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前，民主党派代表中国政治的第三力量，曾经在国共争霸的政治舞台大显身手。这些知识界名流们大都左倾，加之蒋介石对民主党派的打压和毛泽东统一战线策略的成功，遂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倒向中共，在抗日战争后的国共争霸中，为毛泽东登上天安门立下汗马功劳。然而，毛泽东入主中南海后，很快撕毁联合政府的承诺，民主党派不仅被迫进行有辱尊严的思想改造，而且越来越变成“政治装饰品”，即便身居高位，也是有职无权。到了1956年－1957年春夏，毛认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迫切需要知识界的帮助来完成他的经济飞跃。与此同时，鉴于国际共产运动的震荡和国内不满情绪的高涨，毛开始号召社会各界帮助中共整风，特别要听取社会名流集中的各民主党派的意见。
为了让社会名流们掏心窝子，不仅由统战部出面连续召开几十次座谈会，毛还专门派人叩开某些名流的家门，上门征求意见。这些社会名流们，大都在1949年前帮助中共夺取政权，而在1949年后逐步边缘化。所以，他们对毛泽东的言行背离、根本不兑现1949年分享权力的承诺颇有怨气，经历镇反、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批《武训传》，批陶行知，批梁漱溟，批胡适，批俞平伯，特别是反胡风运动及大规模的肃反运动，红色恐怖笼罩知识界和民主党派，使他们的怨气积累成烈火干柴，一点就燃。戏剧性的是，这把火还是毛泽东亲手点的，不能不让名流们产生“从头收拾山河”的幻觉，积极投身到这场为民主党派争权的鸣放中。章诒和女士的父亲章伯钧在鸣放中的表现，就是名流们把“幻觉”当真的典型代表。
据章诒和《顺长江，水流残月》（以下简称《顺长江》，香港牛津出版社2007年9月版）回忆，她的父亲早就说过“毛泽东是个大流氓”。然而，章伯均既然对毛有如此清醒的认识，为什么还能产生幻觉呢？幻觉来自当时的国内外大事变。
1956年1月中共召开大型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作报告，坦言中共低估了知识分子的巨大进步和重要作用，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今后要重用，要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1月20日，毛泽东在会议闭幕式上发表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文化，同党内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3月初，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在中国翻译印发，引发民主党派和知识界的热议，对斯大林模式一向反感的章伯钧尤为感慨，他对友人说：“你们看，苏联一定要变，中国也不能让许多小斯大林统治下去……”。（《顺长江》P9）4月25日，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重点解决经济发展及结构的不平衡问题，增加民生产品的比重。28日，毛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与此同时，出版界和文艺界的诸多禁令被取消，《光明日报》和《文汇报》重新交换给民主党派。也就是说，毛为了避免苏东式危机，更为了争夺斯大林事后的国际共运的领导权，向社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人们发泄淤积的不满；向民主党派伸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橄榄枝，以收买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忠诚。
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高官的这一系列姿态，引发出党内外的完全相反的反应，可以说是党外一片叫好，而党内一片疑虑和反对。听了毛的系列讲话，章伯钧等党外名流和知识分子进入罕见的兴奋状态，他在心里认定老毛陷于进退失据的危机中，民主党派大显身手的时刻到了。其他知名人士如罗隆基、储安平、徐铸成、傅雷、冯友兰等，也是一片叫好声。为此，费孝通还专门写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然而，这些党外人士没有意识到党内对毛的系列讲话的强烈负面反应，从刘少奇到基层支部书记，统统对毛的讲话持有保留、疑虑、甚至反对的态度。
为了排除党内的疑虑和反对，毛专门召开一系列高层会议和发出一系列指示推动整风运动，严厉批评《人民日报》对宣传双百方针不积极。他还前往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等地进行动员，强调反对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紧迫性，强调要改变党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消除知识分子的魂魄不安。他大肆宣讲“放”的好处，只有“放开”了，才能让知识分子重新靠近中共。他说，党内党外隔一层“、”沟太深“，应该”把沟填起来“。填沟的办法是加强与党外人士的沟通，让他们向党说真话，以消除”党内一套，党外一套“的隔膜。他说：让民主党派进步，首先党要进步，整风是争取主动，只会增加党的威信；让党外人士批评党的缺点，是为了巩固党的领导，扩大民主是为了加强民主集中制。毛还强调要正确对待各地的闹事，把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看作正常现象，不能碰到闹事和错误言论，就拿”破坏党的领导“当挡箭牌。
