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知识份子在中国大陆之所以还能生存下来，显然与近些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所导致的中共言论管制方式的变化和管制效力的不断弱化有关。中国毕竟不是毛泽东时代了。
谁都知道，大陆的改革开放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经济市场化在剧烈的扭曲中日益普及和深入，利益的分化所导致的社会多元化正在不断扩张，为民间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大的回旋空间，这股弱化独裁统治的力量来自人性觉醒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是官方意志无法左右的，不要说体制外的民间反对派经常发出直接挑战一党独裁的声音，就是体制内传媒的声音也常与主旋律相左。所以，中共第三代才会调整其意识形态，提出“三个代表”，以便扩大政权的民意基础。而对外开放，使中共政权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自由化和民主化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趋向，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越来越深，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必须依靠经济增长来维持，这使政权越来越离不开发达国家的资金、市场和技术，也就不得不顾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政治改革的持续批评，也不得不把以经贸利益换取政治支持和捉放政治人质的外交游戏越玩越精巧，不得不制造一套自己的人权话语去跟普遍的人权标准相周旋。而中共的言论管制方式也必然随之出现弱化趋势：当言论管制因传统意识形态的崩溃和中共政权的道义合法性的急遽流失而失去权威性和公开合法性之后，强权也就变得不那么理直气壮，因而也就变得不那么赤裸狰狞（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了。
首先，自然是正统意识形态的修正，阶级斗争为纲的高调让位于经济建设和发财致富的实用主义，无产阶级先锋队理论被修正为“三个代表”，市场和资本成为推动中国改革的主要动力。
第二，一元化整体国家逐渐被社会多元化所侵蚀，个人的灰色自由越来越多，运动式的控制整合模式也随之日渐式微，即使政权的本性和惯性仍不时借助“运动模式”，但是其规模和实际效力大不如前，只是在既得利益的驱动下，统治者装模作样地号召，而老百姓装模作样地回应，人们的内心想法与口头表态相距甚远。中共的各级官员也越来越三心二意。
媒体：讨好买单的观众
第三，随着社会多元化和现代传媒的高科技化，特别是网路技术的出现和迅速普及，给中共的言论管制出了难题，1994年互联网进入中国，虽然公众接受资讯的渠道只多了一个，却使资讯传播有了质的飞跃，言论管制的难度加大，尽管中共制定了越来越严格的网路管制条例，封网的技术也不断完善，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中共即便付出巨大成本，无孔不入的网路也是管不住的，中共对言论的管制越来越力不从心。有些民间网路人甚至对我说：中共的言论管制将被网路技术的飞速进步所瓦解。
第四，尽管中共在宏观上仍然固守“党的喉舌”的管制方式，但是，在微观的具体管制层面，不得不适应现实的巨大变化，因为各媒体不再是单纯吃皇粮的“喉舌”，更是为了在市场中求生存的赢利集团。在利益驱动和市场压力之下，传统媒体的运作方式，越来越不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媒体必须逐渐改变运作方式，在内部管理、节目（版面）制作、播出及发行的方式、资金来源等方面，都有巨大的改变。除了政治领域之外，媒体由“唯上是从”逐渐显变成“唯下是从”，过去是“党想让百姓看什么，媒体就提供什么”，现在是“百姓喜欢什么，媒体就尽量提供什么”，即由买方市场决定卖方供给。在中国给定的制度环境下，假意应付高高在上的权力和真心讨好在下买单的观众，成为目前媒体的黄金信条。政权本身和官员个人也非得计算言论管制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成本和收益。
