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2日下午,我在海淀区的一家咖啡店,一边看书一边等刘霞大姐。刘柠兄约了刘霞今天一起吃饭。5点左右,刘霞到了,向我们招手。她坐下来点了一支烟,对我抱怨说iPad的邮箱还不会设置。她对计算机几乎一窍不通,此前她上网遇到障碍或者难题,会打电话让我过去帮她看看。我们住得不远,相距几百米。她拿起桌上的咖啡,大喝了两口,说自己说话太多,太渴了。我们就近找了一家火锅店吃饭。

刘霞的精神状态还算好,她在外人面前通常都是笑呵呵的。她从包里拿出一个携带型烟缸,大家开始聊天。一个月前我们见面时,我曾说过,10月陪她去锦州探监,遂又说起这个话题。她说,这次探监定在10号,正好是假日,大家一起去,路上你还能教我玩iPad。这次由郝建教授开车去。我说那我们可以轮流开。她说,你跟郝建商量,买几箱八宝粥放在车上。

告别包遵信先生的那天

后来话题自然就转到这次诺奖评选,我和刘柠兄都抱有极大期待。刘霞觉得希望渺茫,大约是觉得当局的公关力度比较大。刘柠兄认为,这几天外媒的密集报道应该会起一些作用,应该有五成希望。大家边吃边聊,几乎吃了五个小时。饭后我送她回家。在车上我还说,假如真得奖了,估计我就不能陪她去锦州探监了。她说,希望不大。假如得奖,情况就不是我们能掌握的了。10月8日一大早,我在网上遇见她。下午,我在诺奖委员会的官网上看视频,twitter上有消息说,警方进入刘霞家里,不让她与外界接触。我打电话过去,未接通,遂失去联系。不过,我知道她的安全无虞。这个时候,当局断不能阻止他们夫妻见面。据闻警方连夜带她去了锦州。我当然很遗憾不能陪她去探监,但刘晓波获奖,我很高兴。8日晚上连喝了三场酒,后半夜才回家。后来听说,狱方在9日就告诉刘晓波,他获奖了。

初次知道刘晓波之时,我才9岁,在六四时的电视报道里,知道了这个名字,知道他是天安门四君子之一,我也读过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抓住刘晓波的黑手〉。我来到北京后,第一次跟他见面是在一个朋友的婚礼上。那是2007年8月18日。他站起来向新人致辞,说话风趣幽默,且口齿流利,一点都不结巴。吃饭时,我向他敬酒,说的什么不记得了,没有深谈。

2007年11月3日,包遵信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东郊殡仪馆举行。那天很冷,我和刘柠兄以及其他两个朋友早早到了现场。我们几个进去后,就看到晓波穿一件黑色的皮夹克,站在殡仪馆的告别大厅门口。他是告别仪式的主持人。我上了台阶,跟他握手说,刘老师好。透过眼镜,他眼睛里遍布血丝,可能长时间没休息好,声音也很沙哑。等告别仪式结束之时,我们正要离开,走到院子当中,突然听到晓波大喊的声音:你们别做的太过分了!我赶紧到跟前去看。三四个便衣抱着晓波,不让他动。原来警方要带走大厅门口的包老的巨幅照片,晓波坚决反对,于是发生了口角。晓波已经流泪了,一边大喊一边使劲挣扎着,面向包老的照片,两只手向外伸着。那个画面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这多少年来,他的身体,不就是一直在被禁锢着吗?

2008年6月,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将当年的汉语文学贡献奖授予刘晓波。授奖词是由刘柠兄执笔。当时刘柠兄约了几个跟刘晓波关系密切的朋友,计划小规模地开一个饭局,把获奖证书和奖金授予他。作为一个跟晓波甚少交情的青年,我居然忝列其中,不胜欣喜之至。在去饭局的路上,我既兴奋又不安。见面时,只有我跟他不算熟。我自我介绍后,他说依稀有印象。王俊秀代表汉语所以及远在大理的余世存,把获奖证书和奖金给晓波,并转述了余世存的意见。证书极为简陋,象是在地摊上买的,证书也无公章。为了留下纪念,大家还拍了照片。当时大家说,没有公章的证书,恰恰是我们跟体制的不同之处。

这次吃饭,我第一次见到刘霞。短发,话不多,爱笑。刘霞喜欢喝红酒。晓波带了一瓶红酒和一瓶茅台。茅台是1980年代的,他存放了多年。历经多次苦难而酒还在,我觉得,他们夫妇对生活的态度还是很积极的。大家无话不谈,当时川震后不久,救灾是一个话题,还聊到奥运,等等。晓波这次说话就有点结巴了。他喝酒很爽快,酒到杯干,有东北汉子的风范。我也不拘束了,就问了一些当年的话题。最后一次见面是2008年10月下旬。当时在花园桥边上的渔公渔婆饭店一个包间吃饭。有刘柠兄、莫之许、马少方、石扉客诸人。除了马少方,其他都是老朋友了。晓波进来时,我们依次跟他握手。我开玩笑说,抓住刘晓波的黑手,大家都笑了。

