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汉语词典的解释为“做，干，办，弄，”但在中共治下的中国，“搞”字却莫名其妙的男女关系连在一起，最著名的词汇有“搞对象”和“搞破鞋”。前者指合德的正常恋爱，后者指缺德的不正常偷情。
六四后的中国，“搞”字与强作狂欢的大众文化搞到一起，先是“搞笑”变成常用词，接着是“酷搞”、“色搞”、“恶搞”的流行。最近，草民胡戈恶搞名导陈凯歌引发出网络恶搞狂潮。其实，在网民们“恶搞”中国之前，“色搞”中国的情色狂欢早已是商业文化中最流行的主题。
与物欲横流的权贵私有化相适应的商业文化消费，也像富贵攀比的物质消费一样，日趋享乐化、浅薄化、平庸化，其社会功能也越来越成为现政权维持独裁秩序的帮闲工具。小品化调笑的精神按摩，发挥着麻痹灵魂和瘫痪记忆的功能；亲民化宣传的强制灌输，强化着救主－臣民意识。而现实中的包二奶、泡小姐、婚外恋、一夜情等性混乱，与商业文化产品中的色搞狂欢相对应，变成纵欲主义的工具。
当年的政治革命狂热变成财富崇拜和性放荡；最高道德楷模毛泽东也在价值观的非毛化和毛遗产的商品化的过程中，神的光环逐渐褪去，而暴君的本来面目日渐显现，其私生活的糜烂也渐次爆光。在民间的地下话语中，毛泽东等已故中共高官的私生活，不仅成为民间笑话的素材，也成为今日的大小官员们包二奶的榜样。毛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及其名誉资源，不仅为左派们煽动民粹主义提供思想资源，更为商人们提供发财致富的卖点。
一夜暴富的黄金梦中包含着夜夜风流的渴望，压抑已久的性欲一旦得到释放，必然变成现实中的“包二奶”和“泡小姐”，再包装成文化产品中的婚外恋矫情和床上尖叫。看不完的肥皂剧和贺岁片，再也离不开“肉弹”的四处开花；文学作品也进入“肉体写作”的时代，“美女作家”之后又有“美男作家”，白领们的酒吧情色之后，又有妓女的卖淫自白，接下来又有完全纪实的“下半身日记”，是自称硕士的知识女性将自己的裸体照贴到网上。网络文学的热点之一就是“情色文学”的兴盛。作品中的男女，也越来越赤裸地展示肉欲和性变态行为，甚至到了没有羞涩表情而只有色欲饥渴和肉弹发射的地步。
一、八十年代冲破政治禁区的情色
在思想解放和启蒙激情的八十年代，商业文化对大陆的冲击主要来自港台，形成对独裁文化的两个层次的反叛：一是对党文化垄断的反叛，促成了中国人背离官方的革命意识形态，而开始转向人性人情的觉醒。二是对所谓文化精英主义的反叛，打破了文化精英的话语霸权，文化市场和受众趣味开始出现分化。以港台歌曲、金庸武侠和琼瑶言情为代表的通俗文化风靡大陆，不仅使官方说教越来越失去市场，也使《人民文学》、《诗刊》、《收获》为代表的精英文化的影响力急遽衰落，所谓的严肃文学的读者群迅速缩小而通俗文学的读者急遽膨胀。也就是说，通俗文化对文化大一统起到了非常好的瓦解作用，使大陆的文化市场开始有了分化，促成了官方文化、精英文化和商业（大众）文化的多元并存。在党文化强制推销的主旋律和精英们的说教文化之外，民众在文化消费上有了选择新的文化产品的余地。
商业文化的反叛当然也涉及到爱情和性欲领域。在八十年代，情色的解放首先来自港台的流行歌曲、手抄本小说和日本影片，其中，尤以邓丽君的情歌和日本电影的影响最大。邓丽君特有的软绵绵气嗓，倾诉着如泣如诉的情爱悲欢，对于听惯了“钢铁旋律”的国人来说，无异于瓦解革命意志的靡靡之音，但她的声音确实听醉了文革结束后的一代青年，即便在“清污”的打压下，她的歌声仍然风靡全国，也影响到大陆通俗歌曲的最初亮相。日本电影《追捕》中女主人公的飘逸长发，《生死恋》中男女之恋的刻骨铭心，也使城市青年的夜晚被情色幻想占据。到八十年代中期，中国人宣泄性饥渴的主要方式，一是大量阅读外来的翻译文学，如劳伦斯等人情色小说；二是偷看黄色录相，聚在某一有录像机的朋友家偷看“毛片”，已经成为朋友交往的最亲密方式之一。三是有幸出国的人，把资本主义世界的“红灯区”当作旅游景点，出国归来的国人，也乐于在亲朋好友间讲述西方的红灯区和性自由。
在文学上，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作家的情色解放还不能直接展示性欲和肉体，而只能以政治禁忌下的“爱情”来包装。张洁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是爱情主题突破政治禁区的代表作，第一次控诉了极权政治对人性之爱的蹂躏。即便是纯民间的地下文学如《今天》上的作品，也是以抒发爱情为主，舒婷的《致橡树》便是代表作。
到八十年代中后期，文学中的男女恋情开始在情感描述中加入性内容，张贤亮的中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之所以轰动一时，就在于作品描写了在流放中的右派男主人公与村姑之间的性爱。但张贤亮的性描写，还只是其意识形态批判的附属部分，一方面服务于冲破写作禁区和追去创作自由的启蒙目标，另一方面服务于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命运的表现。这部中篇小说赋予了性行为以过于夸张而沉重的意义，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命运的倾诉，也是知识分子的“人民上帝观”的另类表达——底层村姑用丰润的肉体治愈了落魄士大夫的性阳痿，用朴素的性爱拯救了知识分子已经沉沦的灵魂，最终把男主人公送进了铺着红地毯的人民大会堂。电影《芙蓉镇》也是对反右迫害的控诉，落魄文人与泼辣村姑的情色故事，赢得了中国最高电影奖项。这就意味着，政治禁忌下的右派与“破鞋”之间的偷情，既被大众视为美好人性的展现，也已经得到了官方颁奖的正式肯定。
