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题记：十九世纪，马克思把宗教称为“人民的精神鸦片”，煽动起东西方的无神论狂热；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及其共产主义理想变成了指导东方革命的“马克思教”。它作为人类思想史的最大乌托邦，不但变成了人民的“精神鸦片”，且变成了知识分子的“精神鸦片”；它掀起了世界历史上最疯狂的群体革命，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缔造的东方极权主义，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然而，西方自由国家与东方极权主义的较量中，西方人起码犯过四大错误，四大错误的性质毫无区别——对极权者们的绥靖和迷恋。第一次是迷恋暴君斯大林，第二次是对暴君希特勒的绥靖，第三次对暴君斯大林的妥协，第四次是对暴君毛泽东的迷恋。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力的提升和大国外交的展开，中共政权越来越陶醉于“大国外交”，外交政策的日趋强硬（对台的反分裂法和对日本的强硬），民族主义骄狂正在飙升，中国资本在美国进行石油公司的收购……“中国崛起论”风行世界，美国和西方的一些大媒体开始不约而同地聚焦中国，从各个方面评价中国之崛起以及西方的应对，更有西方舆论干脆就以“中国热”来谈论西方对中国的反应。
国际上的“中国崛起论”和“中国威胁论”，从正反两个方面强化着中国人即将再次称霸天下的幻觉，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进入虚构神话的阶段：庆典般的话语狂欢集中于对美、对日、对台的仇恨宣泄，而统一台湾、制服日本和超越美国就成为复兴中华帝国的幻觉。中共少将朱成虎甚至威胁说：一旦中美开战，中国“准备让西安以东的所有城市被摧毁。当然，美国人将必须准备好数以百计，或两百个，甚至更多的城市被中国人夷为平地。”
事实上，中国民族主义由防御性诉苦转向进攻型叫骂，中共外交由“韬光养晦”转向“有所作为”，从江泽民提出“大国外交”以来就日益明显，中共军费连年飙升，从政权到愤青也日益表现出独裁大国的狂妄。御用经济学家声称：“中国将在20年内赶超美国”；军事专家危言：“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外交专家声言：“是放弃‘韬光养晦’的时候了。”胡锦涛上台不到三年，授权战争的“反分裂法”高调出笼，喊杀喊打的声音变成了爱国主义的最强音，“和平崛起”的许诺正在变成“战争崛起”。
在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上，美国政府基本上采取交往与遏制并行的政策，而欧洲的法、德两大国却为了经贸利益而竞相对中共政权献媚，特别是法国总统希拉克成为引领西方各国向独裁中共献媚的领袖人物。希拉克在冷战后的世界上高举“戴高乐主义”的旗子，宁可与独裁中共眉来眼去，也不愿与英美同盟站在一起。他热衷于在国际上建立反美联盟，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一面在欧洲与另外两大国德国、俄国联盟，一面在亚洲拉紧独裁中国，形成了法德俄中的反美联盟。
为了经贸利益，希拉克用出卖政治支持来换取中共的大额订单，在涉及到中共的重大政治问题上，他几乎无条件地支持中共——从人权问题到对华军售再到台湾问题。中共前党魁江泽民访法时，希拉克在私人城堡设宴款待；中共现党魁胡锦涛访法时，希拉克把欢迎的红地毯从飞机场、总统府、私人城堡一直铺到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和埃菲尔铁塔，再从铁塔的底座一直铺到塔顶，最后以浑身红彤彤的铁塔为背景合影留念。
另一股向中共献媚的主要力量是西方的大资本，进入中国的美国大网络公司——从雅虎、思科到微软——大都为了商业利益而屈从于中共的压力，成为中共现政权管制网络的帮凶。结果是，美国商人提供的技术帮助正在强化中国以反美为标志的狂热民族主义。因为这些美国大公司对中共的技术帮助，既提升了中共的封网水平，也加强意识形态灌输的效力，而中国现在越来越畸形的民族主义思潮，显然与民众的知情权严重受阻和官方的强制灌输高度相关。
