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二年出走中国前夕，中共当局不准我与“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丁子霖、蒋培坤夫妇话别，多名国保警察押送我们一家三口一直到飞机的登机口。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丁老师和蒋老师。不过，我请朋友将蒋老师几年前送给我的一张镌刻着胡适名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木板邮寄到美国。
蒋老师是一位美学家，八十年代中期，在刘晓波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他是评委之一。蒋老师心灵手巧，书法、篆刻、木雕，样样拿手。他在乡下寻觅到一块经历了沧桑岁月的门板，锯成四十公分见方，将我最喜爱的胡适的这句话镌刻其上，作为给我的生日礼物。
如今，我把这张蒋老师亲手制作的木板挂在书房，写作累了，抬头看看，便能从中汲取无限的力量。丁老师是丁文江的姪女，丁文江是胡适的密友。从胡适、丁文江到丁子霖、蒋培坤，再到刘晓波和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抗争与悲情，九曲回肠、历历在目。
印章与洋酒背后的故事
位于台北郊区南港的胡适纪念馆，分为三个部分：一为胡适当年的住宅，现辟为故居。二为陈列室，为美国友人史代于一九六四年捐赠建造。这两部分都在中央研究院院内。三为胡适公园和墓园，则在中研院大门之外。胡适的墓园建在小小的山岗之上，居高临下，可以遥望草木枯荣、云卷云舒。
纪念馆的馆长、历史学者潘光哲博士，是我多年前就认识的老友。胡适是其一辈子研究的对象，由他亲自来导览，自然是如数家珍，很多看似寻常的展品和陈设，一经敷衍，顿成精彩故事。
在展出的胡适的日用品中，有几套现在看上去仍然崭新的西装革履，有各种证书，还有几方印章。潘光哲提醒我留意其中一方看似寻常的印章，旁边之落款为“学生胡颂平赠，台静农刻，一九六一年于台北”。
作为五四那代学生的台静农，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下，后半生只能纵情诗酒，醉心书法和篆刻，心境之幽微与作为老师的胡适十分近似。
胡颂平和台静农这两名胡适的学生，一名出自中国公学，一名出自北大。而这两所学校正是胡适一生中服务时间最久的地方，胡适对这两所学校的毕业生始终很“偏心”，能照顾就尽量照顾。
北大自然不必说了，走到哪里，胡适都能聚集起一群“北大派”。而胡适担任过校长的中国公学，是上海的一所私立学校，不少国民党达官贵人都毕业于这所学校。胡适在任上力抗国民党推行的党化教育和奴化教育。也许害怕这所学校的自由主义特质，国民政府迁台之后，中国公学未能顺利复校。
在胡适故居客厅的茶几上，摆放着胡适生前饮用了一半的白兰地酒。胡适并不嗜酒，偶尔喝几口，也是饮少辄醉。他随身带上一小瓶酒，是提防心脏病发作的“救命药”。
然而，偏偏在那场为学生吴大猷举行的庆功会上，胡适忘了带上这瓶酒。据潘光哲说，馆方将这瓶酒留在原处，是要“引诱”老先生哪天晚上回来，可以偷偷地喝上两口。
胡适心脏病的第一次发作，是在驻美大使的任上，那时他只有四十七岁。从此以后，这个危险的疾病就如影随形。那时，胡适马不停蹄地展开民间外交，直接诉诸美国民众，到各大学和民间社团演讲，获得了三十三个名誉博士。然而，由于争取美国援助未能成功，胡适受到蒋介石的猜忌而去职。
一个爱热闹的孤独者
在台湾，很多名流的故居都是日治时代的日式老宅，胡适的居所则是少有的美式平房及院落，是蒋介石拨出专款为胡适修建的“院长官邸”。
胡适是个爱热闹的人，访客络绎不绝，谈笑者固然大都为博学鸿儒，往来之人中亦有若干“白丁”阶层。胡适夫人江女士喜欢打麻将，胡适偶尔也陪着打上几圈，这也符合胡适所说的“一等人怕老婆”的原则。
不久，有风言风语说，中研院院长的官邸中传来麻将声，有辱斯文。为了避嫌，胡适在台北另购一处住宅，让夫人可以无拘无束地在那里打麻将。于是，这座郊区的“院长官邸”，夫人很少在此居住。在白天，还有秘书和工友随侍左右；到了晚上，就只剩下胡适一人独居了。
有一年，颱风来临，屋顶漏雨，胡适亲自动手抢救藏书，忙了一整夜。第二天，请工友来修屋顶。多年后，那位工友回忆说，当他从梯子上走下来时，发现院长笑吟吟地端来一盘包子慰劳他。
胡适的书房并不大，且採光很差。向阳的一面墙，设计颇有问题，墙上只有几排小小的方孔透光，让人有坐牢般的感觉。若是按照热爱光明的殷海光的意思，必定要把整面墙都改成亮堂的落地窗户才罢休。随和的胡适没有提出修改意见，随遇而安地在这间并不舒服的书房里读书和写作。