与此同时，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风靡大陆，潜意识理论影响着许多作家对性问题的处理，可以说，观念化先行是当时文艺的普遍特征。比如，王安忆写出的性欲系列小说“三恋”，重在表现极权政治之下的性压抑和性扭曲，给我的阅读感受是：她一手捧读《性学三论》，一手写出了潜意识中的性冲动。张艺谋导演的影片《红高粱》之所以风靡一时，从选材的角度讲，就在于影片讲述了一个充满野性的野合故事，影片主题曲“妹妹，你大胆往前走”的粗狂吼叫，是对性欲所代表的原始生命力的大肆张扬。以荒凉大西北的火红高梁为背景，在开阔的蓝天和大太阳的俯视下，土匪对村姑的强力劫持，高梁地里的野合狂潮，土匪们为争夺女人的相互厮杀，女主人酿酒的大缸里射入男雇工的尿骚，居然神奇地酿出了远近闻名好酒“十八里红”……这一系列戏剧性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不仅完成了男女性欲的奇特交合，而且营造出神奇生命力的视觉幻想。《红高粱》的获奖象征着国人性观念的转变：把“情色张扬”作为“生命力旺盛”接受下来。
政治禁忌和偷情高潮的奇妙混合，在王小波的长篇小说《黄金时代》中，得到了更为艺术也更为深刻的表达。其中，最为精彩的章节是对主人公“王二”的知青生活的描述。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另一面，是城市青年在农村得到了最现实、也最粗俗的性启蒙。那是一种朴素粗俗、酣畅淋漓而又充满偷吃禁果的刺激的性启蒙，而全没有花前月下的缠绵和音乐诗歌相伴的浪漫。当城市中学生变成了响应伟大领袖号召的知青之后，兵团和集体户的特殊环境，突然拉近了男女之间的距离，曾经连男女生拉手都不敢的城市学生变成了敢于在乡村野地里偷情的知青。是的，乏味的精神生活需要用男欢女爱来填充，也消除了性的羞涩和罪恶感。于是，“广阔天地”中的“大有作为”，被王小波描述为“大有‘性’为”。农村那空旷的无人田野，为大城市中倍受性压抑的一代青年提供了偷情私通的性欲飞地。
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中，小资情调的恋爱是必须清除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偷情就更是大逆不道，特别是“私通”中的女人，要被扣上一顶极具诬蔑性的帽子——“破鞋”。男主人公王二与女主人公陈清扬进行田野交媾的前奏，不是谈论诗歌和音乐，也不是交流革命心得和接受再教育的感受，而是两人讨论“破鞋”问题。王小波笔下的女主人公陈清扬，被当地人视为“破鞋”，而她本人却不承认自己是“破鞋”。她以前确实不是“破鞋”，只是在王二的性攻击下才真的变成了“破鞋”。尽管，在文革期间，政治禁忌和道德歧视造成的偷情风险令人恐惧，但其惊险恰与偷吃禁果的刺激成正比。在王小波笔下，偷情时的“呻吟就像泛滥的洪水”，射精后的“阵阵震颤就像从地心传来”。而性交时的紧张如同受惊吓的脱兔：“可是她说，快，浑蛋，还拧我的腿。”
文革前，相信没人敢把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侮蔑为“破鞋”，而文革中，王光美的脖子上却被红卫兵挂着上了“破鞋”。文革结束后，当刘少奇及其遗孀获得平反之时，以前的“破鞋”也逐渐褪去罪恶色彩，而变成小说中的正面人物并被赋予道德正当性，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为“性”重新命名的纵欲时代，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破鞋”，变成了人人追逐的时尚“新鞋”。君不见，在当下大陆的电视剧中，有一段被各类剧中人重复的台词：“婚姻如同一双鞋，只有穿的人才知道是否合适”。
二、九十年代的情色享受
进入九十年代，通俗文化越来越屈从于商业操纵，对党文化的消解作用逐渐淡出，知识精英们也纷纷投身于商业文化的逐利竞争之中，于是，通俗文化逐渐与党文化主旋律合流：一方面，党文化灌输越来越借助于通俗文化的包装，小康时代的独裁秩序需要商业娱乐来点缀其歌舞升平；另一方面，通俗文化也越来越需要权力化市场的支持，需要官方大媒体为其提供推销自己的舞台，媚俗成为大陆文化的主要品质。官方举办每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各类娱乐明星之所以争相亮相，就在于它是自我推销最大广告。与此相应，性内容在文化产品中的政治色彩也越来越淡，而单纯的情色享受倾向日益加强。
1991年1月26日，我走出秦城监狱，被从北京遣送回大连。下火车后，我浏览了车站附近的书摊，一个特别醒目的杂志封面赫然跳进眼帘，封面上是个斜躺着的、线条优美的裸体女人，下面的标题是《天边飘来一具死尸》。印在其他杂志封面上的标题中又有：《首次曝光中国特大性虐待案》、《恋阴癖的秘密》、《徘徊在校园里的色狼》、《色胆包天的性虐狂》、《告诉你享受性生活的秘诀》等，甚至还有《毛泽东和他的第二任妻子贺子珍》。
当时，我看了这些流行书刊，着实大吃一惊：六四刚过不到两年，邓小平还没有南巡，刺激物欲的第二轮经济改革还未开始，官方还在声嘶力竭地反自由化反和平演变。在官方宣传中，反自由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打击私营经济和扫黄。但这些书摊上的报刊和书籍说明，扫黄根本没起作用，非但没有扫掉，反而大有泛滥之势，已经远远超过了八十年代。后来，我又逛了大连和北京的几个图书市场，发现色情加暴力的通俗读物最为畅销，另一类畅销读物是已故中共高官的私生活秘闻。
与此同时，在所谓的严肃作家笔下，也出现了轰动效应的“性文学”，贾平凹的《废都》和陈忠实的《白鹿原》的风靡文坛，张艺谋的电影《菊豆》张扬着“乱伦”激情，《大红灯笼高高挂》大宅院里，不但有妻妾成群的争风吃醋，还有昏暗大红灯笼下的“捶足性高潮”，美国婚外恋小说《廊桥遗梦》征服了无数中年妇女，大陆媒体大肆炒作朦胧诗人顾城在新西兰杀妻后自杀……中国文人的腐朽没落的传统“性情趣”高调回归，大陆人倍受压抑的情色世界怦然敞开，严肃文学变成了开启商业文化中的“情色狂欢”的催化剂。对野合、乱伦、三妻四妾的题材之热衷，对婚外偷情的士大夫化的把玩和品味，渗透文人们的猥亵和肮脏的性趣味，他们渴望的家居生活是妻妾成群，被幻化为深宅大院中每夜点亮的大红灯笼，让人不能不想起《金瓶梅》、《三言二拍》、张爱玲、张恨水等情色文学传统。
