主化，无异于海市蜃楼般的空想。不仅如此，任何激进极端的高调对抗方式，势必都会失去绝对多数民众的支持。由此，他在许多场合下都力主中国应该避免历代政体“以暴易暴”的血腥循环。
四
近年来，底层民间的维权力量正在日益觉醒，但我们也没有必要过于放大维权力量在未来中国民主转型中的局限作用。必须看到，在许多欠发达地区包括落后农村所发生的维权活动，并不都是以推翻共产党领导为直接目标的诉求。许多维权事件仅仅止于“在政府的主导下”谋求单一事件的相对公平解决。如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贵州“6.28”事件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例。虽然规模不小，但中共当局也只是采取对自己的爪牙与老百姓各打50大棒的手段，由此便使动乱因素迅速消泯于萌芽的状态之中。
在中国这种后极权主义时代，有时专制统治者实际上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不得不通过整个官僚体系来推行自己那些维护统治合法性的目标和政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适当抑止整个官僚体系的腐败膨胀趋势，以维护整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从而不遗余力地维持自己一党之私的长远“稳定”。
在复杂多变的恶劣政治环境之下，未来中国的民主转型，仍然需要我们每一个“铁肩担道义”的知识分子富有耐心地做些启蒙推动的善小之事，需要我们传承刘晓波的坚守精神，前仆后继，勇毅地跋涉……
转眼又是“六四”，而且这是一个由不同政治意义的符号交缠较劲的纪念之年。今年，注定将不同寻常。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当局正倾注全力力保虚假无比的“政治稳定”，而反对派也将持续发出不愿忘却的声音。在这一场公开和秘密的生死博弈中，“我党”耗费的是国家的公共资源，而民间付出的将是泪水和勇气。
【民主中国】2009.04.22
0 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