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三十年，官方纪念肯定是隆重的自我赞美，是把所有功绩据为己有的垄断性纪念，是向全世界展示改革成绩单的炫耀性纪念，是把改革描述为自上而下的官权推动，但在我看来，这样解读中国改革，因远离事实而有失公正。
事实上，三十年改革始终循着两条相互较力的逻辑发展着：一条是党国的表面逻辑，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79年的“真理标准讨论”为标志。党国改革是为了保住政权和权贵们的既得利益，是只改经济而不改政治的跛足改革，是罔顾社会公正的效益优先，是只在乎“做大蛋糕”的GDP崇拜，是用六四大屠杀来回答民间的政治诉求，用利益收买来换取国人对现行制度的认可。
另一条是民间的深层逻辑，要求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同步改革，要求市场化、私有化与社会公正相平衡的改革。最早的农村改革来自最底层的农民争取温饱的活命需求，村委会选举也来自人民公社制度失灵后的村民自治。在城市，民间的求索新知、创造财富和保障利益的强烈欲求，带来市场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带来民间对个体自由和社会公正的自发诉求。所以，经济改革的启动和个人自由的扩展，政治改革的呼吁和局部制度的变革，都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赐，而是自下而上的民间推动。正是极端的物质贫困、精神沙漠和阶级斗争，才让民间意识到毛泽东体制的危机，才有了北京的“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和安徽农村的包产到户。正是毛时代的大规模人权灾难，才带来由大量冤民的上访告状所推动的平反运动。
在中共开列的三十年改革成绩单中，1979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被作为“思想解放”的唯一起点。虽然，我并不否定这个讨论对开启改革的重要意义，也赞赏胡耀邦推动这一讨论的开明，但我认为，仅仅用这个讨论来界定“思想解放”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官方企图垄断改革话语和打压民间反思的表现。
事实上，在思想观念的转变方面，早在官方发动的“思想解放”运动之前，震惊国内外的“林彪事件”已经带来自发的民间觉醒。70年代以知识青年为主体的地下文学开启了民间的自我启蒙，1976年“四五运动”就是这种民间自我启蒙的结果。文革结束后，“西单民主墙运动”最早为中国改革提供了政治现代化的目标，八十年代的政治改革势头也是以民间启蒙为先导，之后才有党内开明派的正面回应。换言之，民间的自发改革动力根植于向往自由和公正的人性逻辑，一旦觉醒就难以逆转，以民间观念的变革推动社会改革，以民间诉求挑战官方逻辑，不断拓展自己的资源范围和社会基础。
作为文革后第一代大学生，我读大学时（1977年－1982年）的中国，正处在改革之初的极度精神饥渴中，文革后一代汲取新鲜观念的热情，甚至到了饥不择食的程度。在我的记忆中，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对中国人的观念转变产生最深刻影响的文化事件，决不是官方发动“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而是一波接一波的民间思潮，特别是邓丽君的歌和《今天》的诗，对我们这代大学生的深远影响，不但远远超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超过当时颇为时髦的“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正是这种来自民间的“靡靡之音”和“反叛之声”，让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性坚冰融化为人性的春风，让革命化审美裂变为现代性审美。
七十年代末，邓丽君的歌征服了大陆的年轻一代，唤醒了国人生命中最柔软的部分。她用气嗓唱出的情歌，唱垮了我们用钢铁旋律铸造的革命意志，唱软了我们用残酷斗争锤炼出的冷酷心肠，也唤醒了我们身上被挤压到生命黑暗处的情欲，人性中久被压抑的柔软和温情得到了释放。尽管，官方禁止这类“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不可能在广播里听到，第一个学着邓丽君气嗓的李谷一被多次开会批判。但在私下里，大家都围着一台俗称“砖头”的收录机反复听，在寝室里、走廊里、饭堂里一遍遍地唱。那时，谁拥有那块日本产的“砖头”，谁就会得到众星捧月般的簇拥。