三妻四妾的士大夫向往甚至演变成现实中的惨剧：曾经享有一妻一妾的诗人顾城，在情人出走、妻子提出离婚、一妻一妾的私生活破碎之后，他陷于极度的焦虑和疯狂，最终用斧头砍死妻子并自杀。而在大陆的媒体炒作中，居然很少有人正视这一残忍的杀戮、为惨死于顾城的刀斧之下的谢晔鸣冤，反而大都把顾城奉为“徇情”的浪漫诗人，顾城的父亲和顾城的情人英儿，以及英儿的早年情人，也都趁机借惨案的轰动效应来叫卖自己。现实中的杀妻血案，先变成了舆论中的纯情故事，继而变成出名发财的畅销书。
三、新世纪的肉体狂欢
进入新旧世纪之交，书写性欲的作品由男作家转向女作家，早在美女作家亮相之前，女作家林白就曾以描写少女时代的性经验而名噪一时，中年女作家张抗抗和铁凝也开始写作女人的情色故事，比如《情爱画廊》、《大浴女》等作品，已经成为畅销小说。安顿的纪实性作品《绝对隐私》，也因记录了女人的情色隐私而风靡一时。年轻一代“美女作家”，更因“肉体写作”而走红。
最早是卫慧的《上海宝贝》，展示了白领丽人的名牌内裤和洋鸡巴的雄起昂扬，老上海的租界情调的“美酒加咖啡”之外，又平添了新上海的白领在酒吧厕所里的性享受。卫慧笔下的性是全盘西化的，女主人公的一切，从衣食住行到精神嗜好都是仿西方的“COOL”，西式名牌包装身体、西式酒吧点缀夜生活、西式音乐烘托情调、西式颓废渲染沉沦，就连性交的方式、迷醉、高潮都是由洋鸡巴创造的，最后，美女作家的矫情自恋，在作品中也要由同性恋洋女人来完成，每一章开篇前的引语全部来自西方的作家、诗人、哲学家、修女……读这部作品的感觉，有点象在大陆的某一酒吧里度过放纵狂欢的情人节。
另一美女作家棉棉在《糖》中发出自白式的情色呐喊，更接近北京三里屯酒吧一条街上的情色景观：年轻的波波族和演艺摇滚圈的名流们，情色狩猎人和寂寞的白领丽人，伴着黑夜里的疯狂音乐，品尝着洋酒、毒品、咖啡，享受着即兴调情和一夜情，凸现了一种准嬉皮的颓废情调。而且，在高级白领阶层纵欲享受中的“老牛吃嫩草”现象，其年龄倒挂已经逐渐由单向过渡到双向：如果说，有钱老男人要找“黄花姑娘”是男权社会的性歧视传统的话，那么，有钱的老女人专找童男来调教就是小康中国的新时尚。在某些酒吧中，觅猎性目标的常客，往往是人到中年的富有女人。同时，现在的肉体享乐和精神颓废，再也没有八十年代对正统意识形态的叛逆，而更多是享乐、享乐、再享乐。
接着是九丹的自传性作品《乌鸦》，其文字的粗糙和讲故事的低能，远在棉棉和卫慧之下，但她居然也能成为媒体热炒的美女作家之一，实在令人无话可说。九丹对读者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赤裸裸地展示了大陆女人在新加坡的妓女生涯，还不时地点缀着在异国他乡出卖皮肉的艰辛。九丹还用“绝对真实”作自我标榜，而对其他美女作家的“虚构肉体”不屑一顾。
正当卫慧、棉棉和九丹为“谁是最好的美女作家”在媒体上唇枪舌剑之时，一位叫做木子美的美女作家横空出世，使此前的身体写作大为逊色。木子美公布于网上的《遗情书》，把自己的绝对隐私赤裸裸地摊在阳光下，而且集中于下体隐私的公示：她在日记中逐个记录了与各类男人在床上的扭动和尖叫，有详细的过程和做爱技巧，有她对每个男人的性能力和性技巧的品评，甚至公布了与她上床的某位男性音乐人的名字。如果说，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拉链门”丑闻中，女主角莱温斯基公开裙子上的精液遗痕是迫于舆论压力，那么，木子美就是自愿在互联网上向网民展示床上的性交遗痕。木子美掀起的巨大情色热潮，居然也把一向板着脸的央视卷入其中，央视的“道德观察”栏目专访了木子美，让她申诉自己热衷于“一夜情”的人性理由。
同时，这几位美女作家似乎在公众面前进行“肉体写作竞赛”，每个美女作家在接受采访时，都对其他的美女作家不屑一顾，互不服气的言词冲撞又成为媒体炒作的素材。然而，如同“两兵交战勇者胜”一样，肉体写作在大众中的影响之大小，也取决于谁的自我暴露更大胆、更赤裸、更真实，所以，越是后来者就越大胆，真是后来者居上。当木子美公开了完全纪实的床上日记之后，卫慧、绵绵、九丹的小说便失去了媒体的关注。无怪乎有人惊呼：“2003：木子美年！”
面对记者，木子美以调侃的口吻说：男记者想采访我，就要先上我的床，他给我的做爱时间多长，我就给他多长的采访时间。她还在面对另一位名女人杨澜的采访时，用无所顾忌的言词让成功女人的表率屡屡难堪。在这点上，木子美挑战以经营社会和政治为资本的杨澜，倒是显示出她的个人化经营的率真可爱之处。
毫无疑问，在这种美女作家的“肉体写作竞赛”中，一些大胆的先行女人靠肉体写作而名利双收，刺激着另一些急欲出名的女人。就在木子美接受央视采访后不久，另一位自称是研究生的文学女青年，为自己取了个颇为浪漫小资的网名：“竹影青瞳”。她在网上发文的时间不算短，但其网文毫无号召力。受到木子美的下半体写作的启发，她采取了更激进的肉体展示方式，把自己的裸照直接上网。这位文学女青年似乎还有某种胆怯，她把贴在网上的裸照切割开，去掉头，留下性感的肢体，还用一片棕榈叶装饰阴部，颇有著名唐诗《琵琶行》中“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涩，也让人想起原始部落男女们的最初羞涩意识。然而，这样的切割，凸现的恰恰是纯粹的直接的性刺激。同时，无头和棕榈叶营造某种神秘效果，让网民陷于性幻想之中，猜测着这一裸体究竟归属于什么样的面容：是“竹影青瞳”自己的，还是移花接木的？是美若天仙之容，还是丑如蛤蟆之态？
其实，除了被媒体热炒的美女作家之外，网络上的情色文学早已蔚为大观，甚至，那些在网上具有号召力而还没有被媒体追捧的情色作家，其取材的大胆、描写的赤裸和心理的变态，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女作家们”。比如，笔名为“小倩”和“奴家”的作者，多部作品涉及到“多人乱交”和“母子乱伦”；网名为“波波”的作者，笔下出现的是“迷奸”、“偷窥”、“换妻”、“乱伦”、“兽交”、“科幻性交”等等；还有人专写“老男人与处女”或“老女人与童男”，有人擅长描写年轻男人对45岁以上年龄的成熟女人的痴迷，大城市富豪与农村来的小保姆之间的性关系也是热门题材。这些作品还时而点缀着毒品致幻、暴力征服、施虐受虐、对粪便等排泄物的迷恋，甚至有采用童话手法创作的情色作品《鸡巴历险记》。这些情色作者大都是创作系列类型小说的高产写手，他们被评论家分为不同的情色创作流派，比如，以写乱交和乱伦为主的“乱派”，以写性虐待性暴力为主的“虐派”，以写婚外恋、多角恋、换妻恋为主“换派”，以写性幻想（包括科幻）为主的“幻派”；还有以作品背景来划分的“武侠派”、“校园派”、“世情派”、“商场派”等。而且，网络情色文学还设置了自己的评奖项目，分别有：最佳新人奖，最快进步奖，最佳作者奖，最高人气奖，最佳作品奖（分为长篇和短篇），特色作品奖，特别贡献奖，特殊成就奖等。
