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件事促使我对此书进行全面修订，内容比初版调整了许多。一是2017年3月30日，余志坚突然去世，之前数日，我们曾有过越洋电话；一是7月13日，刘晓波被谋杀在严密监控中，随后被官方海葬。这是天安门大屠杀前后的两名主要见证人。刘晓波也是此书最早的读者和编者。
自2005年初夏算起，此书历经12年，那时晓波第三次出狱已近6年。他总是被软禁，从北京来成都找我，得有关部门特批和暗中保护。他给我写了不少信，其中有两封很重要，一是关于长诗《大屠杀》，一是关于《证词》，却是借题发挥，倾泻他自己的心结。可以说，在17年前，他写信给我那一刻，就注定了眼下“以身殉道”的命运。
他是为此书敍述的人与事而死，他要与亡灵共舞，与受难者同在。1999年一个冬夜，他出狱不久，我从成都去北京见面，一起到雍和宫附近的忙蜂酒吧。他和忠忠不喝酒，我和刘霞，还有朦胧诗元老芒克喝。我酒量差，醉得早。邻座有几位诗人轮流上台朗读，芒克也朗诵了他的《没有时间的时间》，我吹箫伴奏。刘霞笑着说老廖来一个。
天安门大屠杀之后出版的官方图片新闻画册《暴徒的下场》。死于这场全城大搜捕的人数至今不详。
我朗诵了《大屠杀》。夜深人静，晓波突然哭得像个孩子。我记得那一幕，他说老廖你，你，你，你在这种地方朗诵个鸡巴。然后起身扭头走了。
当晚他写下这封信：
老廖：
你太折磨人了。听你的声音使我怀疑自己活下去的理由是否充足。泪水往心里流，但流过泪之后，生活依然在无耻与轻浮中照旧。人都死了，只有狗崽子才能幸存！我是狗崽子吗？我们是狗崽子吗？太怜悯自己了。狗还他妈的有狗性，中国人有人性吗？没有人性的人和有狗性的狗之间，造物主的恩典肯定给予后者。我们连狗都不如，我们的子孙连狗崽子都不如。中国人什么都不是。鲜血不是什么，背叛不是什么，遣忘也不是什么。因为这首《大屠杀》，你坐了四年牢，我以为值得。牢狱比私下的自责和忏悔更能安慰仅存的、那么一点点良知。你真不该与他们一起朗诵，你的世界早已属于另类，而他们则很正常、理性，这甚至包括xx. 耻辱地活着，为了无辜者的血，是我唯一能够找到的理由。“六月四日”的黎明，是我心中最黑也最红的日子，而六四之后的所有白天与夜晚，既不是黑也不是红。如果无耻也有颜色，那只有这种颜色了。
过不去的永远过不去，即便有一天我们能够告慰那些无辜的殉难者。但我还要感激你，怀着几近绝迹的虔敬向你说声：“谢谢啦，我的廖秃头！”
晓波
1999年11月24日于家中
我没回信，因为不知该说什么。一个多月后，他写来第二封信，有如下内容：
……与其他共产黑幕中的人物相比，我们都称不上真正的硬汉子。这么多年的大悲剧，我们仍然没有一个道义巨人，类似哈维尔。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权利，必须有一个道义巨人无私地牺牲。为了争取到一个“消极自由”（不受权力的任意强制），必须有一种积极抗争的意志。历史没有必然，一个殉难者的出现就会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提升人的精神质量。甘地是偶然，哈维尔是偶然，二千年前那个生于马槽的农家孩子更是偶然。人的提升就是靠这些偶然诞生的个人完成的。不能指望大众的集体良知，只能依靠伟大的个人良知凝聚起懦弱的大众。特别是我们这个民族，更需要道义巨人，典范的感召力是无穷的，一个符号可以唤起太多的道义资源。例如方励之能走出美国大使馆，或赵紫阳能够在下台后仍然主动抗争，或北岛不出国。“六·四”以后的沉寂与遗忘，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一个挺身而出的道义巨人。
人的善良和坚韧是可以想象的，但人的邪恶与懦弱是无法想象的，每当大悲剧发生之时，我都被人的邪恶与懦弱所震惊。反而对善良与坚韧的缺乏平静待之。文字之所以有美，就是为了在一片黑暗中让真实闪光，美是真实的凝聚点。而喧嚣、华丽只会遮蔽真实。与这个聪明的世界相比，你和我就算愚人了，只配像古老的欧洲那样，坐上“愚人船”，在茫茫大海上漂泊，最先碰到的陆地就是家园了。我们是靠生命中仅存的心痛的感觉才活着，心痛是一种最盲目也是最清醒的状态。它盲目，就是在所有人都麻木时，它仍然不识时务地喊痛；它清醒，就是在所有人都失忆时，它记住那把泣血的刀。我曾有一首写给刘霞的诗：“一只蚂蚁的哭泣留住了你的脚步。”
我没见过你的姐姐飞飞，她该是一个怎样的女人，你的笔使我爱上了她。与亡灵或失败者共舞，才是生命之舞。如果可能，你去扫墓时，代我献上一束花。
