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寻找“青天”的改革
表面上看，在大陆中国的社会转型中，从“四五运动”到小岗村18个农民冒着生命危险发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西单民主墙”、“大学竞选”到“八六学潮”、“八九运动”，要求政治民主化的民间动力非常强大，只是在六四血案之后，民间的推动力和自由主义的呼声才呈日益萎缩的趋势，甚至已经被逼入无法凝聚民间资源的边缘的边缘，处在极少数人自说自话、毫无响应的孤立状态之中。
然而，实际的状态是：大陆的改革一直由执政党主导这一事实并不是六四之后才有的，在政治改革呼声最高的八十年代就是如此。“西单民主墙”和“大学竞选”的主要人物被镇压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社会舞台上已经听不到民间政治反对派的声音了。大陆中国的社会现实和中共执政精英集团以及全社会的传统政治意识的根深蒂固，使寻找“明君贤臣”来推动社会转型，成为直到今天的主流期望。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无论是在野者还是当权者，大多数想推动大陆的政治改革的人，包括海外民运和西方政府，早已对大陆民间出现哈维尔式或瓦文萨式的政治领袖表示失望，越来越寄希望于中共执政高层出现戈尔巴乔夫式或叶利钦式的人物。
大陆的改革一直在中共执政精英的主导之下，政治改革的大喜大悲和大起大落都与党内高层的开明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权力较量直接相关。从76年四五运动到八九运动，这种来自民间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最初的导火线和合法性依据，皆是公众心目中的“明君贤臣”的蒙冤死亡，也都与党内的权力斗争密切相关。一个是“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直接关系到邓小平的复出和毛泽东以及“四人帮”的权力；一个是“人民的好总书记”胡耀邦，与执政党内部的开明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争斗直接相连。另一个明君兼贤臣型的总书记赵紫阳，在民间政治反对运动的悲剧命运已经决定之时，用亲赴广场的行动捍卫了现代政治家的道义形象。但是，这最后的悲壮除了长时间段的道义象征意义之外，已经没有可以直接左右当下政治改革的现实力量了。
同时，从西单民主墙到八九运动中涌现出的民间的主要意见领袖，或被迫或自愿地选择了流亡，多年积累起来的民间道义资源和象征性人物大量流失，使本来自组织能力极为低下的民间反抗运动，更变成了没有任何凝聚核心的一盘散沙。六四大屠杀，虽然使大陆中国人第一次拥有了不仅是来自国内民意的、而且是来自世界性（政府和民间）的道义资源，也使邓小平靠改革开放所积累的中共政权合法性大面积流失。但是，我们并没有从道义上和实际操作上充分的利用这些丰厚的资源，主要的道义象征人物的被□y亡，使最需要世界性道义支持的大陆中国的政治反对派，与最具有影响力的诺贝尔和平奖擦肩而过。八九年西藏精神领袖达赖获奖，并不能弥补持续二十多年的民间政治反对运动的道义资源的严重不足。
一方面，对于个人来说，在人们被恐怖所吓倒和被金钱所腐蚀的整体环境下，从事民间政治反对运动的收益在六四后呈迅速递减之势，而风险和代价却越来越高昂，过少的收益和过于高昂的代价，使大多数人望而却步；另一方面，由于执政党的高压和民间反对派自身的内耗，致使国内的民间政治反对派运动，既缺少组织资源与道义资源的持续性积累，又缺少兼具道义凝聚力和组织动员力的整合核心，一盘散沙的现状根本无法构成中共政权的民间政治对手。
恨铁不成钢也好，无可奈何也好，冷酷的大陆现实即是如此，想不想面对都必须面对。这种寄希望执政党内出现“明君贤臣”的政治偏好，最有力的例证就是中共的每一次最高决策层换届的前后，国内外关心大陆问题的人，都要被中共高层的人事变动所吸引。朱镕基刚出任总理时被普遍看好，但是现在，人们已经不再对他抱什么太高的期望，而把关注的中心提前转移到中共十六大的人事安排上，特别是江泽民的全退还是半退以及江泽民与其它常委在第四代接班人的人选之争上了。所以，人们把政治改革的最大赌注押在高层执政精英身上，非常符合中国的寄希望于“明君贤臣”的古老传统和当下现实。
二、朱镕基的“青天”形象
