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中共的资讯封锁越来越漏洞百出，当局能够官控报刊、电视和电台，却无法完全控制网路。所以，每有突发事件和大规模官民冲突的发生，总是由网路提供最早的资讯，这让中共政权很不适应，穷於应对的之际，免不了频频出丑。从SARS危机中卫生部到“虎照门”中的陕西官权，真可谓丑态百出。
这些丑态，既让中共的公信力大幅度流失，也为网路民间提供“黑色幽默”的笑料，网民把这些丑态编成新的成语，比如“正龙拍虎”、“打酱油”、“俯卧撑”、“秋雨含泪”、“兆山慕鬼”等等。
许多网路谣言事后证明是真的
中共应对突发事件的进退失据的醒目丑态之一，就是不把主要精力用於改善陈旧的意识形态体制，而是把很多精力是用於应对网路资讯中的“谣言”，许多被意识形态衙门宣佈为“谣言”的网路资讯，事后被证明为恰恰是真实的。即便那些不实的网路传言，的确可归於“谣言”之列，但由於官方闢谣大都用谎言来抨击谣言，也没有几个人相信。就拿最近接连发生两起大事件来说，也都是网路版本抢先而官方版本滞后，闢谣再次成为官权的“专利”。
“瓮安民变”爆发，最早出现的网路版本是女中学生李淑芬被奸杀，“凶嫌”被释放有权力背景；事情闹大后，贵州官方不得不出面发佈“闢谣”：女生是溺水自杀，而不是网路传言的“奸杀”，更没有当地官权的背景。
“杨佳暴力袭警案”突发，最早出现的又是网路版本，称杨佳无辜遭到上海警方的虐待，甚至被殴打至丧失生育能力。上海官方随后出面闢谣，称上海员警并没有虐待和殴打杨佳，更没有打坏他的生殖器。与此同时，上海警方还宣佈抓到了造谣的苏州男子郏啸寅，据郏交代，闸北袭警案发生后，他为了扩大其在网路上的影响，编造了上述故事。
最可笑的是，官方每次闢谣，即便能够攻破谣言，但并不能让公众相信官方资讯的真实性，因为官方的闢谣总是破绽百出。贵州官方的闢谣已经沦为网民的笑料，“全民俯卧撑”成为时下最流行的网路用语。上海官方关於杨佳袭警动机的解释，漏洞百出，根本无法自圆其说，也就无法说服网路民意改变对杨佳的同情和敬佩。
谣言的产生应归咎于官方讯息封锁
在今日中国，即便民间相信的网路传言有“谣言”的成份，其主要责任也不在民众，而在中共的资讯垄断和言论管制。
首先，新闻讲究及时，特别是重大新闻的第一是时间发佈，既关系到媒体的竞争力，也是媒体的社会职责所在。敏感资讯传播的规律之一是抢先者胜。当一个具有爆炸性公共事件发生后，无论通过何种管道，最先向社会发佈的相关资讯都会传播最广。而在中国，独裁体制本能地倾向於隐瞒和封锁不利於自己的资讯。当民众无法从官方管道获得及时而准确的资讯之时，网路就成为民众获取资讯的唯一管道。与此同时，独裁体制也决定了官方的资讯供给的虚假和滞后。新闻管制随着网路的日益普及，已经基本失效。所以，几乎每一次大型公共事件爆发，都是网路资讯在前，官方出面闢谣和追查造谣者在后。
其次，独裁体制一向“以民为敌”，特别是对官民冲突事件的解释，官方的说词永远是“一小撮别有用心分子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永远是“刁民”、“暴徒”或“不法分子”在寻衅滋事。这样的官权逻辑在民众普遍愚昧的毛泽东时代还管用，但在民权意识已经觉醒的互联网时代就不管用了。今日中国，民意与官权之间的严重分裂，带来了政府及官僚们的权威性、公信力和凝聚力急遽下降，也就是说，独裁制度及其官僚阶层的“以民为敌”，必然造就民间的“以官为仇”的普遍逆反心理，无论官方说什么，民间的反应也基本是“官逼民反”，政府说的都不可信，当官的没有一个好东西。
第三，就某一特定的突发官民冲突事件而言，网路传言也许不是真相，甚至有些网路资讯是故意造谣，但这些捷足先登的网路版本大都符合绝大多数民众的“经验真相”或“心理真相”。或从亲历中或从耳闻目睹中，国人的意识里已经逐渐积累出官民冲突的实质真相是官逼民反。也积累出官方新闻发佈的基本判断是官话不可信。有了这种基本判断，那些故意虚构的传言，大都用“官逼民反”框架来讲官民冲突的故事。所以，无论在众多官民冲突事件之间有多少细节上的差别，也无论网路民间版本里有多少谣传的成分，民间舆论的基本立场都是“官逼民反”，民众的信任更倾向於非官方管道的资讯。在此意义上，网路传言甚至比事件真相更具传播力和动员力。
网路讯息对官方造成冲击和压力
在当下中国的言论环境下，每有不利於独裁官权的重大公共事件发生，传统媒体的隐瞒为网路提供了捷足先登的机会，及时地把相关资讯传达给公众，对官方产生某种压力，发挥着逼迫官方出面表态的重要作用。近年来一系列重大公共事件的传播和形成舆论的过程，都是网路民间版本先於官方版本，而只要民间版本引发出巨大的社会舆论效应，不管这个民间版本的准确性如何，但起码可以起到逼出官方版本的作用。而官方版本出现，不管真实与否，公众才可能据此作出进一步的追问，网路舆论的监督效应也才能继续发挥。不久前发生的甕安民变和上海袭警案都是如此。如果没有网路版本的巨大传播力和网路舆论的形成，中共官方大概就会用保持沉默的方式继续隐瞒，让具有爆炸性的公共事件消失於无声无息之中。
中共官权总是指责网路谣言的负面作用，官方新闻发言人总是委屈控诉谣言之害，中共的《刑法》、《互联网新闻资讯服务管理规定》（国新办和资讯产业部）和《关於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全国人大）等法律法规中都列有惩罚“谣言”的条款。中共意识形态衙门及喉舌经常号召“杜绝谣言，净化网路”，在搜索引擎“百度”输入“杜绝谣言”，条目高达119000条。但无论是严刑峻法还是网路自律规范，无论是思想教育还是舆论攻势，都无法遏制网路谣言的蔓延。
谣言止於真相，真相有赖於公开。而独裁官权害怕真相和封锁真相，制造了一个没有新闻与言论自由的国家，中华民族受资讯管制之害久矣，中国人受封口制度之害深矣。与独裁政权的资讯垄断和言论操控之害相比，官权所受的谣言之害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新闻管制已经祸害了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独裁政权也就必须承受网路时代的谣言之害。甚至可以说，中共各级官权受谣言之害，活该！
凡是新闻无自由的国家，必定是谣言四起且屡禁不止的国家。今日中国当权者如若不想再受谣言之害，首先要开放媒体和言论，不再用封口危害全社会和践踏人权。
不是民间喜欢造谣或信谣，而是新闻垄断体制给了谣言以丰厚的孕育土壤和巨大的传播空间。独裁不变，谣言不止！
二○○八年七月十八日于北京家中
【开放】2008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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