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大陆人大即将通过的《反分裂法》，也因为美、日两国的部长发表《安全谘商委员会联合声明》把台湾包括在内，一时间，两岸关系似乎再次阴云笼罩。
然而，对于北京政权的强硬施压，台湾总统陈水扁倒显得冷静。继阿扁在不久前的“扁宋会”上明确表示任期内不可能提出“独立”之后，他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第1次表达了“一国良制”、即“民主的和平统一”的观点。
阿扁对美国《新闻周刊》的问答，虽然简短，却含意丰富，起码包括3个要点：
（一）台湾人民要自己作主，而不接受任何外来的威胁，特别是不接受武力性的威胁。同时，他明确表示了不能接受北京所制定的《反分裂法》。他说：“过去400年来，我们经历过不同的统治者，包括不同的族群、外国政府、独裁者及殖民势力。北京应该了解，去年的公投及抗议行动反映出人民对于我们家园的热爱。有些人要错误解读这些事件是挑衅的表示。然而，他们就忽略了台湾2,300万人民希望作为自己土地的主人、也未能正视中国对准我们部署了706枚导弹的事实。难道台湾应该挥白旗投降吗？”“如果北京坚持通过《反分裂法》，无异是投下阴影及倾盆大雨。在台湾有些团体已开始讨论制定《反并吞法》。难道这是北京当局希望得到的结果？”事实也是如此，面对北京的《反分裂法》，台湾内部表现出空前的团结，无论是主流民意还是朝野各派，均一致反对。
（二）当记者问及北京的“一国两制”模式时，阿扁明确表示了拒绝，而提出民主台湾对专制大陆的制度优势，希望两岸展开制度竞争。他说：“我们希望台湾的民主能够对中国产生灯塔的领航作用。我们也希望大陆会民主化，甚至能超越今日的台湾。但是，中国缺乏象选举、多党政治及中立的军队这些重要的原素。我们希望在全球各地只看到一种制度，就是民主制度。”
（三）阿扁第1次表示不排除接受“一国良制”的统一模式，即两岸统一谈判的前提是大陆政治民主化。他说：台湾愿意“讨论任何的和平协议——长程、短程或是中程。”但前提是：“如果有一天台湾的人民选择与中国统一，必须在他们的政治情况能充分协调，两岸都享有民主选举、多党政治、真正中立的军队，以及言论自由。此外，届时中国的平均所得也应该与台湾人民的相当。”“30年只是一个建议的时间规划。如果届时中国还没能有成熟的民主，我们可以延至50年甚至100年。有何不可？”
似乎是对阿扁讲话的回应，中共党魁胡锦涛在3月4日会见政协民革台盟及台联组委员时，发表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的对台讲话中，再次向台湾各种政治派别强调“一中原则”的前提：“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发展两岸关系和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基石。他表示，对于台湾任何人、任何政党朝着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方向所作的努力，我们都欢迎。只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承认“92共识”，不管是什么人、什么政党，也不管他们过去说过什么、做过什么，我们都愿意同他们谈发展两岸关系、促进和平统一的问题。”
与此同时，人大10届3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姜恩柱在记者会上强调：“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一部《反分裂国家法》将重申中国政府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8项主张。这部法律把我们国家过去20多年来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加以法律化。”他还特别强调：“这部法律绝不是所谓的‘对台动武法’，更不是‘战争动员令’。而是一部促进两岸关系发展，促进和平统一的法律。”
胡的讲话只强调“一中原则”而没有提及“一国两制”，并表达了不计较阿扁政府过去的所作所为的态度；姜的答记者问尽力淡化《反分裂法》的武力威慑色彩，以缓解台湾及国际社会的疑虑。
我以为，当下的两岸对比，在实力上大陆胜过台湾，而在道义上台湾胜过大陆。台湾用以对抗北京政权的武力威胁的最大资本，也是台湾赢得国际社会支持的最大本钱，就是其自由民主的伟大成就。在此格局下，一向被北京视为“台独总统”的阿扁首次提出不排除“民主的和平统一”的可能，在道义上是理直气壮的，在现实上是明智的。因为，无论统独，能够确保两岸和平与人民福祉的最佳选择，无疑是让大陆中国尽快走向民主化。作为同文同种的民主台湾，不仅能够以其成功的政治转型为中国提供其榜样，更重要的是，如果台湾肯于向北京政权打民主牌，借助统一的杠杆来对北京施压，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推动大陆走向民主化的最大外力。