六四之后，整体的倒退使大陆几乎变成了死水一潭。为了挽救个人声誉和中共政权的合法性，邓小平不得不被迫发动第二次改革。正是“南巡”所开辟的局面，导致了无能无德的总理李鹏失势和朱镕基在政坛上崛起。朱镕基一从上海进京担任常务副总理和政治局常委，就被国内外舆论界誉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由此可见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对他寄以的厚望。其实，朱镕基的政绩在他担任地方诸侯时就常有所闻。特别是在六四期间，他接任江泽民主持上海的工作，抵制了对上海的军事戒严，和平地控制了大屠杀之后上海的局面；他在八九运动中和在处理八九运动遗留问题上的明智和温和，似乎使人们看到了当年处理“清污”、“反自由化”、“八六学潮”时开明的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影子。他在九十年代中期出任常务副总理，代替李鹏全面主持经济工作，收拾“南巡泡沫”所造成的高投入、高通胀、低效率的经济烂摊子。他主持制定的金融十六条、亲任中央银行行长和宏观调控政策，使过热的经济实现了“软着陆”（这种“软着陆”并不象中共自己及御用经济学家所吹嘘那样成功和伟大），已经显露出他“经济沙皇”的集权本性，但是比起既背负六四大屠杀恶名、德才全无而只会玩弄权术的李鹏来说，朱镕基毕竟给国内外留下了负责、勤政、廉洁、开放、有能力、有气魄的良好印象。
正是这种政绩使他成为呼声最高的总理人选，而且如愿以偿。在就任国务院总理之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他以中共高层少有的坦率果敢、廉洁勤政的个人风格和甘愿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的充足底气，语惊四座。“坚决遏制腐败”、“国企三年脱困”和“政府机构改革三年完成”的政治承诺，虽然有理性的人会觉得这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但是大众听上去却会觉得这是不畏仕途深浅和风险的“青天”式诺言。他作为大陆中国第一任把“可持续性发展”（即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兼顾）列入国家发展战略的总理，着眼于未来和后代的负责精神，使他赢得了具有远见卓识的声誉。他全力推动大陆加入WTO，显示了他开放的姿态和把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
在大陆的体制下，朱镕基最值得称道的执政品质就是心中还有民众。他是高层决策中最在乎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人，正是在他的强力督导下，救济城市弱势群体（失业者、下岗者、退休者）的社会保障体系才初步建立；也是在他的主持和推进下，旨在调整农村分配体系和减轻农民负担的“费改税”的制度改革，才得以正式出台并开始在安徽省试行。从一年试行的实际效果上看，“费改税”对于缓解农村问题的严重性和农民愈演愈烈的不满（如减轻农民负担、缓解土地撂荒、转变基层政权的职能、精简政府机构、遏制各级权力对农民的严重收刮、落实村民自治等方面）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多如牛毛的各种行政禁令和领导人的指示。
朱镕基关注弱势群体利益的执政品质，特别表现在他对群体事件的处理上。1999年4月25万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南海请愿，朱镕基亲自接见了请愿者，他下令释放了在天津被关押的学员，宣布了“三不”政策，法轮功学员也回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平地解决了4.25事件。这也是他在处理群体的和平请愿和抗议时的一贯风格，在人大会议上他就发出“不要用专政工具对待人民”的告诫，在数次涉及到处理此类事件的讲话中，他一直强调不能对老百姓使用暴力。直到最近，在2000年11月15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省市党政负责人紧急电话会议上，朱镕基做了《必须牢牢把社会稳定、政治稳定工作放在首位》的讲话，他把造成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官僚主义”，对于各级官员来说，任何引发和造成社会的政治的不稳定的情况，“都是极为严重的失职和渎职。”他宣布的“六不”皆是对各级官员的约束，其中的“第三不”和“第六不”，分别是：“不准滥用权力、行政命令，把合法的事变成非法、违法”和“不准在处理非政治性游行示威请愿事件中，动用武力手段。”他宁愿用对话和中央财政拨款的方式平息民众的不满，也不愿用粗暴的强制手段保持稳定。同时，他在反腐败上的态度更是异常坚决，惩治特别凶狠，没有他的强力推动，不可能有执政党2000年的反腐败高潮。仅就此点来说，就凸现了他与江泽民之间的差异，特别是二人的政治品质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在国际上，从朱镕基出任上海市长到就任国务院总理，他的几乎每一次出访都赢得了外国舆论的不同程度的赞美。特别是他继江泽民之后出访美国所受到的热烈欢迎和破格接待，会令任何中共高官嫉恨。在与中共其它高层人物、特别是与在他之前访美的江泽民的对比中，朱镕基的演讲技巧、从容应对和个人魅力对西方人更具吸引力，颇有大国领袖的风采。一时间，国内外舆论都把朱镕基视为大陆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和实际领袖——中共党内开明派的代表，中共高层推动体制转型的主要政治动力。
