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真理观和人类苦难之间——狱中读书笔记之一(1)

读《法兰克福学派史》(原名:《辩证的想象》)
马丁·杰著1996、11、9—15

八十年代就读过一些法兰克福学派的书,我写的《形而上学的迷雾》一书也论述过法兰克福学派。当时,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给我的反传统以理论的激励,本雅明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是我非常喜欢的文字之一。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以及哈贝马斯的一些文章,也是我批判传统和现实的重要的理论参照。此刻在狱中再次读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仍然有些激动。

法兰克福学派具有宗教式的悲悯情怀,关切人类的个体性和主体性的确立,关切具体的活生生的苦难,在极权主义、工具主义和消费主义相互支持以扼杀自由的现代社会,为了保卫个体的自由和确立一种健全的批判意识,法兰克福学派禀持着一种激进的毫不妥协的批判立场。这种立场,有人称之为“左派”。我认为,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继承的思想资源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但仅仅是其批判精神,而不是共产主义和历史决定论。实际上,法兰克福的批判立场更根本的动力来自现实的苦难,不仅源于纳粹所制造的人类浩劫,而且源于对产生纳粹体制的整个现代社会的失望。

这是一种智慧和良知的双重忧郁,一种知识或精神贵族式的悲观主义。虽然其中不乏对未来的审美乌托邦的勾勒,但是理想主义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不具有马克思式的实践上的现实价值,而仅仅具有批判现实的参照价值;不是要建立马克思式的人间天堂(其结果恰恰是人间地狱),而仅仅是为了让人类在近于绝望之中保持信心,正如本雅明所说:“正因为绝望,希望才给予我们。”这种理想主义与我8年前在《形而上学的迷雾》一书中对理想的阐发具有相通之处:“能实现的仅仅是生活目标而不是理想,永远企盼而永远无法实现的才是理想。”换言之,理想中的完美之物,不是自我标榜的光环和能够实现的世俗目标,而是一种纯精神的尺度,类似神或天堂,是人类得以保持住自我激励、自我压力、自我批判、自我反省的绝对价值和参照系。换言之,上帝的无限是为了凸现人的有限,天堂的完美是为了反衬人世的不完美,理想的光明是为了朗照现实的黑暗。

但是,理论的彻底并不能证明人格的彻底,法兰克福学派的诸人物恰恰生活在他们所全力批判的现代社会的恩赐之中,理论态度上的绝决,却被生活中的传统的、现代的方式所动摇。也许在现代社会中,唯有格瓦拉的清教徒激情才是独放异彩的真正叛逆。现实中的格瓦拉只能是失败者,因为他为之献身的理想必须以灭绝人性为代价,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专制主义、禁欲主义,完全是逆世界的主流文明潮流(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而动。但是,如果抛开他所信奉的社会的道德的理想,把他仅仅作为言行一致的个体,他的殉难精神在这个仍然充满不公正和苦难的世界上,将长久地活在所有叛逆者的理想中。他不仅在态度上与现代社会绝决,而且用行动来践行自己所信奉的叛逆性。在格瓦拉的圣徒人格面前,任何尘世的灵魂都有某些丑陋之处。

在哲学上,法兰克福学派批判西方的传统本体论——形而上学传统,他们认为此传统是现代总体性、一体化的单面人社会和历史决定论的最深的思想根源。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就像尼采一样拒绝任何完整的哲学体系,使其哲学批判在一种开放的、对话的方式中展开。他们最不能忍受的是,凡是形而上学的哲学家,大都只关心抽象的本体和真理,而对人类的苦难熟视无睹。这些大哲人大智者,可以终身沉浸于对终极真理的冥想,却不会去理睬一个正在受苦的孩子。伟大的神化文学家陀思朵也夫斯基曾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决绝地对真理说:如果用一个真理去换一个孩子的痛苦,那么我就会断然地拒绝这真理。我宁可去为解救一个濒临毁灭的孩子而献身,也不会为抽象真理而牺牲。如果说,在古代,关心人类苦难的主要是宗教的救赎情怀,那么,现当代的一切理论都应该具有这种宗教的救赎情怀。因为二十世纪是一个大邪恶造成大苦难的世纪,不仅是法西斯主义所发动的战争对人类肉体的灭绝,更是和平时期极权主义对人类精神的扼杀。无视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反人性嗜好及其制度的盛行,是二十世纪最醒目的标志。好的理论是有现实关怀的理论,它不是去寻找并叙述、论证那些不可改变的绝对真理,而是直面人类的苦难、罪恶,为了消除或减轻这苦难这罪恶而催化和指导社会变革。伟大的真理需要怀疑的批判,而不是使之偶像化。正如阿多诺尔所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

法兰克福学派反对高高在上的只关心真理而不关心苦难的形而上学,也就是反对传统的思维方式所追求的那种抽象的、一体化的决定论。同时,它把自己的立足点放在具体的存在——个人——身上。世界上从来没有所谓普遍的抽象的精神和存在,而只有具体的根植于一定历史之中的多元的具体存在。这显然是受到了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的影响,但是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与波普尔的政治哲学息息相通。同时,这种批判的现代马克思主义也与存在主义哲学对具体的人的生存困境的关切有相通之处。如果不关心一个处在自杀边缘的人,或对奥斯维辛的苦难无动于衷,或对极权国家肆意践踏人权的暴行保持沉默,再大的学问也不配谈哲学。哲学应该是血肉丰满的,哲学家应该是具有良知和悲悯情怀的。抽象的承诺也许在人的生命中投下一丝安慰,但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却是谎言。形而上学是一种高智商的谎言,它只在智力游戏的层次上才真实。它确实是有闲贵族的精神奢侈品,但它决不适于大灾难的二十世纪。在这点上,法兰克福学派拒绝一切先验的乌托邦承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

1996年11月15日记

【北京之春】2000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