与此同时，我这代人也经历了外来的影片、文学、音乐和绘画的审美洗礼。当时，最为流行的是日本影片。《追捕》、《生死恋》、《望乡》、《金环蚀》、《人证》、《远山的呼唤》、《幸福的黄手帕》等影片，《姿三四郎》、《铁臂阿童木》、《血疑》、《排球女将》、《阿信》、《聪明的一休》等电视剧，都是当时的国人非常喜欢的影视作品。《追捕》主题曲“杜丘之歌”和《人证》主题歌《草帽》，也随之风靡一时。著名导演黑泽明、沟口健二和小津安二郎的影片，对八十年代中国先锋导演很有影响。
对于文革后一代青年的思想启蒙来说，“民主墙运动”的思想启蒙标志着一代人的精神觉醒，它所产生的精神成果是刻进我们这代大学生血肉中的印记，其作用远远超过体制内智囊和开明知识分子的作用。因为，《今天》的诗是不同于“伤痕文学”的审美启蒙，胡平的《论言论自由》是超越“思想解放”的精神启蒙，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任畹町的《中国人权宣言》和徐文立的《庚申变法建议书》是超越传统的“平反政治”的现代政治觉醒。试想，改革之初的中国，如果只有《人民文学》上的《班主任》等作品的流行，而没有的《今天》上的诗歌《回答》和《天空》（芒克）、小说《雪雨交加的夜晚》（万之）等作品的地下流传；如果只有官方画展上《父亲》的轰动，而没有民间的“星星画展”的叛逆；如果只有《光明日报》上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没有《探索》上的《第五个现代化》和《沃土》上的《论言论自由》；……也就是说，如果只有官方媒体上发动的思想解放运动，而没有民间的“民主墙运动”所开启的启蒙运动，那么改革时代的中国精神将会苍白得让人不堪回首。
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说：“观念改变世界。”特别是转型时代的社会大变革，由思想启蒙带来的观念更新往往扮演着引领变革的先锋角色。当昔日的异端变成明天的信条，新社会的到来就不会太远。由传统独裁转型为现代民主的变革如此，由现代极权转型为自由社会的变革亦如此。欧洲的启蒙运动开启了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的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共产极权向自由民主的转型，前苏联经历了赫鲁晓夫时代的“思想解冻”和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新思维”，中国的改革发源于毛泽东死后的“思想解放运动”或“新启蒙运动”。
“民主墙一代”的新启蒙之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先驱意义，起码达到了四个层面上的突破。
1，“民主墙运动”标志着民间的改革诉求与官方的改革诉求的第一次分野。前者的选择是走向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的全面改革，后者的选择是经济改革和政治独裁并存的跛足改革。这种分野，既凸现出迄今为止的邓小平跛足改革的根本局限，也标示出中国社会转型的未来方向。而对于急于掌握最高权力的邓小平来说，他的卑鄙权谋表现为“翻云覆雨”的机会主义。对上，他未掌权时给党国主席华国锋写效忠信，掌权之后便毫不留情地打到华国锋。对下，他未掌权时利用“民主墙运动”来扩大自己的民意支持，掌权后就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即便胡耀邦的反对也不会软化邓的铁腕。正是针对“民主墙一代”突破了官方改革模式的政治诉求，邓小平才于1979年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而对“民主墙一代”进行镇压。由此，邓小平的暴君面目已经初露狰狞。