上述情色文学，完全来自民间网站，其流传、评论和评奖，也完全是民间化。
四、美女经济四处开花
在电视等其他媒体上，文学中女人的肉身叙述转变为银屏上女人的身体展示，“美女经济”不仅是歌厅、发廊、高级饭店中的地下色情服务，更是各类商业活动中对女人身体的公开展示。招商节目中一律有美女点缀，渴望一夜成名的女孩子争相涌向京城寻找机会，报考各类艺术院校表演系的女孩子成群结队，录取的价码也日益攀升，各自骗钱的“明星班”也如雨后春笋，以至于，陪名导演和名主持上床的女人，因没有达到预期的功利目的而不惜将隐私爆光。比如，某女人将导演黄建中的绯闻公之于众，要求没有兑现承诺的“黄导”给予补偿；一个顾姓女人把赵忠祥告上法庭，也要求对其身体付出给予补偿。
打开电视，广告中的瘦身、美颜的示范，数不清的模特大赛、选美大赛、歌手大赛、“超级女生”大赛……竞相登场；上台颁奖的男嘉宾（大都是高官、富商和演艺名流）一律有年轻美女搀扶。台上的戏子们穿得越来越少，薄、露、透之外，还要加上身体忸怩和声音发嗲的挑逗；众多有点名声的半老徐娘，也都作为娱乐节目的嘉宾纷纷登场，其中不乏夫妻、父子、母女的全家亮相和相互捧场，毫不隐讳地炫耀各自的隐私：童年的性冲动、浪漫的初恋、或苦涩或甜蜜的婚姻、当下的择偶标准、单身女人的烦恼和快乐、婚外恋的刺激和无奈……说道动情处，嘉宾会泪光闪闪，主持人会哽咽无语，台下看客会跟着感动，共同演出一台“人间真情秀”。
现在的电视剧，甭管什么题材，古装、武侠、商场、官场、反贪、军事、警匪、市井……都会有三角恋、婚外恋、包二奶、泡小姐的情节设置，二奶的情色之床就是贪官落马之地。不要说那些专门的言情片，少不了“第三者”的身体展示，就是怀旧的革命题材电视剧中，也大都有婚外恋的调味。只不过是背景的不同而已：小康时代的偷情大都在高消费场所，比如，高级饭店的西餐厅或酒吧，权贵休闲的会所、游泳池、跑马场，以及出现最为频繁的高尔夫球场，在音乐低回和鲜花怒放的衬托下，喝咖啡、抽雪茄、品洋酒、吃甜点，豪华轿车接送，名贵钻戒献媚。在这些展示奢华消费的彩色镜头中，屡屡插入怀旧的黑白镜头：贫困时代的街头地摊、单位筒子楼、俭朴的穿戴和食物、廉价的定情物、政治对爱情的扼杀……
认真地表演虚情假意和心满意足，无疑是世界上最残忍的灵魂阉割术。
贺岁片《手机》之所以火爆，就在于该片真实地再现了当下中国的大城市精英们的内心肮脏。性混乱时代和高科技时代比翼齐飞，使作为偷情工具的手机变成了一柄双刃剑，既方便了婚外恋，又方便了妻子的监控，对着手机的调情和恐怖，使主人公变得首鼠两端，每句话都是谎言，每个表情都很下作，偷情中的最初刺激和愉悦，逐渐被妻子捉奸的恐惧和尴尬所取代。台上的道貌岸然和台下的男盗女娼，勾心斗角和各怀鬼胎。张口撒谎，夫妻关系是谎言；闭口扯淡，婚外恋也是谎言。说谎时的表情很肮脏，谈情说爱时的语调很猥亵，精神世界的阴暗和委琐是影片的基调，真实地凸现了城市精英们的犬儒化生存方式，不仅在公共场合心口不一，而且在私生活上也口是心非，影片的情节设置、人物塑造和台词配乐所形成的喜剧风格，透出当下中国的肮脏：西服笔挺的光鲜外表遮不住人的表情和话语的肮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肮脏、无电话时代的深山孩子与手机时代的名主持人之间的新旧对比的肮脏。
《手机》表现的当代国人的精神面貌，与正在热播的电视剧《五月槐花香》所呈现的民国时代国人的精神面貌，二者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贼头贼脑、猥亵下作。
在影视之外，与权钱交易的普遍化相适应的，是大陆的情色产业的兴盛，遍布全国城乡街头低档的发廊、浴足、卡拉0K厅、录像厅、小旅馆、小饭馆、大车店……都用色情服务来招徕客人。大城市高档的饭店、夜总会、酒吧、会所、度假村和沿海城市的“二奶村”、“情人花园”，为权贵们和高级白领们提供着情欲的夜晚。尽管卖淫业仍然属于非法，但仅粗略统计，中国的妓女人数已经高达600万人，堪称世界上最庞大的地下性产业。在权钱交易中和商场竞争中，情人秘书、公关美女和招待美女，大都是为客户们准备的礼物，请客户“飘（嫖）一把”，已经成为交易中的正常礼尚往来。
成人在性行为上越来越“开放”，必然影响到年轻人的性观念和性行为。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的城市新一代，生长在衣食无忧的精神糜烂时代，他们在家都是“小皇帝”，在外争扮“新新人类”和“波波族”。在性问题上，他们普遍接受晚婚晚育的观念，既讨厌家庭和感情的责任，又追求男女交往的“早恋早上床”和“两情相悦”，热衷于随心所欲的“一夜情”和“网恋”，而不再羞涩于婚前性行为。据“中国计划生育协会青春健康国际合作项目”对196份研究报告进行综合分析后的结论显示：接受婚检的人中60%已有了婚前性经历。现在，大陆年轻人中流行一句口号，叫做“婚前上床就像上厕所”。年轻姑娘的弃婴事件不断发生，还有媒体报道过“少女与其宠物狮子狗发生性关系。”
甚至，情色作为时尚的畅销，也影响到餐饮业的商业创新，继“财（发财）食文化”的“黄金宴”和“生（长生）食文化”的“婴儿汤”之后，又出现了“女体宴”和“淫食文化”。把一桌丰盛的菜肴摆在平躺的全裸玉体上，真是一边美酒佳肴一边饱餐秀色。一种名为“包二奶”的包子出现在深圳的一家名店，情色菜系在许多城市的餐桌上也屡见不鲜，这类情色菜系的菜名大都与流行词有关，比如，“小姐拉客”、“三戏二奶”、“伟哥可爱”、“玉女脱衣”、“小密傍款”、“玉女出浴”……而且连上菜的顺序都对应着男女勾搭成奸的发展顺序，第一道“一见钟情”，之后是“眉来眼去”或“勾勾搭搭”，再后是“如胶似漆”，接着是“男欢女爱”，最后是不忍分手而又不能不分手的“情人眼泪”……尤为令人惊诧的是，这样露骨的“淫食”，居然也被一些文人提到文化高度而津津乐道：中国一向把“饱暖思淫欲”作为进入小康生活的标志之一，也把“三分吃味道，七分吃文化”作为高档次饮食的标准，现在的国人已经超越了“饱暖”层次，而进入了“思淫欲”的层次，正在由“吃”到“性”的文化提升，反映了一种精神性或道德性的追求。