最典型的献媚当属美国商人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这位拥有亿万家财的金融家，也在大把赚钱的闲暇里客串一把传记作家，一出手就不同凡响，为中共第三代独裁者江泽民作传，还起了个很煽情的书名：《他改变了中国》，尽显这位洋人的高超的献媚技巧。此书一出版就在中国变成畅销书。这让我想起当年的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只不过，主人公由暴君毛泽东变成了独裁戏子，背景由陕北的穷山沟变成了繁华的大上海。
该书遵循着“为权势者讳”的伪饰逻辑，而且，洋人的署名及其写作技巧使伪饰显得更精妙。在一脸民族傲气而骨子里依然崇洋媚外的当下中国，由西方人写的此类传记似乎比出自大陆作者之手的更客观、更真实、也就更可信。所以，曾经参与了大量早期筹备工作的大陆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才被“江传”写作组玩了一把。无论他在国内外多么有名，也无论他曾为“江传”作出多大贡献，但他都无法与洋人争夺署名权。官方从请他参与的那天起，就已经给他派定了角色，只能充当库恩先生的匿名抢手，干出力拿钱却不署名的幕后活计。叶永烈咽不下这口窝囊气，于是，他向海外媒体曝光了“江传”的写作内幕。
今年上半年，几家最有影响的西方大媒体纷纷聚焦中国的崛起。美国最有影响的时政杂志《时代》周刊出了一期中国专刊，主题是“中国的新革命”（CHINA’S NEW REVOLUTION），相关文章超过二十多个版面，从各个方面向世人介绍正在崛起的中国。英国大媒体BBC 深入中国内地进行“中国周”的直播报道，有史以来第一次对中国作多层次、全方位的集中报道。
一些西方评论家谈起中国的崛起，他们的思路和口气，既有资本家们那种惟利是图的劲头，也有类似中共跛足改革的逻辑，他们可以不顾事实、不要理性和摒弃良知，而只要经济指标和中美贸易的数量。比如，今年的5月9日，美国的《新闻周刊》发表国际问题专家法里德？扎卡里亚长文《未来属于中国吗？》，该文在谈到中国的崛起时，口气很象中国的御用智囊们，通篇只谈中国的经济成就，而对中国的政治及其内在危机不置一词；只对中共领导人发出赞誉之词，而闭口不谈六四大屠杀和法轮功大灾难；只谈中国的崛起不同于当年的德国和日本，而对西方流行的“中国威胁论”轻蔑地一笑；似乎中国正在以历史上任何大国从未没有的“完美方式”崛起，如同该周刊封面上靓丽的中国女影星章子怡一样。
最近，出自英国华裔女作家张戎女士与她丈夫之手的《毛：鲜为人知的故事》，却在向西方人揭示一个害死“七千多万中国人”的暴君。在英国《每日电讯报》对该书的评论中，有一段话令人深思：“二十世纪我们犯的最大的错误中，西方的左派、政客等对毛泽东的热情是最愚蠢的。毛泽东害死了七千多万人，是因为这些人在西方没有什么朋友，所以外界对这么多人的死亡竟然没有感受。但张戎是个中国人，她在写她的人民所忍受的灾难。为了替那些毛的牺牲者发出些声音，她的感情和愤怒在这本书里的每一页都闪烁着。”所以，该评论又说：“没有几本书是注定可以改变历史的，但是这一本书将改变历史。”
其实，在二十世纪，西方自由国家的大错误，何止于对“害死了七千多万人”的“毛泽东的热情”！翻检西方国家与极权体制的关系，令人不齿的错误比比皆是，大而言之，起码犯过四大错误，四大错误的性质毫无区别——对极权者们的绥靖和迷恋。第一次是迷恋暴君斯大林，第二次是对暴君希特勒的绥靖，第三次对暴君斯大林的妥协，第四次是对暴君毛泽东的迷恋。
第一个大错误：三十年代迷失于“斯大林热”
库恩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会让人想起法国作家巴比塞写下的斯大林赞歌《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翻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西方左派们“对斯大林的热情”，对于帮助今日世界看清西方曾经流行的“毛热”和现在流行的“中国热”，大概还能有所补益。