2，“民主墙运动”突破了体制内开明精英（包括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局限，凸现了的独立性民间与依附性精英之间的歧途。当“民主墙一代”公开反对邓小平的独裁式改革，呼唤政治民主、基本人权和言论自由之时，体制内的开明精英却对中共体制保持“第二种忠诚”。他们在齐声欢呼邓式改革，他们卖力宣扬“实事求是”的毛泽东思想。他们重新提出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他们辩论新闻的党性和人民性。所以，当时重返舞台中心的体制内开明精英们，大都忙于为改革鼓与呼，而对遭遇镇压“民主墙一代”相当冷漠。即便不提被重判的魏京生等人没有得到开明精英的声援，就是《今天》遭遇官方打压知识之时，北岛和芒克向知识界的广泛求援，但得到的仅仅是萧军一个人的不明就里的回应。
3，更重要的是，“民主墙运动”突破了毛式思维方式和革命话语，为独立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民间价值观和话语奠定了最初基础。在文学上，《今天》文学代表着对延安整风以来的毛式文学语言的第一次大突破；在思想论述上，如果说魏京生等人的政论在语言方式上还有传统毛式语言的痕迹，那么，胡平的《论言论自由》已经见不到毛式政论的任何痕迹。现在回想起来，在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已经彻底“毛化”的语境中，在绝大多数开明人士都在用毛式语言表述改革之时，民主墙一代的观念突进还不太令人吃惊。真正令人惊喜的是他们居然能够用一种全新的语言方式来抒情论政。
4，“民主墙运动”的群体勇气突破了毛时代的孤胆英雄。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的价值，“民主墙一代”不仅发挥出思想启蒙的先驱作用，而且作为一个群体迸发出强烈的道义激励作用。当邓小平由利用转向镇压，面对独裁中共的野蛮迫害时，他们不再是痛哭流涕的检讨者，而是不畏暴政的勇士。他们的道义勇气，不同于反右时期的林昭和文革初期的遇罗克，他们不再是个别人在光荣孤立中的罕见勇敢，而是一群人面对监狱时的相互激励。三十年前，魏京生等人在中共的法庭上和监狱里的卓越表现，最早昭示出一代人反抗暴政的勇气与坚忍，激励着一代代不屈从于暴政的民间志士。可以说，今日中国的“道义在民间而权力在官府”的社会格局的形成，其第一次民间推动就来自“民主墙一代”。
回想1979年十·一前夕的北京，为抗议官方取缔“星星画展”，北岛、芒克、黄锐等几十位民间艺术家走上街头。这群没有上过大学的民间艺术家，手中高举着“要言论自由”和“要艺术自由”的横幅，走在秋风萧瑟的北京街头，走在一大群军警之间，成就了中国民间为争取言论自由的第一次游行。残疾画家马德升拄着拐杖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的形象，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民间记忆。
三十年改革，从民主墙一代争取“言论自由”到今天此起彼伏的维权运动，民间知识群体在三十年前的维权，如今已经扩展到社会各个阶层。“民主墙运动”的新启蒙成就的最大成果，就是中国民间的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没有基本人权和政治权利的保障，分散的个人无以抗衡强大衙门及其执法者的任意强制，个人无法获得追求自身利益的平等机会，个人无法拥有公开表达自己的信仰、思想和趣味的言论自由，个人财产也无法得到法治化的安全保障，个人权益受到政府侵害时也很难讨还公道——很难得到制度性的舆论救济、行政救济和法律救济。所以，无论是为了保证私人财产的安全还是为了争取自身发展的机会，无论是为了争取基本人权还是要求民间自治，无论是为了再分配的社会公正还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各种形式的民间维权都将转变为争取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民间运动。与其乞求自上而下恩赐的几片面包，远不如自下而上地争取到基本人权。
虽然，六四后的民间思想出现了大分化，新老左派重新举起毛泽东旗帜，新老儒家再次喊出“王道政治”的口号，二者又都贴上国家主义的膏药，以迎合时髦的极端民族主义。但是，我相信，“民主墙一代”提供的自由观念和审美趣味，仍然是引导中国转型的核心价值。
在缔造自由中国的事业中，“民主墙一代”的先驱者地位已经进入历史；他们对自由中国的三十年如一日的执着，仍然活在今天。
2008年6月15日于北京家中
【争鸣】2008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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