再看章伯钧在这段时间的作为。从1956年7月5日到1957年6月8日中共发出反右通知的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章伯钧一直处在亢奋的状态中，他甚至说：“我不怕出丑，也不怕犯错误。”他多次组织民主党派开会，在会议上和报刊上频频发言，提出“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和“思想民主”。他接过毛泽东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统战口号，要求把政协办成建议、监督和审核机构，具有法律明确规定的监督权和否决权，也就是把现在的人大和政协改造成西方式的众议院和参议院，在权力架构上实行有法律保障的“两院制”。
1956年9月中共召开八大，章伯钧西装革履地出席，会后，他居然产生了这样的幻觉：中共开始了由“改造别人”向“自我改造”的真正转变。紧接着，东殴爆发“波匈事件”，中国各地也出现工潮、农潮、学潮、商潮，章伯钧认为，共产党正在受到巨大的挑战，这挑战恰恰为民主党派提供了空前的机遇，可以再次成为最大在野势力。他私下对罗隆基说：“现在我们民主党派大有可为，可以大做特做。”（P12）所以，民主党派的聚会极为频繁，大会、小会、私人会不断，纵论国事，抨击时政，指点江山。章诒和女士写道：“那段时间，父亲在家请客像开流水席一般，大家高谈阔论，以父亲说话的声音最高，毫无顾忌地指责共产党。而说到闹事，他的表情真的有点幸灾乐祸呢。”（《顺长江》P19）但他们不知道，这些情况早已被线人报告毛泽东。
进入1957年，章伯钧参加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在这次会上，毛泽东首先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张，继而又在3月1日的总结发言中正式要求社会各界帮助中共整风。章诒和描述到，参加3月1日会议前，“父亲那日身体欠佳，本想不去，后民盟中央来电话，说是毛泽东主席要讲话，父亲马上更衣，钻进‘吉姆’车，直奔会场。”毛的讲话仿佛灵丹妙药，让身体欠佳的章伯钧顿时精神振奋，“会议结束，父亲回到家中，见他气色极好。不是中午还觉得‘身体不适’吗？气色好原来是听报告听好的。”
正是在这种“好气色”中，章伯钧高度肯定毛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认为这个讲话“是政治的，也是哲学的，虽是矛盾论的延续，但有其创造性。”章伯钧的发言也越来越大胆，远远超出“吐苦水”、发牢骚。他批判斯大林主义、主张少讲马列主义，否定中国历史上大开杀戒的革命；他批评镇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和合作化，批评中共看不起民主党派，指责现政权在就业、上学、提升、出国等待遇上优待党员而歧视非党员；他肯定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提倡欧美式民主，大力张扬民主党派的优越性，主张多党政治，主张民主党派与中共平起平坐。更重要的是，他还痛感执政党的一千万党员和八个民主党派的九万成员的巨大反差，反复强调借帮党整风的时机大力发展民主党派。要求民主党派打破界别界限、大力发展自己的党员，每个民主党派可以发展几十万人，加在一起起码要发展一、二百万党员。
更令章伯钧兴奋的是，毛泽东在4月30日的最高国务会上再次发表讲话，着重提到“民主党派有职有权”、“教授治校”、“共产党有术无学”等问题。讲话期间，毛还笑眯眯地问坐在台下的马寅初和许德珩：“马校长，许部长，你们是否有职有权？”不等两位名流回答，毛就自问自答说：“我看没有好多权。”“自然在民主人士还是早春天气，还有些寒气，以后应该作到有职有权，逐步解决这个问题。”接着毛让民主党派研究一下高校的领导问题，搞出一个方案，他还建议首先撤销学校的党委制，请邓小平召集民盟、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商谈如何治校的问题。5月4日毛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章伯钧认为毛这次讲话是“治病治到根儿，说话说到点儿”。他那股意气风发、大干快上的劲头，根本不像一位在政治中摸爬滚打几十年的政治家，倒像是初出茅庐的愣头青。用章诒和的话来说，“五月五日父亲决定以风的速度”在民盟中央座谈会上传达毛的这个讲话。
令人拍案叫绝的是，章诒和这样描述当时毛泽东的状态和父亲章伯钧的状态：“毛泽东从3月中旬到4月上旬，八方游说，四处煽风，搞思想发动。与此同时，父亲为了配合中共整风，更为了民主党派自身，他从3月中旬到5月，也是八方游说，四处煽风，搞思想发动，搞组织发展。”很快就将变成仇寇的毛与章，现在都处在亢奋状态，真可谓精神百倍、全面出击。在此期间，章伯钧和罗隆基先后主持和参加的各类帮党整风的会议高达29次，沈钧儒、黄炎培、李济深、张治中、程潜、龙云、史良、邵子力、陈铭枢、许德珩、章乃器、费孝通、陈叔通、章士钊、马寅初、曾昭抡、钱端升、胡俞之、黄绍竑、钱学森、钱伟长、华罗庚、千家驹、童弟周、黄药眠、陶大镛、钟敬文、白寿彝、陆宗达、吴景超、邓初民、闻家驷、萨空了、闵刚侯、叶笃义……民主党派中的几乎所有社会名流全部参与其中，章伯钧在各次会议上的发言最积极，也赢得与会者最多的掌声。
谁也想不到，毛泽东在十天后突然转向，5月15日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给中共高层传阅。吊诡的是，这篇毛文在党内传阅时，并没有署名毛泽东，也没有采取中共中央文件的规格，说明毛并不想打草惊蛇，也不想立刻发动公开反击，而是采取引蛇出洞的阴招。他指示各级党组织强力动员民主党派继续帮党整风，统战部多次出面组织党外人士帮党整风。他敦促党报发社论和评论鼓励鸣放，放开报道鸣放的活动和言论。
