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中文笔会综合报道：10月24号，纽约华道夫酒店，上千嘉宾列席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第十七届年度“新闻勇气奖”颁奖午餐会。今年的获奖者包括：基督教科学缄言报专栏作家吉儿-凯罗尔、黎巴嫩广播电视公司名主持人梅-齐地亚克，以及来自北京的著名自由记者、独立中文笔会会员高瑜。74的岁墨西哥名记者伊琳娜-波尼压陶斯卡获“终生成就奖”。
“新闻勇气奖”委员会主席朱迪-伍德拉夫在开场致辞中说道：“今年的获奖者致力于公正诚实的报导，甘冒风险，承受痛苦的后果，她们所做的一切，使她们走在新闻自由的最前列”。
28岁的基督教科学缄言报专栏作家吉儿-凯罗尔，今年一月与她的司机和翻译一同在伊拉克被绑架，她的翻译被当著她的面枪杀，她被关了82天后获释。
黎巴嫩广播电视公司名主持人梅-齐地亚克，去年9月，她的驾驶座下被人放了炸弹，她在爆炸中失去了左手和左腿，为此经历了26次手术。她相信是因自己直言报导叙利亚对黎巴嫩的侵占而遭到报复。她在致词时表示，“虽然我仍被威胁，但会继续我所做的”。
在介绍高瑜时，华盛顿周刊执行编辑格温-艾费尔说：“中国是世界上关押记者的最多的国家。不听话的编辑和记者被解雇或降职，与当局、中宣部口径不一的出版物被停刊，虽有千万的网民，但却被当局安装了防火墙”。
现年62岁的高瑜，原在中新社工作，1989年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不久该报被停刊，1989年6月3号在上班途中被捕，几天后，她对民运和高层斗争的报导在香港一份有影响的杂志上发表，高瑜成为中共政权向西方表示强硬立场的人质牌。
这次高瑜的推荐人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刘晓波向记者表示，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仍受到迫害，高瑜的获奖，显示了国际社会对此的关注，如果没有国际的关注，无论是中国的新闻工作者还是自由作家的空间还会更小。他说：“中国现在的言论状态仍然没有改变。许多新闻工作者受到一系列的打压迫害。同时对新闻媒体的整肃也是比较厉害的，特别是2004年以来，比如像轰动海外的‘冰点’事件。在这种情况下，能把这个勇气奖给高瑜，独立中文笔会，做为推荐组织，我们感到非常欣慰。同时也感谢国际社会对中国新闻自由，对中国记者受迫害的关注。”
高瑜说：“1995年，我第一次获得勇气奖，那时我第二次被捕，正在北京最偏僻的一所监狱里服刑。我曾给当时的中国司法部长写信，要求书面向颁奖典礼表达我的谢意。我的信被狱警当场撕掉”。
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曾邀请她丈夫前来领奖，令中共当局恐慌，北京市安全局与她丈夫谈判，以给她办保外就医为条件要求他配合，他丈夫放弃领奖后发现被当局欺骗。1993年她再次被捕，但拘留证上没有写任何罪名。13个月后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6年徒刑。
她说：“中国从19世纪建立了现代传媒，新闻从业人就有著优秀的传统。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消灭了中国的民营报纸，也用政治暴力阉割了中国新闻人的独立精神。”她说：当局对历史要求忘却，对现实要求粉饰。讲真话，报导真相的新闻记者都要被开除，甚至更糟。她引用中国新闻独立的先驱史量才先生的话，‘你有枪，我有笔’“。当被问到面对中共强权，这些年来她有否怕过时，高瑜说：”强权就是要人们怕它，不光是让记者害怕，它要让全国人民都怕它。现在讲和谐呢，就是拿著枪，让老百姓都趴地下，它就和谐了。所以你不能怕它，如果怕它，那中国的前途、一切就都完了“。她认为国外的人对中国的最好帮助，就是将真实的信息让更多的大陆中国人知道，因为她认为在中国以外得到的关于中国的信息往往更真实。
高瑜曾获国际报业发行人协会在法国巴黎颁发的“自由金笔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吉耶尔莫-卡诺新闻自由奖、记者无疆界新闻奖、全球20世纪的新闻自由英雄奖。
当问到面对中共强权，这些年来她有否怕过时，高瑜说：“强权就是要人们怕它，不光是让记者害怕，它要让全国人民都怕它。现在讲和谐呢，就是拿着枪，让老百姓都趴地下，它就和谐了。所以你不能怕它，如果怕它，那中国的前途、一切就都完了”。她认为国外的人对中国的最好帮助，就是将真实的信息让更多的大陆中国人知道，因为她认为在中国以外得到的关于中国的信息往往更真实。
高瑜生于中国重庆，原在中新社工作，1989年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不久该报被停刊，1994年北京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其六年监禁。1999年2月以保外就医名义获释。她曾获国际报业发行人协会在法国巴黎颁发的“自由金笔奖”，IWMF“新闻勇气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吉耶尔莫．卡诺新闻自由奖、记者无国界新闻奖、全球20世纪的新闻自由英雄奖。
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新闻勇气奖”设立于1990年，用来嘉奖在危险和艰难的情势下，坚持新闻独立自由并展示超常坚毅和诚信的女性新闻工作者。今年该奖项颁奖还要于11月2日于洛杉矶举行。美国银行是“新闻勇气奖”全美最大的资金支持者。
高瑜答谢致辞：
感谢独立中文笔会对我的提名。感谢李普、何家栋、金钟先生对我的推荐。
感谢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再次给我这个奖，能让我和3位我由衷钦佩的同道见面。
1995年，我第一次获得勇气奖，那时我第二次被捕正在北京最偏僻的一所监狱里服刑。
我留给当时的中国司法部部长写信，要求书面向颁奖典礼表达我的谢意。我的信被狱警当场撕掉。
那年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曾盛情邀请我的丈夫代我前来领奖。这令当局恐慌。北京市安全局与我丈夫谈判，说只要配合会尽快给我办理保外就医。
为我早日获得自由，我的丈夫放弃了珍贵的邀请，事实证明当局只是欺骗。
我第一次被捕是于1989年6月3日早晨上班途中被北京市安全局绑架。我和绑架我的警察，都成为没有听到当晚枪声的人。
几天之后我对于这场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利高层政治斗争的深层报导，才在香港一份当时最有影响的杂志上发表。
作为一个记者，我成了中国政权向西方表示强硬立场的一张人质牌。
我于1993年再次被捕。拘留证上除了姓名、日期，真京都是空白，没有任何解释我是犯了哪条法律──因为对我的逮捕根本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13个月之后，我被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以“泄露国家秘密”罪判以六年有期徒刑，附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中国从19世纪建立了现代传媒，新闻从业人就有后优秀的传统。
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消灭了中国的民营报纸，也用政治暴力阉割了中国新闻人的独立精神。
当局对历史要求忘却，对现实要求粉饰。讲真话，报导真相的新闻记者都要被开除，甚至更糟。
今天让我想起中国报业钜子、新闻独立的先驱史量才先生的话，“你有枪，我有笔”。史量才先生1934年被国民党政府的特务枪杀在杭州西子湖畔。
六四之后，我也一直处于“你有枪，我有笔”的境遇，这也是历史对我的选择。
【独立中文笔会】2006.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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