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式专政从此开始且愈演愈烈，接下来大跃进狂飙吞噬几千万生命，再接下来，文革浩劫让中国全面倒退。
在《毛泽东为什么发动鸣放和整风——我看反右之一》一文中，我说过毛泽东发动鸣放和整风，是为了达到双重目的：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和重塑自己在党内的绝对权威。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鸣放和整风在党内外的反应，用天壤之别来形容也不过份，可以说是党外一片欢呼而党内一片抵制，从高层的刘少奇到各省部委至基层党组织，几乎一致反对，毛只能靠自己的权力硬着头皮推行，甚至就是逼迫党内高层和党报支持整风和鸣放。当毛决定由鸣放转向反右之后，这一运动之所以迅速发展为全国性的文字狱灾难，致使上百万人受到整肃，显然与党内对毛发动鸣放和整风的极度不满高度相关。整风期间，党的各级干部受到党外人士的激烈批评，加剧了老革命、工农干部与民主党派及知识分子之间的传统矛盾。当时，一些基层干部在给毛的上书中，甚至以自杀相威胁，要求停止鸣放和整风。而一转向反右，那些在鸣放整风中不爽的党官们自然要加倍报复，太多的右派就是因为给单位领导提意见而获罪，一个基层支部书记就可以把给他提过意见的人都打成右派。
鸣放和整风引来党外的一片欢呼，但并没有达到遏制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实权派的目的，反而党外人士的大鸣大放，为刘少奇等人反对鸣放和整风提供了大量的口实。因为，党外人士通过鸣放来帮党整风，既发泄长期积累的对毛泽东及中共的不满，要求破除“党天下”的一手遮天；也提出党外人士的政治主张，要求毛兑现1949年的共同纲领，要求民主党派与中共平起平坐，要求建立西方式民主体制。党外人士的这些批评和要求，非但不能为毛重塑权威张目，反而只能引发党内的更大不满，损害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威。如果不对这些“右派”加以强力反击，一党独裁及毛泽东个人权力都将遭到实质性削弱。所以，基于巩固党权的独裁地位，更是基于维护毛个人在党内的至尊，毛必须发动反右运动。
毛的突然转向，虽然不能说从一开始就设计好了“引蛇出洞”的“阳谋”，但毛从维护他个人的权力及党权的根本利益出发，经常使出翻云覆雨的手段则是其统治常态，“引蛇出洞”是他一贯的想法和手段。早在1957年1月18日－27日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针对国际上的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和铁托事件，更针对国内各地出现的“闹事”和知识分子的议论，毛的讲话极为凶狠而阴险。他在1月18日说：苏共二十大“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子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所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1月27日毛再次讲话，明确提出后发制人的策略。他说：“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毖。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们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章诒和编著：《五十年无祭而祭》，香港星克尔出版2007年9月出版P47-49；以下简称《无祭》）3月，在邀请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的讲话已经明确提出了“百家争鸣实质上即两家争鸣”的观点，他说，无论有多少派多少家，就世界观而言只有两家：无产阶级一家和资产阶级一家。争鸣就是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克服资产阶级世界观，最终达到无产阶级一家独鸣的局面。而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却宁愿相信“百家争鸣”就是“百家争鸣”。
由此可见，毛在号召鸣放和帮党整风的时候，已经为后来的转向埋下了伏笔，或者说，已经为“引蛇出洞”做了充分的准备。到了5月中旬毛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决定开展反右运动，他就明确提出“引蛇出洞”。他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是做梦。……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欢喜吃人。人们吃的鱼翅，就是这种鱼的浮游工具。”
之后，他频繁出面召开党内高层会议，一面作出一系列强力反击的内部布署，一面要求各级党委继续鼓励鸣放。他就要用这种内外有别的方式，让党外人士继续鸣放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为的是引出更多更大的蛇，放出更烈更毒的草，以便发动更有力的“后发制人”，实现聚而歼之的目标。这显然是“引蛇出洞”的阴谋。
5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指示强调：“我们党员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5月16日，毛又亲笔起草了一个指示，虽然也谈到继续扩大整风，但重点是针对右派分子，再次强调：“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地处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一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问题。当天，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邓小平向与会者解释中央指示，他说：报纸把坏话删掉，实际是帮他们，现在应该让他们放完。”当晚，毛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他起草的新指示。（《无祭》P90－92）