如果说，在毛转变态度之前的号召鸣放，还并不是明确的“引蛇出洞”，但在5月中旬毛已经决定开展反右运动后，他用隐瞒的方式让党外人士继续鸣放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就是明确的“引蛇出洞”，为的是发动更有力的“后发制人”打击。“引蛇出洞”阴谋下的整风运动，通常被称为第二阶段鸣放，而这个阶段的鸣放，从北京到各地都上了一个台阶，情绪更高，范围更广，言论更尖锐，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少数右派和反动分子一时间闹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他们“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联，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整风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摸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联盟造起来的。”（沈志华《从波匈事件到反右派运动》，见《五十年无祭而祭》，以下简称《无祭》。香港星克尔2007年9月版P99）
从5月14日到6月5日，毛泽东多次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连续下发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主要内容是：1，各级党委加大动员党外人士鸣放的力度，让党外人士最大限度地鸣放。2，报刊要放开报道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暂时不要反驳，使右派分子充分地暴露其反动面目。3，右派言行的核心是夺权，中央和地方要充分意识到思想斗争的尖锐性、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做好反右斗争的准备。5月25日，毛泽东修改了准备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稿，重新定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始区分香花与毒草，将“百家”归结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首次提出区分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也就是后来划右派的六条标准。
毛的这个转向，得到了反对双百方针的党内高层的一致拥护。5月26日的中共高层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康生、柯庆施等人，一致把反右运动提到争夺领导权的高度。邓小平的报告点到章伯钧、章乃器、龙云等大右派的名字。他说，右派是要我们退出阵地，我们的应对，1，改正自己的错误。2，孤立右派。3，争取中间派，用右派教育中间派，让中间派与右派划清界线。
在毛泽东的秘密指示发出后，各部委和各地的党委立刻发动大鸣大放，党报更是开足马力鼓动鸣放，《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评论和报道，鼓励党外人士鸣放，高呼：“解除顾虑，勇敢地鸣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永不收兵！”正是在这种煽动下，北京大学才在5月19日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由此掀起了校园鸣放高潮。
与此同时，毛泽东再次使用分化策略，6月5日急召黄炎培和陈叔通，提前向他们吹风，说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已经走向对立面了，让他俩与之划清界线，并希望黄炎培回到民盟去主事。当天，毛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击右派：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
其实，毛的转向，表面看是突然，实质上是早有准备。早在发动整风运动之前的1957年1月18日－27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在1月18日会议上的讲话已经为后来的转向埋下了伏笔。针对国际上的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和铁托事件，更针对国内各地出现的“闹事”和知识分子的议论，毛的态度极为凶狠而阴险，他说：苏共二十大“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子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所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1月27日毛再次讲话，明确提出后发制人的策略。他说：“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毖。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们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沈志华《从波匈事件到反右派运动》，见《无祭》P47-49.）3月，毛在邀请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已经明确提出了“百家争鸣实质上即两家争鸣”的观点，他说，无论有多少派多少家，就世界观而言只有两家：无产阶级一家和资产阶级一家。争鸣就是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克服资产阶级世界观，最终达到无产阶级一家独鸣的局面。而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却宁愿相信“百家争鸣”就是“百家争鸣”。