中国似乎真的进入“饱暖思淫欲”的小康了。
五、网络上民族主义仇恨宣泄的情色化
同时，网络上的情色狂欢，既有纯粹的享乐性宣泄，也有与仇恨化的语言施虐相结合，被用于“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宣泄，一当狂热“爱国者”们所攻击的对象为女性之时，仇恨的暴力语言便与对女性的语言强暴相伴。
比如，爱国网民对日本人在珠海集体嫖娼事件的热评中，不仅作为嫖客的日本人被咬牙切齿的仇恨所淹没，而且向日本人卖春的中国妓女也受到语言强暴。
再如，2004年4月4日，一个春暖花开、阳光明媚的周日，北京玉渊潭公园的“樱花节”，引来众多游客。两个年轻女子穿着和服在樱花底下拍照留念。然而，她俩万万没想到，盛开樱花下的美丽却惹怒了一群“爱国者”，两人遭到某些爱国者的围殴，围观的人群中，非但无人出面阻止，反而不断发出叫好声，似乎围殴是替天行道之举：“放着好好的中国人不当，去当日本人，活该。”此条消息上发网之后，尽管有些网民谴责施暴者，但也有为数不少的网民大呼“打得好！”他们认为，对这样“媚日”的中国女人，不但应该诅咒、暴打，还应该把她们强暴之后驱逐出境，让她们到日本妓院里去“媚日”。
与此同时，众多爱国网民在网上大骂中央电视台的女主持人张越，只因为她戴的那条围巾上，似乎有日本“太阳旗”图案，惹得愤青们老大不高兴。网络上对张越的攻击，自然也少不了与性施虐、性咒骂相关的语言强暴。为此，中央电视台专门出来澄清：张越的围巾是著名的意大利品牌，与日本毫无关系。
中国的爱国网民基于民族主义仇恨而对中国女人实施的语言强暴的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著名影星赵薇的“日本军旗装事件”。
赵薇在为某公司做服装广告时，向观众展示的服装印有类似日本军旗的图案。该图案一经某人指认并上网公布，顿时激起了全社会的爱国热情，铺天盖地的谴责声和诅咒声不绝于耳，不但是普通爱国的诅咒，也有所谓的学者专家的批评和谴责，共同对赵薇进行道德强暴。在巨大社会压力下，无奈的赵薇不得不出面道歉。但，这件发生于2001年的“日本军旗装事件”到现在仍然没有结束，直到2004年的网络上仍然是热点之一。一条谴责赵薇的呼吁，网易的新闻论坛（http://news3.163.com/bbs/home.jsp）上保存到今天并被反复置顶，点击率为所有帖子之最，已经高达四万多次。
在官方以爱国主义来缓解道义合法性危机的制度纵容下，也在民间的“民族主义思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激励下，网民们一旦身怀了爱国的利器，便可以在攻击他人时为所欲为。持续到现在的对赵薇的网上攻击，除了声讨和大骂，除了要求道歉和封杀之外，更有一些人在互联网上大逞口淫强暴之快。比如，在《人民日报》主办的“强国论坛”上，几个网民花费很长时间来讨论怎样对赵薇进行肉体侮辱——是先割她的乳房还是先割她的鼻子或耳朵——以示对她的军妓卖国行为的惩罚；在新浪、网易、搜狐等门户网站的论坛上，一些人在研究用什么样的雄性动物强奸赵薇才最过瘾，一些人把对侮蔑赵薇的语言强暴延伸到她的外祖母和母亲。
我知道，把这些污言秽语摘录出来做集中的公布，显然是对读者的大不敬，因为这些网络语言太不堪入目。但是，为了保持本来面目，只能敬请读之犯恶心的读者原谅了。摘要如下：
——不要称呼她为慰安妇了。对于被强迫的亚洲国家慰安妇来讲与这种志愿慰安妇一样是一种侮辱；对自愿的日本慰安妇来讲她只是下等的慰安妇，同样是侮辱。所以，建议称呼她为“志愿慰安妇”或“志愿军妓”。
——如果不封杀赵薇的话，就让中国的爷们儿轮奸她。
——先轮歼他妈谁第一个啊
——轮奸她，让小日本海军！
——那能轮到日本人呢
——这种女人你还操？连中国公狗都嫌骚。
——我硬不起来呀！我带根木棍去行吗？
——不知道赵微的阴道够粗不，我家的驴鸡吧很大啊！！！！！！！！！！！！！试试看吧，
——我家的猪的鸡八好大的，不知道赵薇的B有好大，我们重庆动物园的大象也想去啊
——号外号外：赵薇不仅没文化没大脑，而且她还没有b毛。她的b毛都让小鬼子扯光了，tnnd ，也不给我留一根扯，这是听我邻居的二大爷的侄媳妇的表哥说的。你们信不信啊？我自已都不信！
——强奸赵薇行动现以开始招募志愿者，要去的来报名，车肥（费），伙食肥（费）本人出，还有奖金，凡是搞赵薇最厉害的人，奖金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美圆！不管什么家畜，猪啊，牛啊，羊啊，都可以。
——赵薇家传系母系，猪上原来本姓“韦”，为杭州“丽春院”韦春花后裔。赵薇的高外猪母在小日本占领杭州后，主动为小日本的猪狗服务，得赵薇外猪母，由于赵薇高外猪母对小日本的猪狗服务态度好，小日本赏赵薇高外猪母姓“操”，但由于赵薇高外猪母是文盲，将“操”误写成“赵”，所以赵薇从其外猪母时起就姓“赵”了，赵薇外猪母具有二分之一的日本猪狗血统。
赵薇外猪母从三岁起，就从赵薇高外猪母一起为小日本的猪狗作性服务，后产下赵薇母，故赵薇母具有四分之三的日本猪狗血统。
当小日本投降后，赵薇猪上三代就无法为小日本的猪狗服务了，只得祖孙三代共侍小日本留下的一只母猪，祖孙三代，用尽各种办法都无法使得赵薇母怀孕，正当失望之季，中日建交，小日本送给赵薇家所在公社一只种猪，祖孙三人用身体行贿种猪管理员一年之久后，终于得到种猪管理员的同意，让赵薇母让日本种猪操一天。
谁知道赵薇母的能力极强，整整二十四小时不歇气，种猪竟脱阳而死，为此赵薇猪上三人被公社处罚为全公社的畜生作性服务一年，就在赵薇母与公社的一只种牛肛交的时候，产下赵薇，所以赵薇具有八分之七的日本猪血统。
得知上述考证后，对于赵薇的这次行为，我想大家也能理解了吧