读完《末日幸存者的独白》的那天

这次吃饭前一周,刘柠兄交给我一本书,时报文化出版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这本书由一位台湾朋友带到大陆,是晓波的回忆录,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本书。我用了几天的时间读毕,才大致了解了刘晓波这个人。他对自己当年接受央视采访、写悔过书等事件做了痛切的回忆。他把自己的灵魂狠狠剖开,完全展示于世人之前。他不仅背负着当局有形的镣铐,还背负着对六四的心灵镣铐。刘柠兄把原书给晓波看。他翻了翻,笑说,作为作者,这本书我还真没有。他还说时报的装帧不错。忘了是谁提出要晓波签名。我说,拿盗版书一本正经地要求作者签名,全世界绝无仅有,只有敝国才会这样。晓波拿出笔来,给大家签名。他的硬笔书法很好,字写得有力而飘逸。能够感受到他的内心。他给我签名的时候问我,贾葭是哪年生人?我说,80年。他想了想,写下几个字:“贾老弟,八〇后太年轻,六四太沉重。晓波,二〇〇八年十月廿五日”,我接过看了,很想问他“太年轻”是什么意思。我们80后这一代,虽然没赶上六四的现场,但对六四并不缺乏了解。作为当年广场的见证者,他理解的六四,自然跟我们这代人有所不同。年轻不是我们的弊端。饭后在寒风中一一道别。他跟每个人握手,手掌虽然寒冷,但是很有力。他笑着说再见,然后拉着刘霞的手,缓缓从花园桥下的人行横道穿过去。那天的风很大。过了十余天,我在网上看到《零八宪章》。几乎是同时,我知道他被捕了。他跟我们吃饭之时,宪章应该已经起草完毕,他没有提及。我后来甚至想过,他跟我们说再见之时,是否心里已经知道,这些朋友可能在很长的时间内见不到?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末日幸存者的独白》的影印本,他拿了一册,后来出现在警方的抄家清单上。我们暗中打探着他的消息,替他祈祷。希望当局能够正视中国社会的民主诉求,不能因言入罪,但大家又知道这几乎无望。晓波二十年如一日,为中国的进步鼓呼,置个人的家庭安危于不顾,以笔为器,以心为犁,这是任何审判所不能否定的。

一审开庭是2009年12月23日。那天,我独自去法庭外,希望能够见到囚车和我的朋友。不过囚车没有看到,据说是从旁门进去的。几个网友,在twitter上直播庭外的情况。警方跟我们对峙,但是当场没有行动,因为外国媒体的镜头在,他们比较克制。

系黄丝带的那天

我们把黄丝带系在法庭外面的栏杆上,过不多久就被警察撕下来。这不要紧,我知道晓波距离我们不远,只是隔一堵墙。这一堵墙固然冰冷高大,也不是那么望而生畏。法庭外抗议的民衆也知道,这里今天在进行着一场必将被历史否定的审判。有的民衆在散发《零八宪章》,有的在演讲。许多人,都哭了。

一些大学生也来了,看上去比我们还年轻,或者就是90后吧。他们认真的系黄丝带,给警察拍照。年轻真好。有的女孩还要教给警察翻墙访问互联网。今天来到这里的人们,就是要表明,抓了刘晓波,其他的人,并没有因此恐惧。法庭和警察,并不能阻挡年轻人向往自由的心。刘晓波可以关起来,自由的心是关不住的。

刘柠兄、莫之许兄等人,大约长我一代,是六四世代。作为晓波的学生,刘柠他们一批人当年最后在冲锋枪的威逼下从广场撤出来,他给我讲过晓波的很多故事。对于晓波的理解,他们这一代更有发言权。我只能记下与晓波见面的记忆碎片,重温那一杯杯酒的味道,聊以纪念他获得诺奖的这个日子。

80后这一代,没有直接参与六四,但我们对六四不陌生。我们支援刘晓波,不仅仅是出于对六四的了解,更是为了争取我们这一代的自由和权利,为了我们的孩子不再生活于威权之下,为了终结这片土地和人民所饱受的苦难。谨以晓波老师的两句诗,作为结尾:“让我头再一次/高贵地昂起,直到/最黑的时刻降临。”

【明报】2014.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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