第五，言论管制在道义上的劣势，使之不得不主要采取黑箱化作业，而且需要更新更精致化的辩护和手段，政权打压和迫害异议言论的专政力度也随之减弱。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的关系也有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最具象征性的举动，就是和异议人士打交道的管制者们（警察们），经常以“交个朋友”或“我们吃这碗饭不得不如此”的说法，尽量缓和与异议人士的关系。比如，警察们在平常找异议人士闲聊时，甚至会讨论怎样做才能达到“双赢”——政府有面子而异议人士有一定的生存和言论的空间。甚至，有的警察还会私下里表达出非常“异议化”的想法。
所以，中共对管制言论的辩护，不再是理直气壮的革命借口，而是“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权利益、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在冠冕堂皇的管制高调背后，隐藏的是主管部门和主管官员本身的利益，而且不得不歪曲借用国际通行的概念、辞汇来为自己做辩护，如将人权缩减为“生存权”，把法轮功定义为“邪教”，把某些少数民族争取自治的声音和行动定义为“恐怖主义”。
执政党以地下党方式秘密统治
镇压八九运动成为管制的手段变化的分水岭。从惩治八九运动的受害者开始，中共就把尽量不制造民间英雄和减轻国际压力作为长期策略，主要的手段不是公开的全民动员和点名示众，而是内部处理，即通过内部的电话通告、会议宣布、派调查人员进驻和秘密关闭；对被整肃物件，视其具体情况而分别对待，如对异议人士，大都采取专政的铁碗，轻则经常警告、窃听电话、监控电子邮件、跟踪、在敏感时期限制人身自由，重则逮捕、抄家、判刑。同时，也要视异议人士影响的大小而决定镇压的力度，重判成了逼迫着名的异议人士出国流亡的惯用手段；对体制内的人员，则大都采取停课、停职、解聘、强迫辞职和大换人等不留任何痕迹的惩罚方式，甚至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口头打招呼的方式，连白纸黑字的内部文件都不愿意留下。
在对民间气功的打压上，对法轮功的全民动员式的公开批判，把李洪志制造成国际名人，使法轮功问题国际化，中共迫害信仰自由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之一，搞得非常被动。虽然出了天安门自焚事件，海外的法轮功组织又匆忙宣称自焚者不是其信徒，使中共多少扭转了一些公开打压的负面影响，但这一事件作为六四之后中共政权制造的最大人权灾难，无疑又使它背上了一笔沉重的人权债。所以，在对法轮功的处理方式上，中共高层才出现过尖锐的分歧。也许正是吸取了公开打压法轮功的教训，后来中共对其它民间宗教组织的一系列打压，如对“中功”、对天主教地下教会等，采取的大都是秘密方式，显然是为了缩小对政权的负面影响。现在，以秘密方式整肃异议，越来越成为中共政权的常态做法。
这种被任不寐戏称为“执政党却以地下党的秘密方式来管理国家”的荒诞现象，是独裁制度的末日景观，它标志着政权的脆弱和权威的荒芜，既导致统治效力的层层递减，也在前所未有的深广度上腐蚀了人们的良知。前苏联和东欧诸国如此，今日的中国亦如此。
敷衍、渎职盛行
任何管制都要通过具体的官员来实施，而中共政权对自身合法性的信心不足，全社会的利益至上和犬儒主义的盛行，使中共官员们普遍地变得日益精明且不负责任——既对民众也对政权，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也不例外。他们既要为保住乌纱帽及当下利益而遵从上面下达的指令，又要考虑怎样在管制中捞一把，还要考虑未来的变数而为自己留有后路。只要上面盯得不紧，只要不采取行动不影响乌纱帽，负责具体操作的言论管制者大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许多禁书仍然在市场上公开出售（不要说众多民营的书店书摊，甚至在北京这样最敏感的政治中心的最有名的“韬奋图书中心”和新华书店也不例外）；一些被点名的持有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份子，当时间淡化了对他们的禁令之后，管制官员们也不再找麻烦，他们仍然可以出国，甚至可以与无法回国的流亡异议分子出现在同一个会场内，也可以在国内讲演、参加会议、发表文章和做电视节目或网站的嘉宾，赶场似地出现在各类公共场合。甚至，有的知名人士还能参加为高层决策提供参考意见的谘询会议，宣传部门召开的关于“三个代表”的座谈会，应邀出席者中包括很激进的自由知识份子。
下级官员除了不敢怠慢最高层决策者亲自过问或紧盯着的物件，对那些来自意识形态部门的整肃指令的执行，大都是虎头蛇尾，敷衍了事。电影局可以禁映姜文的电影《鬼子来了》，却对满大街此片的盗版光盘不闻不问。管制者的普遍心态是：“只要不是在我的权力范围内捅出的漏子，天塌下来关我屁事！”有时，还会因资讯封锁而闹出媒体的“政治事故”，如央视的《半边天》节目，在“天网”寻人网站已被强行关闭，创办人黄琦已被捕的情况下，居然请黄琦的妻子上了节目，而且谈的就是这对夫妇创办的网站，事后央视受到批评，《半边天》制片人被调离。