——不知道鬼子是不是当年把她奶奶或她外婆带去当了慰安妇，一不小心生了个野种，怎么赵家出了这么一个野种，你他妈的是不是想去当慰安妇，丢中国人的脸。就你那样，妈的，脱光衣服给日本人干，小日本都不要，那去慰安慰安日本大狼狗估计差不多，本来就很配，不过当心不要在生个杂种，不过生下来也好，毕竟是在日本。欠操！
（摘录完）
影星赵薇完全出于商业目的，穿了带有日本军棋图案的服装，在爱国网民的眼中就有如下推论：她做的服装广告是为日本军国主义张目，为军国主义张目就是卖国；她作为一个知名女戏子，这样的卖国就可以定义为日本黄军的“军鸡（妓）”或“慰安妇”；这样不要脸的军妓或慰安妇，小日本黄军干得，我们爱国者为什么干不得？！而且，爱国者用污言秽语强暴了赵薇本人还不过瘾，一定要上溯她家的几代女人，用中国俗语说，这叫“操她八辈祖宗！”对“卖国贼”或“汉奸”的诅咒变成对名女人的语言猥亵，仇恨宣泄变成了口淫狂欢，爱国歧视变成了性别强暴。
爱国者是高尚的道德身份，网络匿名是高科技工具，二者的完美结合，使他们能够肆无忌惮且理直气壮，而又可以不负任何责任、不必有任何良心自责。于是，爱国主义成了网络流氓们的合法性保护，对女影星的语言强暴，不仅具有义正词严的正当性，满足了民族仇恨的宣泄，更是为他们提供了在幻想中口淫、意淫的方便，满足了对知名女人的语言强暴。这是爱国主义名义下的另类肉体狂欢，但与美女作家们的肉体展示相比，这种借助于爱国牌坊的肉体狂欢，就显得更无耻更下流更暴虐。
目前的大陆，爱国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精神流氓从事语言杀戮和人格猥亵的道德合法性来源，他们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以匿名的方式进行野蛮的人身攻击、人格侮蔑、兽欲宣泄和道德审判。爱国主义不止是政治恶棍们的最后避难所，而且已经沦为道德恶棍们手中的大棒。
这样的颠倒是非和混淆善恶的民族主义，已经把“宁为家奴而不受外辱”畸形爱国发展到极端。比如，在《五月槐花香》这部电视剧中，几个主要中国男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冷酷、欺骗、算计、残忍、陷害，比“人对人是狼”的关系更为下作，然而，无论自己人对自己人犯下了多么大的罪恶，导演偏偏要让这些人物具有爱国情怀：中国人骗中国人就是道德败坏，而中国人欺骗外国人就是民族气节；一个把别人弄得家破人亡的古董商，却能在事关国宝流失的民族大义上守节。正如完全不把中国人民当人的毛泽东，至今还被奉为让“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民族救星。
真是“一俊遮百丑”。
六、肉体狂欢的制度限制和社会评价
由虚构小说到纪实日记再到图像语言，情色展示的肉体化越来越大胆和暴露，借助于无远弗界的互联网，也愈来愈公共化和普及化，八千万网民中，绝大多数人是上网找乐的，高科技的信息渠道使肉体的感官刺激得以最大限度地大众化，形成互联网上的性欲狂欢和意淫高潮，从性的角度凸现了国人的无灵魂状态。
（一）绝非市场化全球化之过？
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造成当下中国的人性糜烂的主因是市场化和全球化，这种观点确实有几分根据。
不可否认，充分挖掘女性身体的商业价值确实是来自西方，女人靠裸露肉体来吸引眼球的自我推销，那些敢玩“真人裸体秀”的女人，也曾经是轰动性的娱乐新闻，比如，著名歌星麦当娜裸体上街，意大利的“小白菜”裸体竞选议员，日本人的性变态恶搞也是世界闻名，中国的美女作家也许受到过这种影响。在名声等于财富的商业时代，肉体写作也并非纯然的性宣泄、性幻想和性享受，它还是一种功利性极强的出名策略。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政治权力为主的男权社会中，一个无名弱女子征服大男人及其社会的捷径，大概就只有动用女人特用的性资源，依靠出卖色相来获得财富、地位和关注。二奶们走的捷径是向权贵出卖肉体，竞相突破出卖色相换取官位和金钱的记录；美女作家们走的捷径是向公众出卖肉体写作，不断突破公共道德中的禁忌标准，用裸露竞赛来推销肉体。
然而，在我看来，这种关于市场化、全球化和道德上的无灵魂化之间关系的因果论证，实质上是一种避重就轻的搪塞之词，正如新左派把中国的两极分化和腐败横行也归罪于市场化和全球化一样。因为它回避了中国的古今制度本身就是反人性反道德这一明显事实：在中国，所有无耻中的最大最具破坏性的无耻正是政治无耻，可谓古今一脉。
中国本来就有男人可以三妻四妾而女人只能从一而终的陋习，甚至文人士大夫家里养雏妓都是合法合德的。比如，著名诗人白居易就大养家妓（也称“雏妓”），十三、四岁买进，不到二十岁就算人老珠黄了，与家里的牲口一起拉到市场上卖出。所谓“三嫌老丑换蛾眉”也。白居易养过的家妓有名有姓的就有谷儿，红绡，紫绡、樊素、朝云、袭人、香菱、平儿。家妓既用于为主人提供姓服务，也被主人用来招款待贵客。正如白居易诗云：“公门衙退掩，妓席客来铺。”（《对酒吟》）
现在的国人大都只知道，有感于老妓女的可怜处境，白居易写过著名诗篇《上阳白发人》；有感于落魄文人和流浪艺妓的夜江相遇，他写出了感人肺腑的千古名篇《琵琶行》。但现在的国人却很少知道，在白居易的诗歌全集中有大量描写家妓的诗篇。他曾多次赋诗感叹调教雏妓的辛苦：”黄金不惜买蛾眉，拣得如花三四枝，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感故张仆射诸妓》）“莫养瘦马驹，莫教小妓女；……马肥快行走，妓长能歌舞；三年五载间，已闻换一主。借问新旧主，谁乐谁辛苦？”（《有感三首》其二）他也曾为家妓的美貌和技艺而自豪：”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小庭亦有月》）
樊素和蛮儿，大概是跟随白居易时间最长的家妓了，他曾有诗赞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白居易七十岁时，既老且病，准备把一匹良马和家妓樊素转卖给他人，但老马和老妓皆不愿离开旧主，樊素请求留下的表白打动了白居易，于是他改变主意，继续留在自己使用。为此，白居易还专门赋诗一首《不能忘情吟》感慨到：“”十年贫健是樊蛮。”.
