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桥一梦:刘晓波获罪的启示

一介书生刘晓波站在中共法庭的被告席上,无疑是人类文明跨入二十一世纪之后,迄今为止最黑暗、最无耻的一幕。不管判决的结果如何,审判本身就已经成为现代法治史上永远无法抹去的污点。刘晓波的获罪,被愚弄和被嘲笑的不仅仅是十三亿唯唯诺诺的中国人,而是整个国际社会,以及全人类的智慧。

纵观全球,中国人所处的话语环境虽非绝无仅有,但肯定是屈指可数。据有关机构的粗略统计,中国的言论自由度在世界范围内始终垫底。而在构建所谓和谐社会的2009年,则更加恶化,“因言获罪”事件愈演愈烈、急剧升级。2009年的中国,是自1999年7月22日之后,人权灾难最为严重的一年。

如果说,某些由地方当局审判的案件在国际上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么在北京受审的刘晓波,却是在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之下,在有关人权机构和著名政要的谴责声中,抛却中共自己现有的法律,预先设计、堂而皇之进行的所谓“审判”。

中共政权一而再再而三地制造文字狱,除了说明执政当局外强中干外,或许也在提示我们:作为独裁专制制度的批判者,自由的言论与民主的声音,其本身就是现实政治架构的直接威胁。这也是刘晓波获罪给我们的启示之一。

舆论的极端重要性从来就没有在独裁统治下衰减,这是由专制制度本身决定的。独裁者不仅离不开愚民,同时也少不了“愚臣”——既往对独裁领袖无限吹捧、最后又反受其害的所谓能臣就是最好的例证。媒体作为传播思想、制造舆论最重要的发声器,独裁者始终把它牢牢掌控在他们的无限权力之下,利用它为自己歌功颂德,通过它进行愚民教育。而且起码在中国,可说是“成效显著”,否则就不可能产生一代疯狂的愤青。如果没有网络媒体,在传统媒体几近绝迹的自由、民主言论,恐怕会在独裁专制的强力封锁下与世隔绝,导致独裁治下的人民,永远无法看到自由主义所折射的人性光辉,以及民主制度所蕴含的强大活力。因此刘晓波获罪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即是一切自由与民主的传播者,都应该珍惜新兴的网络媒体,充分利用这一资源,竭力传播民主思想,彻底揭露专制黑暗。通过网络平台影响民意、鼓舞民心。而不是像某些自以为是的所谓“自由人士”,以言论自由的名义,竭尽所能,把自由民主的暇疵发挥到极致;穷其所智,将人性中最恶劣的一面,巨细无遗的展示在缺乏民主意识的国人面前。

这决不是舆论控制。自由主义籍凭多元价值,当然旗帜鲜明地反对舆论一律。但“多元”不应该、也不可能排斥“最佳”,它只拒绝“唯一”,否则就没理由把民主自由当成我们现阶段的共同追求,更谈不上什么普世价值。甚至独裁者还可以理直气壮的把专制进行到底——因为专制也是多元中的一元。但是,当民主在中国还是镜花水月的时候,当追求自由被视为罪犯的时候,作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除了坚守属于自己的舆论阵地,当然还要向一切来自独裁专制的话语敢于说“不”。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暴风骤雨式的革命,起码不可能、同时也不应该发生在当代中国。事实上不管在哪一个国家,要为暴力活动寻找道义上的合法性,都已经越来越困难,更枉论取得成功。要实现一个独裁国家的政治转型,将更多的依靠自上而下的变革、以及自下而上的推动。同时,也正由于这样一种现实的长期存在,自由主义者(或者说反对派)在促进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必然越来越局限于所谓“座而论道”,而无法直接投身制度结构的拆解。

不过“座而论道”并非就是无所作为。恰恰相反,座而论道本身就是大作为。这恐怕无需额外的解释,刘晓波的“因言获罪”就足于说明这一点。独裁统治者如果不是把民主言论视为洪水猛兽,它决不会撕破“仁政”的脸皮,轻易露出残暴的真面目。而这一点,也同样是刘晓波获罪给我们的又一启示:坚持“座而论道”、把“座而论道”作为一种舆论压力,使“座而论道”形成常态,去推动中国的政治转型。

【独立中文笔会】201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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