三、无可奈何的朱镕基
然而，仅仅时隔两年多，朱镕基便在又一次人大的记者招待会上，只把自己任期内的政绩标准定位在一个干了几件实事的“清官”上。语气和表情之中充满了无力回天的无奈。
朱镕基在大陆政坛崛起之时，表面上的个性之强硬和气魄之宏大似乎远远胜过胡、赵，而正是这种表面的个人魅力，既掩饰了他本身的经济、政治的理念之陈旧，也遮盖了他在权力争斗中不得不委曲求全的窘境。
在经济上，他坚持集权式改革，强行把税收的70%集中在中央手中；坚持几乎所有内行人都反对的而且注定要失败的粮食流通体制的“新统购统销”，坚持对国有企业实行财政、信贷、上市的多重优惠，而对刚刚发展起来的民间金融业进行全面围剿；坚持在不改变产权关系这一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只通过加强管理和调整结构的改革就能使国有企业起死回生。他的集权改革方式窒息了私营经济和地方经济的活力，在投资减少、外资减少、消费减少的经济窘境中，只能依靠加大中央投资即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支撑经济发展的速度。朱镕基在“国企三年脱困”的政绩承诺压力下，做的最无道义的决策，就是在不根本改变产权关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极不完善的情况下，大举剥离国企的不良资产，以保证其运行安全和保值增值，却从来不强调保证私营经济和私人财产的运营安全及保值增值。结果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使私营经济遭受严厉的打击，以产权不清为由强制剥夺大量事实上的私营财产，国企得到了虚假的扭亏增盈，而作为大陆经济高速增长支柱的非国有经济却出现大面积滑坡，亏损、倒闭、破产的不再只是国有企业，市场经济的宠儿——民营和私营的企业也处在亏损、破产的困境之中。剥离国企不良资产（兼并、转制、重组和破产）就是政府向社会转嫁危机，灾难的承担者肯定是处于社会最下层的弱势群体，而良性国有资产的占有者则主要是大小权贵。那些为国有经济奉献了一辈子而只有温饱回报的职工，现在却在没有多少国家补偿的窘境中被剥离出去。
一方面，对国企改造的制度支持是以行政权力为支撑的黑箱操作的债转股，包装空壳企业上市，套取社会闲散资金。企业能否成功上市，不取决于企业本身的当下效益和未来潜力在市场上的平等竞争，而是取决于行政权力的审批。2001年初，证券专家许小年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时证实：70%上市国企的经济效益和给投资者的回报，非但没有因套取大量资金而好转，反而持续下滑。着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同一节目中指出：大陆股市的畸形高赢利，无疑进了幕后操纵者的腰包。大陆的股市根本达不到有效配置资金的作用，反而成了权贵们投机爆富的最佳试验场，而且学费（成本）低廉，有时甚至都不是一本万利，而是“空手套白狼”式的无本万利。
另一方面，对国企脱困的资金支持主要来自国家财政和垄断金融的贷款。国家财政靠的是税收，1999年，非国有企业在整个税收中所占比重已超过70%以上，用于支持国企的政府财政主要来自非国有企业的利税。而银行贷款主要靠老百姓近七万亿的储蓄，为了挽救国有企业，政府连续降低信贷利率和存款利率，老百姓在存款利率上的巨大损失，恰好是通过信贷政策的全面倾斜使国企获得的大量低息贷款。结果，传统国企向现代股份制的转型，既是在资本市场上进行的又一次不公平的掠夺性再分配，也是用全民的公共资产去添一党私产（国企）的无底洞。受损最大的是无权无势的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而受益最大的是中共政权及其权贵家族。
在政治上，他的主要政绩是反腐败的坚决和凶狠，甚至对自己的亲信（如朱小华）也不给予庇护。这既是他完成自己的“朱青天”形象的必须，又是他借以制衡高层反朱派的王牌。但是集权式的政治思维之陈旧，使他只知道强权支撑下的严刑峻法的杀戮，却提不出从制度上遏制腐败的政治改革举措。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他反问西方记者“你们就没有腐败吗？你们在反腐败时杀过这么多人吗？”在谈到民主和人权等问题时，他居然说自己为民主而奋斗的资历胜过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所以美国人无权对中国的政治改革指手画脚；他还恩威并重地想影响台湾的大选；在出访德国接受采访时他又说陈水扁的当选是政治笑话等等。