上世纪30年代，正值前苏联的大饥荒和大清洗的高潮，几百万人被饿死，几百万人被清洗，数十万失去父母的儿童无家可归、四处流浪……
集体化导致饿郛遍野的大饥荒，在饥荒最严重地区居然是欧洲大粮仓乌克兰，某些村庄连一粒种子都没有，人们饿得普遍浮肿，整村整村的人全死光了，人吃人的事时有发生，官方派出专门的部队封锁这些村庄，阻止饥民出外逃荒，以防外人进来了解真相。
西方媒体把苏俄的大饥荒称为“有组织的饿肚皮”。
被饥饿驱赶的人们不得不进行消极反抗，偷盗集体农庄的粮食变成饥民的存活之道，沿街乞讨和四处扒窃成了流浪儿的谋生之道。为了遏制民间的偷盗之风和控制流浪者的四处流动，在斯大林的主持下，苏共中央不但恢复了在列宁时代已经废除的沙俄时代的身份证制度，而且制定了两项世界文明史上史无前例的恶法：
第一项恶法由斯大林亲自起草，于1932年8月颁布，主要的法条是：“侵犯公共财产的人应当作为人民公敌被枪毙。”该法令被民间称为“五穗法”，饥民们可能仅仅因为偷了集体农庄的几棵麦穗就被枪毙，最轻也要判十年徒刑。到1933年1月1日，该法令刚刚被执行了不到四个月，就有高达55000人根据新法令被判罪，其中2000人被枪决。
第二项恶法于1935年4月7日颁布，主要是针对流浪儿童。法令规定，12岁以上的儿童若犯了扒窃之类的罪行，与成人同样论处，甚至可以判处死刑。
更残忍的屠杀是在两项法律颁布之前，斯大林曾下了一道密令：凡是在抢劫食品仓库和扒窃列车时被当场抓捕的人，以及染上花柳病的人，无论成人和未成人，统统秘密枪毙。这项针对流浪者的秘密“行政措施”，一直执行到1935年4月7日，才被正式颁布的恶法所取代。
死于大饥荒人数，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呈报给斯大林的统计数字是330万至350万，西方媒体认为（包括那些经常称颂斯大林制度的外国记者）在500万至700万之间，还有人统计出1，100万人。
与大饥荒相伴而行的是“大清洗”，从1930年持续到1939年，几乎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党的高官、军队精英、知识精英、宗教人士、青年团骨干、农村的富农、流浪儿童，甚至包括参与清洗的秘密警察……无一幸免。在大清洗高潮期的1937－1938年，莫斯科市曾在一天内就处决上千人，在内务部的路比扬卡监狱，平均每天登记的执行枪决的数字就有二百多起。斯大林时期的恐怖暴政所杀害的人数，据1956年克格勃在回答政治局的秘密质询时的通报：从1935年到1940年这段时间，有大约一千九百万人被捕，其中至少有七百万人被枪决或在劳改营中死去，实际受害人数远远超出克格勃的统计。
据索尔仁尼琴说法：死于大清洗和集中营的人数高达六千万人。即便根据最保守的历史学家们估计，至少也有二千万人。由此可见，斯大林的恐怖政治及其大规模屠杀，创造了西方历史上和平时期的史无前例的罪恶记录。
农村在荒芜，农民在饿死，孩子在乞讨。
全国在审判，无数人被屠杀、监禁、流放。
然而，苏联的所有媒体都在为集体化大唱赞歌，红场上不断举行盛大的游行和集会，被斯大林优待的国内外知识名流们，也纷纷加入到对斯大林及集体化、甚至大清洗的礼赞之列。被斯大林利诱回国的大作家高尔基，一方面，他是赞美斯大林的领唱人，组织了120名著名知识分子集体完成了赞美斯大林的特写集，首开苏联知识分子对极权者进行集体礼赞的先河，另一方面，他又是大清洗的首席鼓吹者，他充分肯定劳改和审判富农分子，并告诫人们要时刻提高警惕，不要被狡猾的富农们利用饥荒来攻击政权的伎俩所迷惑。在大清洗的关键时刻，高尔基主动为斯大林站台，写下了讨伐敌人的范文《如果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对高尔基的这篇檄文大都耳详能熟，太多的大批判文章都是对此文的模仿。
斯大林在操纵国内知识名流歌功颂德的同时，为了使谎言撒得更圆，他走了一招险棋，邀请了多位西方左派名流访问莫斯科，并选择了某些西方人旁听第二次莫斯科大审判。他之所以敢于这样做，乃在于他对事前的排练好的审判戏剧已经胸有成竹，相信那些被他驯服的被告们都会按剧本表演，也相信他的权谋必定能征服这些西方名流。果然，所有被告都痛哭流涕地承认所有指控，大多数旁观的西方人也信以为真。