在毛泽东的秘密指示发出后，各部委和各地的党委立刻发动大鸣大放，党报更是开足马力鼓动鸣放，5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欢迎非党同志帮助我们整风》；5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争鸣，结合整风》。整个5月下旬，《人民日报》大篇幅报道中央部委、地方党委、大学、学会纷纷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全部是鼓励知识分子大胆说话，给党提意见。5月19日，北京大学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由此掀起了校园鸣放高潮。5月20日中共中央给各地党委发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提出要求：1，继续刊登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最好刊登那些能够充分暴露他们反动面目的言论，越反动越好。2，特别注意刊登中间分子的那些比较公允的批评右翼分子的言论，并逐步增加以占据报纸的主要版面。3，逐步增加左翼分子的言论，但暂时不易过多。特别注意刊登有说服力的批评文章，而不要登没有说服力的、火气太大、乱扣帽子的文章。4，登载那些改进工作的事实报道。5，在一段时间内，党员暂以不发言为好，但要马上着手分类研究右翼反动言论和其他资产阶级观点，准备在适当时机进行反驳和批判。
“引蛇出洞”指导下的整风运动，通常被称为第二阶段鸣放，而这个阶段的鸣放，从北京到各地都上了一个台阶，情绪更高，范围更广，言论更尖锐，北大校园的鸣放就是从5月19日开始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少数右派和反动分子一时间闹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他们“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联，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整风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摸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联盟造起来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P503）
与此同时，各地“闹事”不断扩大和升级，校园内的鸣放直指一党独裁体制，各地党组织不断向中央告急，毛泽东开始担心政权的稳定，私下里甚至做了“再上延安”的最坏打算。他把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伟长比作中国的“纳吉”，大学里的右派们就是“小纳吉”。在他随后的一系列讲话中，开始把思想斗争转化为政治斗争，把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他强调思想斗争的尖锐性、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进而认定右派分子的实质是夺权，反右运动自然就是一场政权保卫战。5月25日，毛修改了准备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稿，重新定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始区分香花与毒草，正式将“百家”归结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首次提出区分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也就是后来划右派的六条标准。
毛的这个转向，得到了反对鸣放和整风的党内高层的一致拥护。在5月26日的中共高层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康生、柯庆施等人，一致把反右运动提高到争夺领导权的高度，刘少奇指责有些党员已经与裴多菲俱乐部一样。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在汇报上海鸣放情况时说：上海文化、出版、发行界“暴露得很厉害”。在“放的过程中，最坏的是民盟，”“他们的方针是一放到基层，二撤换干部，三算政治旧账。”还把手伸向工会，他们要求我们的党员坦白秘密，企图瓦解我们的党。知识分子也有很大暴露，巴金也出来讲话了，王造时、陈铭枢提出“私法”问题；王若望很猖狂，说出现纳吉也不为怪。他们的反动言论影响很广很深，动员社会各界起来闹事，官场、机关、银行、税局、贸易公司、剧团、电影、广播、大学都在闹。党内也出现异己，有些党员把民主党派当后台，有的党员提出脱党，有的党员向党外人士泄密。在会议上，邓小平做报告点到章伯钧、章乃器、龙云等大右派的名字。他说，右派是要我们阵地，我们的应对，1，改正自己的错误。2，孤立右派。3，争取中间派，用右派教育中间派，让中间派与右派划清界线。
根据毛泽东的秘书林克日记记载，5月28日毛与林克谈话，毛担心中国出现匈牙利事件，已经对右派的数量作出评估。毛对林说：北大的教授、副教授有11％的右派，左派39％，中间派50％。八千学生中，右派70多人，200人左右支持他们。最危险的是民主党派和知识界的煽动性言论与波及全国的学运风潮汇集起来，再影响到整个社会（工人、农民、商人、中小学），结果将是“天下大乱”，将真正危及共产党的领导。但现在采取的方针仍然是鼓励党外人士鸣放。（《无祭》P116）