作为中研院院长，胡适的应酬和公务颇多，仍忙里偷闲、手不释卷。在书架上，可以看到诸多胡适精读过并加以批註的书籍，如魏特夫之《东方专制主义》、哈耶克之《到奴役之路》——后者是他买来“自己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一些后辈学人的著作，胡适也虚心阅读，如周策纵之《五四运动史》、夏志清之《现代中国小说史》等。
潘光哲指着客厅“顶天立地”的书架上最顶层一排的《大汉和辞典》介绍说，第一册和其他诸册，版本明显不同。第一册是作者赠送给胡适的日本原版，其他各册都是台湾的盗版。可见，读书人爱书如命，连胡适都会买盗版书。
一般的参观者通常不太注意洗手间的设置。我发现，胡适故居的洗手间内，放置着主人使用过的洗发液、沐浴液等日用品，全都是美国的产品。其卧室内的桌子上则摆放着一台短波收音机，在电视尚未普及的时代，胡适通过这台收音机来瞭解世界局势，好几场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都是从收音机中听到的。潘光哲说，这台收音机放入电池，仍可收听短波节目。卧房内还有当时台湾难得一见的美式暖炉，南港的冬天阴冷而漫长，暖炉大有用处。
这些只是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寻常的生活用品，但在当时的台湾，堪称最高级的享受。胡适长期在美国生活，有过对现代文明的切身体验。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没有这样的体验，梁漱溟和钱穆也都没有这样的体验，他们的政治立场、思维方式、文化观念以及对国家未来的想像，都与胡适迥然不同。
在胡适心目中，对于如何让所有同胞过上现代、文明、自由、丰裕的生活，有着美好的想像与切实的规划。可惜，战祸瀰漫、赤潮汹涌的现代中国，并未提供给他一展身手的空间与时间。
中研院是一个做什么的机构？
二零零三年，我第一次访问美国，专程去爱荷华大学探访聂华苓女士。作为硕果仅存的《自由中国》杂志的编辑，聂华苓给我谈起了六十年代的往事，对胡适未去探望狱中的雷震颇不谅解。
而潘光哲根据新发掘出来的史料，又作出了一番新的阐释：胡适一度想去探视狱中的雷震，身边有人却劝他不要去。对此，胡适不悦地反驳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不由他人干涉”。然而，胡适最终未能成行，背后必定又有一番惊涛骇浪。那大概是学者们的一个新的考据题目了。
在二零一四年的太阳花学运中，中研院一批年轻学者成为学生们的“义务智库”。总统马英九赴中研院为一个学术会议致辞，有学者进入会场举牌抗议。由此，引发关于中研院的地位及性质之争论。
某些保守派指责说，中研院是总统的智囊，岂能反对总统？还有国民党立委攻击中研院成了“太阳花研究院”，主张对黄国昌展开调查，甚至将其开除。
当我在胡适纪念馆看到题为“胡适与蒋介石：道不同而相为谋”的特展时，发现胡适早已就“中研院是做什么的机构”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该特展细緻地描绘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的这两位核心人物之互动、情谊与冲撞。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情是：一九五八年四月十日，中研院举行胡适就任院长及第三届院士会议之开幕典礼。蒋介石出席并发表讲话，盛赞中国传统伦常道德。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当场表示异议，认为蒋的说法“是错误的”。蒋介石气愤之至，在当天的日记中谩骂胡适“真是一狂人”。
这就是知识人之风骨。中研院虽然得到政府财政之支持，但其研究是为增进大众之福祉，而非充当独裁者之御用鹰犬。
如今，面对保守反动人士之压力，中研院发表了一份掷地有声的声明，其中有一段如是说：
“学术研究无法自闭于象牙塔中，需走入人群，与国家发展和社会脉动相结合，实践人类对永恆价值的追寻。学者依其学术研究与知识探索所获得之确信，提出具体主张，应享有言论自由之保障，此恆为民主社会之常态。本院作为公立研究机关，本于维护学术研究不受特定立场干预，就个别研究人员的言论，向来尊重多元，兼容并蓄。”
这份声明，传承了蔡元培和胡适开创的自由思想之风。在当下台湾民主严重倒退的时刻，中研院适切表现出应有之格局。当年，身为中研院院长的胡适，在蒋介石的压迫之下，抄录顾炎武的诗“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来自勉，若读到这份半个多世纪后的声明，定可含笑于九泉之下。
“自由中国”与“自由台湾”的愿景，需要两岸新一代公民的共同努力。
【纵览中国】2014.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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