斯大林用接待国家元首的尊贵方式来款待心向红色苏联的西方贵宾，优惠的特权、盛大的仪式、谦卑的姿态和没完没了的恭维，每一阶段和每一地方的参观、访问、游览、接见、讲话，都伴以簇拥的鲜花、热烈的欢呼、丰盛的宴会、豪华的宾馆，而且一切开销全部由主人承担，甚至客人要自己掏钱买包烟抽都不可能。
与这些优待一样周到的措施是天衣无缝的秘密监控。斯大林用秘密警察作为这些贵宾的全程陪同人员，严格控制这些贵宾们所到之处和所参与的活动，严格筛选他们所要见的人，严密监视他们的一言一行和一举一动，用谦卑的态度来倾听他们的不满，以最友好的言辞向他们作出解释，用庄严的改正承诺来安抚他们；陪同们每天都要向上级汇报这些贵宾的所有言行，特别要汇报贵宾们的不满，所有汇报的要点都要让斯大林过目。最终的目的，就是用巧妙的方式来引导贵宾们的公开发言，让他们按照斯大林指挥棒来歌唱。
被邀请西方名流是一个长长的名单，比如被邀请欧洲三大国的最著名知识分子就有：英国作家德赫伯特。威尔士，剧作家萧伯纳（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社会活动家韦伯（费边社的领袖人物）；德国剧作家路德维西·布莱希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家福伊希特万格；法国著名小说家罗曼·罗兰、安德烈·纪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比塞，诗人阿拉贡，政治家爱德华·赫里欧……等人。
莫斯科审判的最大特点，就是法庭上所有角色——被告人、公诉人和律师——的说辞都高度一致，三方都在极力证明：苏联人民所遭受的一切灾难——大饥饿、连续不断的铁路车祸、工矿里的大事故、农民的暴乱以及大批牲畜的死亡——都是被告们的罪过。三方还要一致证明：只有斯大林才是人民的救星和“世界的希望”。比如，被告布哈林在法庭上高呼：斯大林是伟大的创造者！他是人类的希望！
如此匪夷所思的审判，居然就让旁听审判的西方名流们匪夷所思地相信了！
这些受到斯大林款待的西方名流中，除了安德烈·纪德敢于直面真实、让斯大林的险棋付出一定的代价之外，其它人全部驯顺于斯大林的“糖衣炮弹”，有的故意说谎，有的口是心非，有的有意隐恶，有的全无心肝，有的不明真相却信口雌黄。
曾两次出任法国总理的激进党领导人爱德华·赫里欧，被邀请在乌克兰度过了五天，经过官方精心安排的旅行之后，豪华宴会上的高档伏特加让他的公开言论充满醉意，他要彻底驳斥“资产阶级刊物关于苏联发生了饥荒的谎言”。
意大利社会党领袖彼得·南尼1938年在《新前进报》上撰文指出：莫斯科大审判，虽然有官僚主义和警察滥权的原因，但主要是源于反对派的阴谋和罪恶，所以，审判是有法律根据的。
另一位西方名流贝尔纳尔·索伊在访问了“波将金村”后居然对西方舆论发出咄咄逼人的质问：“我在俄罗斯没有看到一个吃不饱的人，不管是老是少，莫非他们是被什么东西填起来的？莫非他们圆滚的脸颊是用橡胶从里面给填起来的？”
《纽约时报》驻莫斯科的记者约尔特·杜兰金因其“对俄罗斯公正、坦诚的报导”而得到了“普利策”奖金。1933年他再次重申：“如今所有关于俄罗斯闹饥荒的报导若非夸张就是恶意宣传。”另一位获过多项奖的《纽约时报》记者沃尔特·米兰迪说“外界对斯大林的批评是没有根据的”，他还充满自信地预言道：“将来的历史学家很可能会同意斯大林的说法。”这两位记者当年的报道和获奖，不再是美国新闻界的骄傲和普利策奖的光荣，而是地地道道的耻辱！
法国作家巴比塞写出了《一个人和一个时代》，把斯大林的集体化和工业化吹捧为划时代的壮举，甚至就是一个人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
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之一比阿特里斯·悉德尼·韦伯在1932年—1933年访问了苏联之后，也得出同样结论。他认为，集体化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创举，苏联的农业“欠收”，应该归罪于个别地区“从事破坏活动的居民”，而不应该归罪于农业集体化运动。他还用极为鄙薄的口气抨击了那些“无缘无故”把谷子从穗上搓下来、或是摘下整个谷穗据为己有、对公共财产进行无耻盗窃的行为。对莫斯科大审判，韦伯说：那些被告“表现得很正常很明智，而英国人难得有这种理智之举。他们只知道一味地抵触，而又无法克服官僚陈规，要知道，人为的法律陈规只有在对被告的犯罪事实存有疑问时才有利于被告。”