为了引蛇出洞，从5月初到6月初，中共中央统战部连续召开38次党外人士座谈会，其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座谈会就有13次，70多人发言；工商界人士座谈会25次，108人发言。而章伯钧等民主党派被蒙在鼓里，仍然沉浸在大干一场的幻觉中，继续开足马力帮党整风和发展民主党派。5月20日，民盟中央在北师大召开“高校党委制”座谈会，会上提出“取消学校党委制”，“成立学术委员会”、“取消现有人事制度”、“取消党团汇报制度”。章伯钧提议就四个重要问题组成四个工作组，分头调查研究“高校党委负责制”、“科学体制规划”、“有职有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此后，黄药眠等人先后写出《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关于高等院校领导问题的建议》。没想到，这些内容全部由旁听的北师大党委成员黄彦平上报了。
5月20日午夜已过，统战部长李维汉亲自打电话给章伯钧，请他出席明天下午统战部的座谈会。章诒和回忆说：章伯钧正在闹腹泻，本不想参加，他对李维汉说，自己说的已经很多了，对中共没什么意见可提。但李维汉就是不放电话，李维汉非要章出席不可，真是“盛情”难却。于是，章伯钧参加了从5月21日到6月3日的统战部座谈会，他在会议发言中首次提出“政治设计院”之说。他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P41）会议结束前的6月2日晚七点半，民盟中央及北京市委举行座谈会，听取北大、清华、师大、人大、航院五个高校关于帮党整风的情况汇报，讨论各高校出现的大规模学潮的问题，章伯钧代沈钧儒主持了会议。
据章诒和回忆，会议结束后，回到家中的章伯钧仍然处在亢奋状态，他说：“看看吧，中国现代历史上几项辉煌的功业，不都是由不满现状的青年人搞出来的？辛亥、五四、北伐，哪一件不是呢？”（《顺长江》P133）章伯钧的酬躇满志，也可以从他出席6月2日晚招待法国总理酒会的表现看出。在酒会上，章还向周恩来表示：把武汉交通部学校要上京请愿的事情交给他处理。周笑了笑没有说话，但周事后说：“章伯钧脑袋膨胀得很，热得很，他觉得共产党不能维持了”。（沈志华《从波匈事件到反右派运动》，见《无祭》P123.）
甚至就在毛泽东6月5日对党内发出反右运动的正式指示之后的6月6日上午，章伯钧还召集几位著名学者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开了个紧急会议，讨论高等院校的学潮和教育体制问题，曾昭抡、吴景超、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等人慷慨激昂，史良、胡俞之等人也参加了会议。最后章伯钧提出大家要见周恩来、彭真、康生、李维汉，章伯钧还专门给周恩来写了条子，力陈高校情况的严重，提出稳定校园的办法，但没有得到周恩来的回音。事实上，史良已经把会议的情况上报周恩来了。
章伯钧万万没有想到，两天后的6月8日，一场疾风暴雨突然降临，他在统战部座谈会上提出的“政治设计院”之论，成为他戴上了头号大右派帽子的主要罪证。他召集的6月6日紧急会议，本想为中共解难分忧，却被定性为向党猖狂进攻的重头会议，变成反右历史上著名的“六六六”会议，六大右派教授也由此名扬全国。
就全国范围而言，仅就中共正式文件上的记载，1957年5月2日到5月12日，全国各地召开帮党整风的会议28250次，共提出372345条意见和建议。反右之后的1958年5月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在“反右”运动中共定性反党集团4，127个，右派集团22071个，右倾集团17432个；右派分子3178470人，中右分子143，562人。（罗冰：《反右运动档案解密》，《争鸣》2006年第1期）
而且，二十三年后的1980年，邓小平在答应为绝大多数右派平反时，仍然坚持反右是必要的、正确的，错误只在扩大化。因为他还牢记着头号右派章伯钧在1957年的名言：“中国这样大，一个上帝，九百万清教徒（当时的中共党员为九百万），统治着五亿农奴，非造反不行。”“中国也不能让许多小斯大林统治下去。”“有在朝党和在野党，你不行我来，我不行你来。”“共产党以前扶植各民主党派，是‘周公辅成王’，现在成王长大成人了，周公要还政。否则。恩人就要变做仇人。”
2008年3月30日于北京家中
本文参考文献：
《五十年无祭而祭》，章诒和编著，香港星克尔出版2007年9月版。
《顺长江，水流残月》，章诒和著，香港牛津出版社2007年6月版；
《毛主义和中国模式在东殴和北越的影响》，程映红著，载于《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秋季号；
《中共“八大”与“反右”运动》，吴国光著，载于《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秋季号；
《一九五七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朱正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阳谋——反右前后》，丁抒著，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1995年版；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卷、6第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观察】2008.
0 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