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河流从不均速前行,一些年份它平淡无奇,另一些年份则高潮迭起,足以撕裂过去与未来。世界在一七八九年、一九一四年之后变得不同,革命与战争摧毁了旧事物,也诱发了新潮流。

一九七九年也是这转折性年份之一,这一年撒切尔夫人当政,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开启了全球自由市场的潮流,通过经济拯救一切的价值观开始流行;霍梅尼的伊朗革命发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兴起。除去这些重大的历史开端,一些小事件同样富有标志意义。这一年的夏天,二十一岁的迈克尔·杰克逊发布了他的第一张具有强烈个人标志意义的专辑《Off the Wall》;冬天,北京的西单民主牆关闭,它曾象征著中国逐渐自由的气氛。

三十年前的历史事件,在过去的两週中,奇妙的交汇在一起。德黑兰迎来了它的另一场革命,三十年前的青年人拥挤在街头,为了驱逐那个腐败的巴列维政权,他腐败、专制、过分依赖美国人。他们热烈的憧景流亡归来的霍梅尼给他们带来崭新的世界,这位宗教领袖这样许诺说:“我们未来的社会将是个自由的社会,各种压迫、残酷和武力,都将被摧毁。”但是,此刻的德黑兰街头,充斥著压迫、残酷和武力。三十年前的解放与革命,像是从一个陷阱中爬出来,又掉进了另一个陷阱。

全世界对于德黑兰的强烈关注在六月二十六日之后突然减弱,迈克尔·杰克逊死亡的消息占据几乎所有媒体空间。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再没有一位明星像他这样影响深远。在二十世纪的音乐史上,一些人更有才华,一些人更有魅力,但是迈克尔·杰克逊却是第一位全球性的明星。他兴起的过程,也正是二十四小时的电视新闻网、MTV、全球消费文化兴起的过程,他开始达到辉煌的时刻,也正是苏联解体、东欧变色之时,对于世界一半的地区来说,他代表来自西方的新奇、自由和壮观。

他在一九九三年莫斯科的演唱会,不像是一场表演,而是一场新形态的弥赛亚。在某种意义上,他像撒切尔夫人、比尔·盖茨一样,是全球化的建构者。他自身的变化,或许也暗示了这种全球文化的特徵和内在纠缠,他把自己的皮肤从黑漂到白,鼻梁不断垫高,他的成功改变不了他的身份焦虑,既生活在强大的聚光灯下,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娱乐产业,又仍渴望自己是个彼得·潘。

相比于德黑兰的街头和迈克尔·杰克逊,刘晓波吸引的关注则暗淡得多。六月二十三日,这位中国最著名的异议作家,被正式拘捕。他因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中的领导角色而跃上国际舞台,二十年来,始终是中国政府最坚定的批评者。二零零八年底,他发起了零八宪章,是最早的一批签署人之一。这个宪章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的仿效版本——知识分子怎能目睹基本的公民权受到国家政权如此侵害的情况下,不发出抗议的声音?比起他的个人命运更令人悲哀的是,他的主张不管是国际社会还是中国社会内部,都被迅速冲淡与遗忘了。

倘若自由与抗争是二十年前世界理解中国、与中国自我理解的主题,那麽此刻的中国则呈现的是另一种形象——中国是一个强大的、世界需要依赖的经济体,中国人也仅仅作为经济动物而存在。对政治权力、表达自由,有可能被消费上的权力与自由所替代。是啊,人们可以无节制的沉浸在对一位美国明星的缅怀和对遥远的德黑兰的感慨中,而忘记自己现实的困境,在某些方面,我们仍生活在西单民主牆的阴影之中。

这三个新闻事件,或许也是理解过去三十年世界历史的一个切片。在一些方面,它看起来获得了无比的进步,商品和信息的自由流通,已经造就了一个全球性的情感和价值系统,人们看起来日益平等了,也日益自由;但在另一方面,人们则变得日益无能和自我逃避,坐在屏幕前,去消费一切情感与事件,却无力做出行动。在一些方面,经济自由似乎促进了政治自由的到来,但在另一方面,资本仍旧可以和政治权力达成一个新的联盟,来对个人自由进行更全面的控制。

在一些方面人们似乎更独立了、更自我了,但另一方面人们集体归属感的热忱更加上升,明星文化不就像是宗教衰退之后的另一种补偿吗,而每当你以为世界更世俗化时,又会有一波宗教运动的回潮……每当人们赶走了一股压制力量,另一种压制就会随之而来,而个人的自由是一场永远的抗争。

许知远,二零零零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生活》杂志的联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他最近的一本书是《醒来》。

【亚洲周刊】2009.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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