英国最有名的俄国史专家伯纳德·佩里在访苏后宣称：他对莫斯科公审的速记材料“印象深刻”，而“那种说斯大林最初是想消灭潜在的‘第五纵队’的说法……无疑是毫无根据的。”
罗斯福政府派驻莫斯科的大使戴维斯，居然也被斯大林的巧妙宣传所迷惑。他也被邀请旁听了审判，在审判开庭的日子里他给女儿写信说：通过审判，苏联清除了“第五纵队”的代表，使国家避免了一次背叛和一次危险。
甚至连最反共的邱吉尔也相信苏联粉碎了一起内外勾结的阴谋：俄国内部的亲德派与德国政府正在秘密合谋，企图推翻斯大林并建立亲德的新制度。他甚至在回忆录中赞扬苏联总检察官维辛斯基作为国家公诉人发表了精彩的讲话。
更有反讽意味的事发生在流亡美国的托洛斯基与西方知识分子之间。莫斯科大审判时期，对所有被告的指控都与流亡在外的托洛斯基的幕后支使相关，托洛斯基变成了国内阴谋的境外核心。托洛斯基为证明自己与莫斯科的指控毫无关系，想在美国进行“反诉讼”。然而，当他邀请多位著名的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签名支持他的“反诉讼”时，除了著名哲学家约翰。杜威表示支持之外，而大多数人非但拒绝了托洛斯基的邀请，反而联合签署了保卫斯大林而反对托洛斯基的宣言，签名的名流有：德莱塞、希克斯、雷蒙特、莱涅尔、罗宾斯、安娜·刘易斯·斯特朗；费希尔和居兰蒂还公开为斯大林辩护。
当然，西方所有的共产党组织皆毫无保留地支持斯大林，因为，他们的组织都得到过斯大林的金钱支持，他们的报刊往往只是《真理报》和《消息报》的传声筒，他们指责那些关于莫斯科大清洗的西方报道，一致认为莫斯科审判是“无产阶级的审判”，不可能是不公正的。
德国作家福伊希特万格故意说谎，他在访问苏联时，一路上不停地对陪同人员抱怨，指责苏联的种种不方便之处，他说他非常反感的个人崇拜，对莫斯科大审判极为不满，要求苏联政府提供真相和纠正错误。他还特意宣告似地说：苏联并不美好，他还是喜欢欧洲的生活。然而，他的这些牢骚、不满、指责、发脾气和发誓，丝毫没有影响他屈从于苏联人的压力，他在“冷静下来之后”，乖乖地按照《真理报》的要求修改了自己的文章，直到主人完全满意为止。之后，他又以惊人的速度写出了全面为斯大林主义辩护的《莫斯科－1937年》一书。他在书中说：苏联人对斯大林的过度崇拜是真诚的崇拜，“人们感到需要表达自己的谢意和自己无限的赞美。人民感谢斯大林带来面包、肉、秩序和教育，感谢他创建了保卫这幸福生活的军队……不仅如此，斯大林确实与人民血肉相连。”他还特意提到当面向斯大林提意见说：“对斯大林个人的过度崇拜搞得没什么味道。”斯大林的回应却是轻蔑的原谅：“对此斯大林耸了耸肩，他原谅本国的农民和工人，说他们太忙了，各种事情太多了，所以没能发展自身的良好品味。”
关于遭到西方舆论强烈置疑的大审判，他在书中则说：斯大林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具有高度的合理性”；他严词驳斥那些把大审判称为“骇人听闻的”和“野蛮的”的西方人，并为大审判辩护说：我自己也曾怀疑过这些审判，但“当我在莫斯科旁听审判时，当我看到和听到……我感到，我的怀疑如同盐在水里一样被融化了。……如果说这一切是有意编造出来的，是经过精心安排的，那么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真实了。”他的结论是：“如果把审判季诺维也夫和拉杰克说成是斯大林渴望谋求统治地位和进行报复，那就太荒谬了。”
最后，他笔下的斯大林是“朴实而十分善良”、“有幽默感，听到对他的批评时并不生气”的人。