钱，就是最大的政治
促使中共政权的言论管制效力弱化的最大内驱力，是利益，即钱。官员们所持应付态度，毫无从政责任感，其中也有计算管制的成本和收益的政治经济学起作用。如果说，对于现在的中共政权，经济改革就是最大的政治，那么对具体的政府部门及官员们来说，“钱，就是最大的政治。”中共抓住垄断权力不放，再也不是为了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和解放全人类，而是为了钱，为了方便权贵们掠取更多的钱。
从中共高层来讲，稳定作为最大的“政治”是为了经济发展；从各级政权和各部门的角度讲，“最大的政治”就是为了赤裸裸的地方利益和小集团利益。现在的中共各部门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衙门，权力和资本的邪恶结盟，使之早就演变成既是衙门又是垄断利益集团的怪物，利用垄断的行政权力追求地方利益和小集团利益，而归根结蒂则是个人利益。打着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旗号谋求经济实惠，已经成为中共的各类各级衙门的常态。主管意识形态的部门也不例外，各级宣传部门、新闻出版署、广电总局、文化部、教育部等政权机构，与大公司大企业相互勾结，牟取经济利益的实例屡见不鲜，如《中华工商时报》曾因报道在广州销售的上海大众汽车返修率极高而受到中宣部的警告和压力，相关记者的写作和发稿受到报社内部的严格限制，这显然是中宣部与大众汽车之间的黑幕交易的结果；再如，前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北京青年报》报道杭州娃哈哈饮料有毒事件，报社也受到上级部门的整肃，编辑部大换血。
尽管中共仍严禁个人资金、非业内资金和境外资金在大陆创办媒体和拥有媒体的控股权，但在事实上，象出版界众所周知的二渠道的私营书商一样，其它传媒领域也存在着巨大的二渠道市场，买书号和买准拍证是同一回事，有些出版社和电视频道就是靠二渠道资金养活。体制外资金注入传媒，首先是业外资金和境外资金，接着是个人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暗中收购、兼并、合办各类传媒，报纸和杂志事实上为私人、业外、外资拥有的不在少数。上至中央级传媒下至地方台，所有的电台和电视的栏目或节目，特别是娱乐性节目，依靠外来资金或干脆由外人经营的比比皆是，如中央台的《正大综艺》栏目一直靠境外资金支撑；各地方台的周末娱乐节目大都依靠行业外资金。网路和报刊亦然，《中国地理》杂志已经被美国晨兴公司控股；借壳上市的民营企业山东三联集团注资一张新的财经类报纸——《经济观察报》在北京面世，该集团计划三年之内投入8000万元。北大青鸟与人民日报报业集团合作，由青鸟斥钜资参股另一份新报《京华时报》正火爆京城。这是北大青鸟继从英代尔手中接手搜狐股份后，再次涉足传媒领域；四通公司和阳光卫视联合注资新浪网；广州巴士股份注资《上海商报》5000万元，占有其50%的股份；上海强生投入1.6亿元，组建“上海强生传媒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占80%股份，现在上海强生已经投资了《新财经》杂志和《理财周刊》；收购两家上市公司的海归派公司牛津康桥也收购财经类杂志《金三角》；上市公司诚成文化投资《希望》杂志；湖南某公司两年内投资1000万为《名牌时报》打市场。最近，北京又热炒Tom.Com要以5000万元收购国内名牌杂志《三联生活周刊》。而且，九十年代发展起来的民间记录片也受到境外的关注，记录片制作人不仅被邀请参加国际上的各类记录片电影节，而且境外媒体或直接或通过中介公司涉足其中，买制作好的片子和直接投资前期制作，已经是境外资金介入大陆记录片市场的通常做法。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定，这当然不合法，但是这种不合法的市场却照常运行，处在基本无人管的放任状态。
最被中宣部视为眼中钉的《南方周末》，数次被警告被整肃，编辑部人员也屡次调换，但至今没有象其它小报那样被迫关闭，原因就在于，取缔这样一张发行量和社会影响都极大的报纸，政权需要付出的政治的、经济的代价过大：政治上，损害中央政权的形象和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激起广大读者和社会的强烈不满，严重影响社会稳定，而在这一切影响的背后是对外资吸引力的下降；经济上的代价，还涉及到地方政权的利益，《南方周末》既是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先锋的媒体窗口，也是广东纸媒体的赢利大户，如果关闭，将使广东受到双重的利益损失。
总之，现今的大陆，钱的力量可以巧妙地冲破政权的禁令。
凤凰卫视的挑战
