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介书生刘晓波站在中共法庭的被告席上，无疑是人类文明跨入二十一世纪之后，迄今为止最黑暗、最无耻的一幕。不管判决的结果如何，审判本身就已经成为现代法治史上永远无法抹去的污点。刘晓波的获罪，被愚弄和被嘲笑的不仅仅是十三亿唯唯诺诺的中国人，而是整个国际社会，以及全人类的智慧。
纵观全球，中国人所处的话语环境虽非绝无仅有，但肯定是屈指可数。据有关机构的粗略统计，中国的言论自由度在世界范围内始终垫底。而在构建所谓和谐社会的2009年，则更加恶化，“因言获罪”事件愈演愈烈、急剧升级。2009年的中国，是自1999年7月22日之后，人权灾难最为严重的一年。
如果说，某些由地方当局审判的案件在国际上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么在北京受审的刘晓波，却是在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之下，在有关人权机构和著名政要的谴责声中，抛却中共自己现有的法律，预先设计、堂而皇之进行的所谓“审判”。
中共政权一而再再而三地制造文字狱，除了说明执政当局外强中干外，或许也在提示我们：作为独裁专制制度的批判者，自由的言论与民主的声音，其本身就是现实政治架构的直接威胁。这也是刘晓波获罪给我们的启示之一。
舆论的极端重要性从来就没有在独裁统治下衰减，这是由专制制度本身决定的。独裁者不仅离不开愚民，同时也少不了“愚臣”——既往对独裁领袖无限吹捧、最后又反受其害的所谓能臣就是最好的例证。媒体作为传播思想、制造舆论最重要的发声器，独裁者始终把它牢牢掌控在他们的无限权力之下，利用它为自己歌功颂德，通过它进行愚民教育。而且起码在中国，可说是“成效显著”，否则就不可能产生一代疯狂的愤青。如果没有网络媒体，在传统媒体几近绝迹的自由、民主言论，恐怕会在独裁专制的强力封锁下与世隔绝，导致独裁治下的人民，永远无法看到自由主义所折射的人性光辉，以及民主制度所蕴含的强大活力。因此刘晓波获罪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即是一切自由与民主的传播者，都应该珍惜新兴的网络媒体，充分利用这一资源，竭力传播民主思想，彻底揭露专制黑暗。通过网络平台影响民意、鼓舞民心。而不是像某些自以为是的所谓“自由人士”，以言论自由的名义，竭尽所能，把自由民主的暇疵发挥到极致；穷其所智，将人性中最恶劣的一面，巨细无遗的展示在缺乏民主意识的国人面前。
这决不是舆论控制。自由主义籍凭多元价值，当然旗帜鲜明地反对舆论一律。但“多元”不应该、也不可能排斥“最佳”，它只拒绝“唯一”，否则就没理由把民主自由当成我们现阶段的共同追求，更谈不上什么普世价值。甚至独裁者还可以理直气壮的把专制进行到底——因为专制也是多元中的一元。但是，当民主在中国还是镜花水月的时候，当追求自由被视为罪犯的时候，作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除了坚守属于自己的舆论阵地，当然还要向一切来自独裁专制的话语敢于说“不”。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暴风骤雨式的革命，起码不可能、同时也不应该发生在当代中国。事实上不管在哪一个国家，要为暴力活动寻找道义上的合法性，都已经越来越困难，更枉论取得成功。要实现一个独裁国家的政治转型，将更多的依靠自上而下的变革、以及自下而上的推动。同时，也正由于这样一种现实的长期存在，自由主义者（或者说反对派）在促进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必然越来越局限于所谓“座而论道”，而无法直接投身制度结构的拆解。
不过“座而论道”并非就是无所作为。恰恰相反，座而论道本身就是大作为。这恐怕无需额外的解释，刘晓波的“因言获罪”就足于说明这一点。独裁统治者如果不是把民主言论视为洪水猛兽，它决不会撕破“仁政”的脸皮，轻易露出残暴的真面目。而这一点，也同样是刘晓波获罪给我们的又一启示：坚持“座而论道”、把“座而论道”作为一种舆论压力，使“座而论道”形成常态，去推动中国的政治转型。
【独立中文笔会】201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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