5月29日，民革中央发出积极帮助中共进行整风的指示。同一天的《大公报》也发表社论《工商联要帮助工商业者鸣放》，动员中下层和中心城市的工商业者“解除顾虑，勇敢地鸣放。”5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央国家机关党委要求“更加放手地让大家畅所欲言”的报道，但开始强调加强党对鸣放运动的领导。6月1日南京《新华日报》发表《把整风运动继续深入开展下去》的社论。6月5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人民内部需要经常展开批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永不收兵”为题转载了这篇社论。
与此同时，毛指示报刊以争鸣的方式陆续登载一些反击右派的言论，以试探社会的反应。5月29日，《新华日报》刊登了“与章乃器先生商榷”的文章，此时章乃器已经被毛内定为大右派。从6月1日开始，《人民日报》刊登反驳右派的报道和文章的数量明显增加。6月6日《文汇报》刊登《知识分子应怎样对待整风》，毛在第二天将此文批示给胡乔木，要求《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转载。也是在这一时段，各级党委已经接到了准备对右派发动全面反击的指示，那些从一开始就抵制鸣放整风的各级党官们，一个个都在摩拳擦掌、准备出击了。比如，北京市委召集北大等四所大学的党委书记开会，在听取各校的鸣放情况汇报后指示道：大学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翘尾巴的专家、教授、民主党派成员多，有影响的人物多，要用各种办法，制造适当气氛，“引蛇出洞”，让他们把毒都吐出来，以便聚而歼之。要抓紧时间鼓励鸣放，因为很快就要发动全面反击，反击开始后就没人鸣放了。（《无祭》P119）
6月3日，在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指示李维汉和彭真等人在会上公开提出反右。6月4日，毛泽东对林克讲了三点：1，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中的右派表现得最猖狂，带有一种最后挣扎的性质，他们和蒋介石与帝国主义有共同点。2，对双百方针有了新的解释，整个口号是无产阶级的，如果执行的结果不能驳倒谬误、整倒右派，那这个口号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是反动的。3，进一步确认右派的孤立状态，右派被冲昏头脑，以为中间派属于他们，其实是梦想。（《无祭》120）
在反右的疾风暴雨降临之前，毛泽东再次使用分化策略。他6月5日急召黄炎培和陈叔通，提前向他们吹风，说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已经走向对立面了，让他俩与之划清界线，并希望黄炎培回到民盟去主事。由此可见，毛已经在考虑改组民主党派的领导层了。之后，毛又召来周恩来、彭真、罗瑞卿谈整风问题，主要是为了追查一个谣言。6月5日，陆定一送给毛一篇文章《我的忧虑和呼吁》，文章的主要内容是说党中央已经开始分裂，毛主席的鸣放方针遭到党内90％的人和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要逼毛主席下台。陆定一对毛说，这个谣言在校园内外散发，震动极大。毛也感到事态严重，马上批示印发在京中央委员一阅，并于当天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击右派：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
6月8日，毛泽东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份子的倡狂进攻的指示》，同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两文均由毛亲自起草），帮党整风的鸣放运动遽然变成全国动员的反右运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和风细雨变成反击敌人的疾风暴雨，百花齐放变成万木凋零，百家争鸣变成万马齐喑。毛式专政从此开始且愈演愈烈，接下来，大跃进的狂飙吞噬几千万生命，再接下来，文革浩劫让中国付出全面倒退的空前代价。
2008年1月12日于北京家中
本文参考文献：
《五十年无祭而祭》，章诒和编著，香港星克尔出版2007年9月版；
《顺长江，水流残月》，章诒和著，香港牛津出版社2007年6月版；
《毛主义和中国模式在东殴和北越的影响》，程映红著，载于《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秋季号；
《中共“八大”与“反右”运动》，吴国光著，载于《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秋季号；
《一九五七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朱正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阳谋——反右前后》，丁抒著，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1995年版；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卷、6第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人与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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