最近广电总局禁止凤凰卫视和阳光卫视的播出，也是打着政治稳定的旗号牟取小集团的经济利益。尽管在政治倾向上，凤凰卫视这样的境外媒体，完全与中共政权保持一致，被明眼人戏称为“央视第十频道”，允许大陆民众收看凤凰卫视的新闻节目，只能有利于中共的舆论导向，正如香港的《文汇报》和《大公报》在大陆所起的作用一样。
但是，凤凰卫视毕竟设在香港，其经营方式和节目的制作及播出方式遵守国际惯例，就是靠着这么一点点优势，它的节目在质量上（特别是新闻节目）超过大陆。特别是911的报道是个分水岭，凤凰卫视对911事件的现场直播的跟踪式报道，使它的新闻类节目一下子击败了央视，成为大陆人看新闻的首选。911后央视新闻在凤凰卫视的对比下，不仅受到民众的抱怨和讥讽，其新闻收视率也随着凤凰台新闻收视率的大增而迅速下降。
凤凰卫视的进入肯定在经济利益上对中央电视台构成巨大的挑战。对于电视媒体来说，收视率就意味着广告，广告就意味着经济效益。在当下的中国，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的国际压力之下，中共垄断传媒进而垄断巨大的经济效益的好日子已经岌岌可危，凤凰卫视的火爆直接挑战中央电视台的垄断地位。而广电总局希望在媒体经营权逐步开放之前，充分利用现在的垄断权力，通过限制境外媒体和实行大陆媒体的集团化重组来抢得先机。目前，中共官方的报纸、出版社、电台和电视台等传媒正在抓紧进行集团化、股份制重组。9.11后，广电总局也把旗下的主要媒体组建成大公司，进行市场化改造，以便先于其它传媒占据市场的垄断地位。禁视对于具体的主管部门来说，更多的是经济动机而非政治动机。虽然，境外媒体的新闻节目总有一天要进入大陆，但是广电总局的策略是趁现在还有垄断权力，能多捞一天是一天，为了小集团的利益，一定要把这个权力用到极限。所以，广电总局才全然不顾法律和民意，动用行政手段强行缩小竞争对手（如凤凰卫视）的覆盖范围。
但是，广电总局的禁视行为，在互联网上遭致民间普遍的谴责和置疑，使之不能不顾及可能因此而引发出街头抗议的风险，这样的政治代价是一个小小的广电总局承担不起的。于是，群体抗议最激烈的三所着名大学北大、清华和人大，在禁视一周后又恢复播放。广电总局的官员们非常清楚，这三所着名高校是最容易引发街头抗议的是非之地，万一学生们为抗议禁视而走上街头，就会惊动最高当局，政权的形象将严重受损，有关官员们的乌纱帽就很难保住。换言之，广电总局的官员们是经过精心的利益权衡，特别是官员个人利益的权衡，才决定特别优惠三所大学的电视观众。
三种反对的声音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大陆当局居然能够长时间容忍首都北京的一群人的游行示威，而且是直接针对李鹏家族的。示威者打出“李鹏还钱”的标语，高呼惩治腐败的口号，广泛散发《给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新国大”期货诈骗案的诉讼状》、《紧急呼吁》、《关于恳请中央纪委接管查办“新国大”公司案的请求报告》和已被枪决的此案主犯曹予飞与中共高官（李瑞环、吴邦国、李铁映、罗干）的合影。正当此时，发行量超过五百万份的官方刊物《证券市场周刊》，居然刊文揭露李鹏家族怎样把国有大电力公司“华能国际”变成家族公司“李家电”。
这种言论管制的弱化，在最近十年里，表现为中共政权无力管制或不得不容忍的言论多元化，大致而言，起码有三类批评现行当权者的最激烈的言论和行动被不同程度的容忍：1、来自体制内外的自由知识份子的声音，体制内自由派的各种形式的批判，李慎之的《风雨仓皇五十年》是最着名的篇章；来自民间的反抗行动，持不同政见者的言论、上书和公开信从未停止过，而以丁子霖为代表六四难属群体最具象征意义，她们持之以恒地进行人道救济，收集并公布六四受难者名单，运用法律手段起诉六四大屠杀元凶李鹏。这个群体存在了十年且不断壮大，并形成了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天安门母亲”运动，今年又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角逐者。2、来自党内毛派的批评，从八十年代一直持续到新世纪，邓小平南巡之后呈愈演愈烈之势，不断发表抨击现行政策的万言书，邓力群、魏巍等人批判江泽民“七一讲话”的公开信，其直接激烈使之达到了的一个高峰。3，来自新左派及极端民族主义的批评，用毛泽东压江泽民（与邓力群等毛派一样），批评中共权贵与国内外大资本结盟，批评江泽民和朱镕基对美国的软弱及加入WIO，更对中国正在走向资本主义充满民粹主义的怨愤。同时，这三者都对权贵腐败进行着远远超出官方定调的激烈抨击。还有涉及其它领域的众多批评，只要不公开点最高执政者的名字，经过一些包装的批评性文字大都能在主流媒体上出现。
【民主中国】总第103期， 200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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