斯大林看过《莫斯科－1937年》之后，当然感到如获至宝，马上命令将其译成俄文，在苏联大量发行。（参见：《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赵洵、林英合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著名戏剧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莱希特一直不相信关于大清洗的信息，所以他一看到福伊希特万格的辩护，马上为之叫好，称其为“西方文学中写得最好的一本书。”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故意隐瞒了他在苏联见到的阴暗面和他的不满。访问苏联的五十年后，他的《访苏日记》才予以公开，其中记录了大量斯大林体制的罪恶，以及他对斯大林体制弊端的观感。可以说，他对斯大林制度的观感还是深刻的。比如，他在日记中说：“这是一种绝对不受任何监督的专横的制度，是连起码的自由、公正和人道这些神圣权利都得不到丝毫保障的制度。”因此，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使“痛苦和愤怒充满了我的心。”甚至使“我也处在瘫痪状态了。”但他还是“压住自己想把这一切都说出来写出来的要求”，非但没有及时揭露这些罪恶，反而把真相隐藏到五十年后。他给出隐瞒真相的理由似乎很高尚——为了不被“敌人们”所利用来损害社会主义的共同利益。他自白说：“只要我对这个制度发表哪怕是很小的谴责，那些雇佣的敌人……马上要利用我的话，把这些话用他们最罪恶的居心加以毒化以后当作武器来使用。”由此可见，罗曼·罗兰把党派利益看得高于真实、真理和人道。
更过分的是，罗曼·罗兰不但自己为斯大林隐恶，而且不允许别人揭露斯大林的罪恶。
在众多访问苏联的西方名流中，唯有安德烈·纪德表现出直面真相、诚实写作和肯于自省的做人良知。他拒绝利益收买、不惜冒犯斯大林和西方的左派，不屈从强权恐怖和朋友圈内的指责，甚至不顾罗曼·罗兰和阿拉贡等老朋友的劝阻，发表了公开真相的《从苏联归来》。他对斯大林体制真相的揭露，起到了巨大而不可替代的见证作用。从此，他由苏联的受到特权式接待的好朋友变成了苏联的敌人，不仅受到斯大林和苏联人的忌恨，而且遭遇以罗曼·罗兰为首的西方左派们的疯狂攻击，阿拉贡、尼赞、杜伽尔、爱伦堡等著名人物加入对纪德的舆论围剿，甚至形成了“反纪德狂潮”。罗曼·罗兰说：纪德的错误是“罕见的”，将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巨大的伤害，因为纪德“还没有表现苏联人的崇高生命就用笔结束了这生命”。在对纪德的围剿中，有许多近于人身攻击的谩骂，诸如“盖世太保的代理人”、“黑衫党的盟友”、“可恶的老头子”和“莫斯科的哭丧者”等恶毒而疯狂的指责及辱骂，从四面八方落在纪德的头上。甚至，那些为纪德说情的人，也要遭到被法共开除党籍的株连。
面对整个欧洲掀起的反纪德狂潮，面对知识界的许多老朋友的攻击，纪德感到伤心：“许多人都斥责我。罗兰的话令我伤心。虫子深藏在果实中，可当我说‘这个苹果有虫’时，你们却指责我不喜欢苹果。”然而，伤心归伤心，真相就是真相，纪德非但没有退缩，反而更加坚定地主动出击。在《从苏联归来》的第一版中，纪德已经写的很克制了，众多的关键地方还是笔下留情。众多的攻击进一步激发了纪德的斗志和勇气，他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做了修订，更充分地揭露苏联的黑暗，使之变得更全面、更触及苏联幻象的本质。修订后的版本，从经济、科学、工业、司法、文化、妇女状况、公共道德、普遍贫困等方面，揭穿了苏联宣传的谎言。纪德说：“苏俄的共产主义，是普及谎言的，在那里，甚至连眼睛都可能受骗。……俄罗斯不是一个提出诉讼的地方，但是，西伯利亚，的确是个流放的地方。”在这样充满谎言和流放的地方，人的生活怎么可能是幸福的、自由的、有希望的。纪德又说：“谎言是根本靠不住的。重要的，是如实地看待事物：在今天的苏联，人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幸，比如何国家都更加缺乏自由。”
欺骗，无论是针对何人的欺骗，归根结蒂皆是自我欺骗，自己如果不接受谎言，是无法去欺骗他人的。