这就是中国帝制给予男人们的特权。摸到了这个根儿，今日的包二奶也就不是新鲜事儿了。
（二）从政治无耻到性行为无耻
中国问题的复杂还在于宣传和现实之间的完全相反：
在言词上，正统的官方面孔依然摆出“拒腐蚀、永不沾”的君子表情，传统文化的主流道德也还是那么道貌岸然。中共的高调反腐败，也要反对权贵们包二奶，被作为反腐秀示众的高官，大都逃不脱私生活上的糜烂。为此，中共新出台的党纪条例，还专门强调严禁党政干部“包二奶”、“泡小姐”和“找情妇”。自称代表先进文化的政权，也要打击卖淫嫖娼和性放纵，文学中的脱裤子竞赛也不为官方所容。中国女人的裸体展示，也还不敢玩“真人秀”，而只能停留在文字和裸照的水平上。而在现实中，国人从来都是不讲道德的，为革命、为权力、为爱国、为名利……都可以不择手段，在情色上也是如此。负责扫黄的政府部门可以自己开办歌舞厅，具体执法者也可以庇护地下卖淫，白天在台上高喊反腐的官员，晚上却钻进“二奶”的被窝。
事实上，被左派们誉为社会风气廉洁的毛泽东时代，恰恰是国人的起码道德感遭到疯狂摧毁的时代。要说现在中国社会的“无灵魂”，就必须追溯到毛时代，国人的灵魂早在文革时代就没有了，因为国人早就把一颗红心献给毛主席了，还要灵魂干什么！在毛时代，谁有灵魂谁就是“反革命”。极权政治所热衷的残酷斗争，曾经逼迫人们争相出卖灵魂——夫妻反目、父子成仇、亲朋背叛、落井下石、口是心非；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中不讲道德的厚黑行为，早已使社会的伦理底线不断瓦解。改革开放以来，六四大屠杀后的人人过关的表态运动，为镇压法轮功而发动的全国性口诛笔伐，中共仍然在一次次地逼迫全社会公开出卖良心。在此意义上，中国已经变成一个向良心说谎的民族，怎么可能建立起健康的社会公德。
尽管，改革以来，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惟利是图的社会，但相对于禁欲主义的毛泽东时代而言，追逐个人利益不再是罪恶，私人空间也有了一定的扩展，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向钱看也好，性解放也罢，原本就是世俗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有许多人看不惯，但这类问题只能是道德辩论的题目，而不应该成为政府禁令的对象。恰恰相反，规范“色搞”的最好办法卖淫业的合法化——既能满足一部分人的性饥渴，也能把卖淫纳入法治规范的轨道，政府还能因此得到高税收，真是一举数得。
更重要的是，在今日中国，虽然个人的私域空间从无到有并逐渐扩大，但相对于独裁政权的强大而言，个人仍然是渺小的软弱的，单靠个人能力的自我经营，无论怎样杰出、聪明、甚至不择手段，也无法超过那些靠献媚于党权体制的自我经营。没有体制权威作后盾的美女作家们，出卖个人隐私或肉体写作所获得的社会收益，往往要付出冒犯既定秩序的个人代价。比如，在官方封杀和道德暴政的双重打压下，木子美决不能见容于这个社会的“公理”，她成为最著名美女作家的时间，短暂得如同过眼烟云。她现在的生活，已经变成了“碎片”。芙蓉姐姐也遭到中宣部的封杀。即便象虹影这样的海归女作家，她的小说《K》也因“淫秽描写”而遭封杀。更荒谬的是，封杀令不是来自意识形态主管部门，而是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专制化、谎言化和男权化的中国，美女作家有权利追名逐利，也可以把自己的隐私作为资本来进行个人化的肉体写作，而且，她们毕竟还是真实个性和个人自由的大胆展示，带有更多的体制外色彩和几分率真人性。也就是说，相对于中国最无耻的体制化不择手段而言，美女作家们的个体化出名策略，远比那些依靠公权力牟取功名利禄的名女人来得正派和干净。那些专门经营体制内资源和走权贵路线的名女人，不但显得一本正经，而且能够取得更大的世俗成功。所以，美女作家们的肉体写作注定了很难见容于这个体制。
从卫慧到木子美的美女作家再到身体展示的芙蓉姐姐，她们在引起社会舆论的热评的同时，其个人化张扬也触犯了这个社会的双重“法度”，既触犯了官方的正统意识形态，并遭到官方新闻出版部门的封杀；也冒犯了性道德上的传统认同，倍受道德审判的恶语相加。官方封杀是“权力暴政”，道德审判是“多数暴政”。而象电视主持兼富婆的杨澜这样的名女人，在其夫吴征假文凭丑闻爆光之后，她非但毫无歉意，也决不沉默，反而亲自出面来替丈夫遮丑，并企图不择手段地在境内外媒体上封杀假文凭丑闻，动用最龌龊的政治手段来恐吓揭露假文凭的人。而在这个鼓励缺德而打压有德的制度下，诚信尽失的杨澜，照样可以借央视名主持和“申奥形象大使”的余威，在体制和金钱的双重庇护下风光无限。因为，在中国，相对于美女作家们在政治上和道德上的“不合法”，杨澜擅长的权贵路线具有双重的“合法性”。
（三）肉体写作的收益
在后毛泽东时代的大陆，遭到体制性封杀的美女作家们也并非一无所获。正统意识形态的失效和民间逆反心理，书刊市场上民营二渠道的急遽扩张，使中共的言论管制的实际效力大打折扣，官方封杀和道德审判并不能完全压制住美女作家的走红，也不能完全剥夺肉体写作的收益。
首先，美女作家在名利上收获甚丰。不仅读者的逆反心理造成禁书的畅销，而且新华书店系统的主渠道之外，还有难以被官方控制的更为广泛的民间二渠道，它为所有禁书提供了广阔的销售网点。比如，木子美的《遗情书》，因当局的封杀而越发畅销。禁令下达之前，《遗情书》就已经畅销，正版第一次印刷就10万册；遭到查封之后，更变得洛阳纸贵，盗版数量比正版翻了几倍，起码高达几十万册，而且在大多数街头书店和小书摊上都能买到。其他畅销书的盗版都比正版价格低很多，但《遗情书》的盗版价却高于正版，正版只卖20元而盗版却卖到22至25元。（见《现代快报》2003年12月8日文章《“遗情书”禁售使洛阳纸贵盗版价格比正版还高》）