虽然这几年，从对中共政权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的贡献上讲，朱镕基是执政党内的第一功臣，仅仅税收和中央财政连年的大幅度增加，就能加强中央和地方谈判的分量，加强政权应对大规模突发群众事件的能力。在此意义上，只有朱镕基有效地落实了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遗训，成功地实施了“花钱买稳定”的策略。但是，在党内高层的权力角逐中，他的一些开明做法屡屡给他的地位制造麻烦。他对法轮功的宽容被江泽民的严厉所压倒，他在美国的风光无限被北约的导弹和国内的民族主义狂热所诋毁，要不是克林顿在最后一刻敲定了中美关于WTO的谈判协议，那么他的总理任期实际上在1999年底就结束了。他的反腐败决心尽管取得了一些表面的成果，却遇到了权贵们和整个体制的有效抵抗，江泽民保护了贾庆林并且使他的儿子江绵恒权钱双收，李鹏保护了他的家族并使其子女至今逍遥法外。高层两巨头的左右钳制，就等于瓦解了朱镕基发誓把反腐败进行到底的决心。
对比他上任时掷地有声的承诺，仅仅是粮食流通改革、国企脱困和反腐败的失败，就足以使朱镕基的个人威信大打折扣。显而易见，朱镕基上任伊始想推动现行体制更深入改革的雄心，已经被他个人理念的陈旧带向了与扩大市场化和私营经济相反的加强中央集权的方向，也被这一体制的惰性和党内的争权夺利消耗殆尽。
看来，相对于专制体制之中的个别位高权重的“青天”来说，体制本身的力量是无穷的，怀着“补天”的宏愿与体制进行抗争的“青天”，其结果只能被他维护的体制所吞没。一个好的体制可以使坏人做好事起码作不了太大的坏事，但是一个坏的体制就可以使好人做坏事或一事无成。
雄心没有了，魄力消失了，智慧耗尽了，能够保持个人的清廉勤政的形象就是朱镕基最大的自我期许了。作为一个必须对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负责的行政首脑，居然只以七品芝麻官的“清官”定位来博得从政声誉；作为一个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国家总理，居然只能以中世纪的为官标准来为自己的政绩打分！真不知道出此下策是由于朱镕基本身的意识陈腐所致，还是出于对现实的无奈？抑或是两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改革了二十年的大陆和天翻地覆的国际形势，丝毫没有改变中国的政治传统和体制惯性，“明君”和“清官”就是社会对执政者的最高政绩评价，也是执政者自身的个人政治成就感和荣誉感的最高自我期许。同时，朱镕基的这种自我期许暗示了现存制度和吏治的双重腐败的严峻程度，即大家都在贪，你想保持廉洁是什么意思？这个制度的现行本质是：必须表面上高喊为官廉洁和实质上却不准廉洁。想在官场上混下去且不断高升，只能随波逐流；想做一个清官就要有排除万难、不怕牺牲的决心和勇气。这种现实，中共的主旋律反腐影片《生死抉择》表现的再清楚不过了。
四、中共执政精英的犬儒化
现在，世界已经进入了社会制度的自由化民主化的普及时代，“人权高于主权”的历史潮流已经不可阻挡，大陆中国的改革也已经进行了二十年，中共第三代执政者更有成为大国领袖和国际政治家的野心，他们也深知六四屠杀造成了政权合法性的急遽流失，痛感经济改革的停滞和腐败泛滥与根本制度的不合理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无论是世界潮流的道义示范还是实力对比的现实压力，无论是公众福祉的正义召唤还是流芳百世的个人成就感的诱惑，无论是危机四伏的现实还是前途难料的未来，都无法变成推动中共当权者进行政治改革的综合动力。
如果说，20世纪前五十年以及二战后两大阵营的冷战时期，中国在纷乱的国际形势下被迫迎接现代化的挑战，其政治领袖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先后选择了列宁的政党模式，都信奉“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种主义、一个领袖”的政治独裁，还是情势可原的话，那么当今世界，大势已经如此明朗，世纪之交，那些领导国家走上自由之路或完成“变天”的政治领袖所赢得的世界性的尊重、声望和荣誉，已经作出了充分的成功示范。而那些狼狈下台的旧制度的维护者，在世人面前的声名狼籍以及被追究执政责任，也已经提供了众多的反面教材。即便是仍处于转型期的大陆中国，以六四为分水岭的邓小平的世界声誉的起落，也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示范效应。现在，对这一切的领悟，并不需要太高的政治智慧；顺应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历史潮流，也不需要太大的政治勇气。为什么中共当局仍然不思进取、反而顽固坚守旧体制呢？是意识形态的羁绊还是传统与国情的限制，阻碍了执政者推动政治改革的决心？