在我看来，罗曼·罗兰的《访苏日记》的最大价值在于：它为了解当时西方左倾知识界的亲苏倾向及其知识人本身的品质提供了绝佳的个案资料：首先，面对罪恶的沉默就是欺骗。这本日记被长期封锁在黑箱之中这一事实，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大骗局，那个黑箱不是别人强加的，而恰恰是罗氏本人的阴暗内心。其次，每一名人都有自己的神话，罗氏日记在五十年后的出版，粉碎罩在名人日记上的种种神话，起码，罗氏作为“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的神话被粉碎了。而如罗曼·罗兰这样，以自己的文字粉碎自己的神话的先例却极为罕见。
在西方诸多名流为斯大林所作的辩护中，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英国著名戏剧家萧伯纳的态度。
萧伯纳是英国著名剧作家，不但得过1925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甚至被英国评论界称为“莎士比亚之后最伟大的戏剧家”。在大饥荒最厉害的时候，秘密警察头子雅戈达非常成功地请来了年迈的萧伯纳，他是与著名政治家南希·阿斯托夫人同行，两人见到了斯大林。斯大林知道萧伯纳爱说话，就让老头子主谈，而主人洗耳恭听。萧伯纳在回忆那次见面时说：“斯大林把我们当老朋友接待，先让我们尽情地发表意见，然后才谦虚地说了几句。”他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心地纯正，刚正不阿，赤诚坦率”。在他的眼中，“斯大林之所以青云直上，全是靠了这些品质，决不是搞阴谋诡计。”而且，萧伯纳直到去世仍然在为斯大林辩护。
萧伯纳显然自作多情，一个西方作家与一个东方暴君的第一次见面，怎么就会有老朋友的感觉？其实，善于在西方名流面前伪装的斯大林，只是为了让萧伯纳甘做他的辩护士，才显得那么谦恭而平易。后来的事实证明，斯大林成功了。
萧伯纳在访问莫斯科后告诉西方：关于饥荒的传闻，纯属谣言；他在苏联的亲历可以证明：俄国的粮食供应在他旅行期间比任何时期都好。他预言说：在英明的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将是未来之国，是人类的希望所在，是天堂。
于是，有记者追问到：“那你为什么不留在那个国家呢？”
萧伯纳嗔笑着答曰：“的确，英国是地狱，可是，我的责任就是下地狱啊！”（参见：《斯大林秘闻》，【苏】爱德华·拉津斯基著，李惠生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
萧伯纳的戏剧以语言幽默而著称，幽默感也确实标志着一位作家的高智商和语言天才。但萧伯纳关于如何选择英国与苏联的幽默，只有机智而全无心肝，可以作为生活在自由社会的左派知识分子的伪善的经典自白。
萧伯纳不仅对斯大林赞美有加，他与意大利极权者墨索里尼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当墨索里尼说“自由是腐烂的尸体”时，萧伯纳为之鼓掌且帮助解释说：人类之所以甘受奴役，就是因为他们想望每天能获得二十四小时的自由。政府只不过是一个组织必要的奴役机构，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每个人都无法躲避其应该担负的奴役工作。（参见：《萧伯纳传》，【英】弗兰克·赫理斯，黄嘉德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然而，对于受到残酷迫害的苏联人而言，在斯大林的大清洗时期，“统治这个国家的已经不是党，甚至也不是斯大林，而是恐惧。就像尼禄当政时一位罗马历史学家所写的那样，‘在这个恐惧的城市中，人已绝迹，只剩下了人的肉和骨头。’”（《斯大林秘闻》，【苏】爱德华·拉津斯基著，李惠生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P398）
2005年10月6日于北京家中
【北京之春】2005.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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