同时，中国的对外开放也带来的国际市场，全球化这一大背景的介入，使本土的“叛逆者”和“禁书”有了新的市场，无论是持不同政见者的言论，还是叛逆性作家的作品，凡是被大陆官方封杀的作者和作品，皆能不同程度地吸引西方人的眼球。比如，在美女作家中，最先被封杀的卫慧也最走运，中共新闻出版部门的禁令变成了她走向世界的广告。她的成名作《上海宝贝》，不仅在国内畅销，而且迅速进入了西方出版市场。虽然还谈不上蓝色文明中的“黄色宠物”，但起码可以给她带来不薄的版税收入。
其次，美女作者的名声也并非全是负面，某些文学评论家、大量年轻网民和具有女权主义倾向的性问题专家，倒是很欣赏引发出巨大争议的木子美的举动。她的大胆自我暴露，不仅是单纯地享受自己喜欢的性生活，而且颠覆男权在性问题上的主导地位，做到了不依附于男人的真正独立。也就是说，不管木子美对自己的行为是否具有自觉性，但在客观上，她的行为本身造成了对男权主导的传统性秩序的冲击：
1，木子美代表一种新的性道德。小康时代的中国，私域里的个人自由有所增加，由此也诞生了中产白领阶层中的所谓的“新新人类”或“波波族”。他们追求一种既不同于父辈、也不同于循规蹈矩的同辈的另类生活方式。这种“另类”表现在男女关系上，就是以全新的性关系突破传统道德，不但要摆脱婚姻家庭的责任，甚至也要摆脱男女之间的感情责任，力求一种既随心所欲又毫无道德负担的性交往。于是，“一夜情”或“随意性交”成为时尚：只要瞬间的两性相悦，而不要天长地久。即便上床之后的第二天，两人已无情感牵挂，见了面甚至行同路人，也无所谓“道德不道德”之分，反而是一种新型的干净的纯粹性享受。对这些玩酷的男女而言，有什么比性关系上的“无债一身轻”更幸福呢？
2，木子美标志着“独立女性”。她沉湎于“一夜情”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完全基于性享受的单纯目的，而再无任何性享受之外的功利性目的，既不是以肉体换钱，也不为攀附权贵男人来获取名利，更不要男人承担任何责任。所以，木子美的性行为与那些具有明确功利目标的“小姐”和“二奶”的性行为具有本质的区别，是男权社会中真正的“独立女性”。打个比方，如果说，为艺术而艺术等职业要求，标志着艺术和学术的独立的话，那么，为性而性的男女关系，就标志着性行为上的“独立”。
3，木子美第一次实现了对男人“性霸权”的颠覆。她在性生活中，不是被动地等待男人的挑选和进攻，而是用自己的肉体主动向男权挑战，她挑选可以带回家上床的男人，并考验和评判男人的性能力。所以，她对男人呼来唤去，改变了女人身体归属于男人的局面，打破了由男人主控男女关系和性生活的习惯。木子美的行动堪称勇敢的“女权主义者”。
4，更重要的是，木子美公开了自己的情色日记，也就是公开了女人对男人的性标准。虽然，在暗娼和二奶成为时尚的当下中国，公开谈论性问题已经不是什么禁忌，但在中国以往的文学化的性叙事，几乎被男人的话语霸权所主宰，是充满性歧视的大男人视点：男人对女人的品评和玩味是性叙述的绝对主流，男人对女人的性要求就是女人衡量自身性魅力的标准。而木子美的床上日记的发表，改变了这种男性主宰的单向的性叙述模式，第一次从女人主宰的立场出发，公开了女人对男人的性要求，公开了女人选择和品评男人性魅力的标准。换言之，木子美第一次向这个男权社会公开提出：女人选择床上的男性伴侣，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男人的性能力和性技巧。
5，木子美捍卫个人权利。选择什么样的性生活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在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日益多元化的时代，“一夜情”也好，展示肉体隐私也罢，只要不是被迫的而是自愿的，都不构成对他人对社会的伤害，所以，他人和社会无权干涉。
基于以上理由，木子美甚至被称为“践行新的性道德的先锋”和“当代中国女权运动的第一人”。
结束语
中国虽然已经从一切向权看的革命时代过渡到一切向钱看的小康时代，但两个时代在道德上的人性荒芜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当全盘政治化的极权社会变成经济优先和稳定第一的后极权社会之后，极端的政治无耻就直接转化为各个领域中的公开化道德无耻：官员不讲为政之德，商人不讲市场信誉，学者不讲学术规范，整个社会不讲诚信，假冒伪劣遍及全国。然而，最大的打假工程——政治打假——恰恰是现政权最不愿意触动的领域。或者说，毛时代制造的反人性道德废墟留给今日中国的精神遗产，正是“无灵魂”状态的普遍化和公开化。
在此国情下，性放纵正好与独裁下的小康主旋律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在国人的人性已经遭到极权下频繁的政治运动的大破坏之后，西方社会的性自由观念被引入独裁社会，非但不会促成人性解放和个性确立，反而会与帝制时代的三妻四妾、花柳巷、房中术等性传统，与政治无耻所造就的阴暗、无赖的流氓习气……结合起来，性自由就会变成对昔日性压抑的变态报复，表现为下作、残缺、肮脏的性宣泄。（全文完）
2004年初稿，2006年8月定稿于北京家中
【观察】2006.09.18
（编者注：这是重新整理后的正式版本，20040613版本是：刘晓波：中国商业文化的情色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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