晓波于公元二千年一月十三日
我还是不知该说什么。我觉得坐一次牢已足够，而晓波却坐牢、反抗；反抗、坐牢，翻来覆去，以减轻强加于己的幸存者负罪感。我开始采写此书时，他是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天天在网上抨击党和政府。2007年隆冬，他几乎重写了余世存起草的“颁奖辞”，要亲自授予我笔会的自由写作奖，酒店订好了，人也通知了，不料东窗事发，包括他在内的几十名在京笔会成员被控制在家，出不了门，而我被三个警察押送回四川。
不料至此永诀。
我是《零八宪章》的首批签署者。后来他判刑、坐牢、获诺贝尔和平奖，我都没想到会是永诀。我淡忘了他上述两封信，即使没淡忘，大约也不会将信中说的“道义巨人”和他挂钩，不会将遥远的甘地、耶稣、哈维尔和他挂钩，因为这个叫刘晓波的人太熟悉了。永诀前夜，我们还围着火锅互相取笑，还约定二十年后一块隐居山野。直到2011年我逃出中国，在德国出版此书，随后有了中、西、捷克、波兰文版，我还经常想起他。最近三年多，经常和刘霞通电话，还绕着狱中的他打转。
他是打算坐穿牢底。他与外界隔绝，对软禁的妻子深度抑郁，妻弟刘晖受株连被判11年徒刑一无所知。直到今年3月末，我鼓励刘霞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得到批准，他才首次知道比牢狱更残酷的现状，震惊之余，他立即答应陪妻子出国治病。
于是我给德国总理默克尔写信求援，德国驻北京大使随之致电刘霞，核实我在信中讲述的一切。我以为很快就会见面——也许他不好意思，为了爱情而放弃在中国的坚守？煎熬这么多年，世上最幸福的该是刘霞了……
可世事难料，他突然被查出肝癌晚期，保外就医却被严密监控。刘霞赶过去，并冒险托家人致电我。我给默克尔夫人写了第二封信。我转达剧痛中的晓波“死也要死在西方”。
才20多天，他就走了。此前我在给默克尔总理的密友Wolf-Biermann夫妇的信中写道：“他快不行了。但他的临终愿望，还是来德国！我知道他的想法，是用最后的生命护送他的妻子及妻弟来自由的德国……我家附近有柏林最美的墓地，中心有个水鸟飞翔的湖泊，他可以埋在这儿，我们也好经常去看他……”
但独裁者扣住不放，他们甚至害怕这个著名思想犯的骨灰。他的信中骇然浮现“一个殉难者的出现就会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也许我正在被彻底改变……
我明白，他，还有余志坚，还有此书记载的众多遇难者，都在天上俯视着。我泣不成声地修订此书，愿上帝保佑能在天安门大屠杀三十周年时出版英文、法文和日文。
为此我感谢完整版的英译者David Cowhig（髙大伟）和Jessie Cowhig（髙秀华），您们付出的无私努力，将被历史铭记；感谢蒋慧娜小姐，您首次试译数篇，文笔精湛；感谢江晨欣小姐，您也曾译出《这世界是一座窄窄的桥》，发表之后广受好评；感谢曹雅学女士，每当此书遭遇挫折，您的帮助总会带来转机，带来源源不绝的动力；感谢《吆尸人》《上帝是红色的》《证词》英译者黄文，没有您，我的书和人都到不了西方；感谢康正果、廖天琪、苏晓康、吴宏达、胡平、一平、陈迈平、余杰、余世存、王怡、蔡楚、北明、郑义、马少方、黄河清等朋友，没有您们，我的书和人也到不了西方；感谢“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起人丁子霖和蒋培坤，晓波生前最敬重的两位，此书不可缺少的附录源于您们；基于此，也感谢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发言人孙立勇；感谢在全球率先推出此书初版的德国渔夫出版社和莫尼卡、彼得. 西冷、汉斯. 巴门斯，感谢德译者彼得. 霍夫曼夫妇，您们是我的翅膀，我始终如一的支撑；感谢作家同行赫塔-穆勒、菲利普、萨尔曼-鲁西迪、张彦和侯芷明给予的精神温暖；感谢台湾允晨文化总编辑廖志峰，我兄弟般的母语出版者；最后要特别感谢我的纽约经纪人彼得. 伯恩斯坦和艾米，我这一点点成就也属于您们——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虽然语言不通。
八月4，2017 at 柏林夏洛特城区
廖亦武于July 12，2024周五修改
【民主中国】2024.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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