作为执着于中国民主化转向的大陆人，我当然最希望看到台湾朝野能够超越统独之争，也逐渐摆脱只重经济利益而淡忘道义关怀的冷漠，走出只重经贸交易而忽视政治互动的短视，而从道义高度和政治远见出发，积极主动地帮助大陆中国向着民主化转型。帮助大陆中国完成政治民主化的社会转型，不仅是两岸人民的福祉，也是对整个亚洲乃至全球民主化的重大贡献。
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之所以能够赢得重大的热战和冷战而取得节节胜利，进而成为世界文明的当下主流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与其说是受惠于物质或科技的进步，不如说是得益于人类对道义的追求和坚守。如果没有对自由与和平的持久而坚定的道义立场，人类也许早已毁灭于自己的科技进步了。从古至今，国与国之间的竞赛，在根本上，与其说是经济及科技的竞争，不如说是价值观及制度的竞争，制度创新可以包容并激励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但是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绝不能涵盖制度创新。决定胜负的最终因素是制度而非科技。制度竞争说到底是道义的竞争，谁拥有道义的优势，谁就是最后的赢家。当今世界，宪政民主制度相对于其它制度的优势，就在于这种制度的道义优势——实现并保障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为人的创造力的最大限度发挥提供最有效的制度激励。
极权社会也能够取得暂时的经济高增长和先进的科技。但它在道义上的邪恶必将整个社会引向歧途。现代的科技知识和国家机构就将被权力化。道德上的冷漠、盲视和邪恶将渗入社会公共产品的生产。人类皆有的恻隐之心将被彻底克服。知识被用于意识形态的包装、灌输、鼓动和欺骗。技术将被用于强权控制的精密化和无界化。官僚组织将变成丧失起码善恶观念的执行机器。这套高度理性化的社会机制，既能完成前所未有的社会动员，也能把普通人变成冷漠的唯命是从的刽子手。当官僚机器以灭绝异己为目标时，大众就变成杀人机器上的螺丝钉。
君不见，二战前夕的德国，曾经是工业发达、知识普及和文化出众的国家，是路德、康德、歌德和贝多芬的故乡，希特勒的上台执政也是来自政治上的民主选举；冷战时期的前苏联，其尖端的航天技术和核武库并不比美国逊色，甚至在某些方面领先于美国；即便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一穷二白且饿死了几千万人的中国，经历过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文革等人权大灾难的中国，也能建立起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更能有“两弹一星”的高科技成就，成为核俱乐部和航天俱乐部的极少数成员国之一。然而，也是在这些国家中，发达的科技、工业和文化，现代政党制度和民主选举，高效率的官僚管理机构和绝对效忠于极权者的大小官员，统统服务于实施邪恶统治和疯狂屠杀的暴政。法西斯极权对人类发动整体性战争。总体性的共产极权国家对自己的人民进行一场总体战争。极权者的杰作就是堆满白骨的奥茨维辛和古拉格。特别是共产极权的统治长达半个多世纪，以再造共产新人的试验为号召，在世界范围内实施国家恐怖主义的统治，在欧洲的前苏联和东欧诸国，在亚洲的朝鲜、越南、柬埔寨、缅甸，在美洲的古巴……不仅是针对平民的大规模的镇压和屠杀，而且是全面的经济破坏和道德废墟。这绝非科学技术和工业体系本身的错误，而是迷失了道德方向且丧失道德感的悲剧。
再看文革之后的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令世界惊奇，技术的进步也已经进入互联网和航天的时代，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进入温饱，极少数暴发户更是穷奢极欲。但中国在道德上仍然是政治独裁的野蛮国家。官权的肆无忌惮和民权的匮乏软弱，导致了权贵们剥夺弱势群体和掠夺社会财富；恐怖和谎言的双重毒化，造成大陆中国的道德沦丧，诚信匮乏、口是心非、同情心萎缩和正义感滑坡……使政治腐败变成官场的通病，使犬儒化变成大陆人的普遍精神特征；独裁者对民意的敌视和对民权的毫无尊重，导致了“6．4”大屠杀、镇压法轮功、不断的文字狱和言论管制……人权灾难。
所以，科技和经济的进步是否能够改善人类的生存质量，关键在于人类在道义上及其政治制度上的抉择是否与之同步。只有正确的道德及其真理才能为政治政治提供为善的正当性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2005年3月2日于北京家中
【民主论坛】2005.03.08
编者注：本文所注日期有误，因为文内提到胡锦涛在3月4日会见政协民革台盟及台联组委员时，发表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的对台讲话。因此，写作日期暂定为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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