答案只能是：全面腐败的政治体制和蜘蛛网式的权贵家族的既得利益。即便高官本人有心改革，他的家族及其小集团的既得利益也决不允许。因此，朱镕基的“清官”式自我期许，反衬出的恰恰是一个极为犬儒化的执政精英群体，那就是中共的执政精英阶层中的绝大多数，在政治成就感和荣誉感的自我期许上，已经堕入委琐的毫无成就追求的平庸之中，无论是出于无奈还是心甘情愿，就连“廉洁勤政”都无法成为他们为官一任的政绩标准和内在驱动。这既是对丰厚政治资源和大好历史机遇的挥霍，也是对政治作为一种职业的责任感和荣誉感的亵渎；既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作为政治精英的个人成就感的玷污。而大陆中国的未来，恰恰就掌握在这样一个没有历史责任感、社会责任感和职业责任感的执政精英集团的手中！
按照政治常识来说，对一个进入决策高层的执政精英来说，最具有诱惑力的利益驱动应该是名垂青史的政治荣誉感和政治成就感。特别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的权力精英，比起执政于一个秩序井然的时代的权力精英来说，在相同的智力和道德水准上，前者更有历史机会和道义资源来为自己赢得开创一个崭新时代并为后人留下取之不尽的制度遗产的千古英名。在此意义上，“乱世出英雄”的古训，正是对职业政治精英成就一番伟业的最佳时机的简洁概括。即便执政精英本身并没有深厚而强烈的道义使命感和政治责任心，个人的政治抱负也能在大动荡时刻动员出足够的政治智慧和政治魄力，使之顺应民心所向大势所趋的时代潮流，成就一番历史伟业。何况，在大陆中国，对于执政精英们来说，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并没有什么个人的身家性命上的风险，他们不必象曼德拉、哈维尔、金大中那样去坐牢，更不必付出当年匈牙利的纳吉那样的惨重代价，至多象戈尔巴乔夫那样在竞选中接受光荣的失败，或象赵紫阳那样失去权势和被软禁。但是这种代价也会使他赢得道义英名而名垂千古。
同时，只要执政精英肯于顺应历史潮流和民意，就大可不必为曾经效力过极权制度和独裁者而心存恐惧，担心变天后会受到清算。台湾的蒋经国、俄罗斯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甚以及独联体诸国元首，都曾为极权制度服务过，而他们在大变革时代基于道义呼唤和历史大势的明智选择，则使他们成为创造历史的杰出政治家。特别是蒋经国的晚年作为，对大陆的执政精英更具有示范效应。蒋经国的大半生为其父的独裁权力服务，却在晚年因开创台湾的宪政民主而名垂千古。民众是讲理的宽容的，他们非但不追究蒋经国过去的种种恶行，反而把他奉为华人世界的民主之父。如果大陆中国的执政精英能够学习蒋经国，我想大陆民众也会学习台湾的民众，决不会追究他们个人及其家族的历史欠账，也会记住他们开创新世纪的历史功绩。
在一个伟大的转型时期，当一个执政精英集团从政的内在利益驱动，由事业上的成就感、荣誉感和道义上的正义感、责任感变成既得利益至上之后，这个集团便丧失了真正的道义使命、政治动力和社会责任感，甚至平庸得连政治野心都没有了，而沦为利益至上的猪哲学的奴隶。他们把百年不遇的历史时机和个人宝贵的政治生命，把民众巨大的期望和可以左右社会进程的公共权力，统统化为一己私利的犬儒式算计，不仅是当官者本人的物质利益，更是以家族为核心的垄断小集团的经济利益，已经成为大陆现行政治激励机制的癌症。“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句古训所概括的官本位社会造就了平庸的执政精英集团，可能再一次使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丧失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大好机遇，而一次错过就又是浪费掉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光阴；它还将窒息中华民族造就政治伟人和创造历史伟业的潜力，使之在漫长的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所造就的执政精英，除了昏聩的暴君就是奸诈的小人，除了政治狂妄症患者就是政治犬儒症患者，除了患有老年恋权综合症就是权力恐惧偏瘫症的深度中毒，就连“青天”式的政治人格都难以有所成就。
2001年2月2日于北京家中
【争鸣】2001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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