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党独裁所娇纵的权力狂妄

虽然与中共的其它领袖相比,邓具有过人的政治谋略、大胆的政治气魄和审时度势的务实作风,在毛泽东死后,他能够迅速地利用民心向背,迅速地清除了毛的势力范围,掌握了最高权力;接着又迅速结束了主宰着全社会的阶级斗争哲学,把国家引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向;他大量裁军,把人力物力尽量用于经济建设;他在早期就权力过于集中、缺少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党政机构过于庞大的制度弊端,提出过进行与经济改革相配套的政治改革的初步构想;在对外关系上,他放弃了争当第三世界领袖的野心,提出务实的和平外交方针,用交往代替对抗,与西方国家全面修好,并且在处理香港问题上显示了制度创新的能力,也于1992年促成了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第一次公开对话。

(一)把所有政绩归于自己的邓小平

然而,他的智慧、魄力、创造力和务实作风,皆被一种中世纪式的无知狂妄所束缚。老资格革命家的坎坷经历和毛泽东式的人格无知,使他具有大多数中共党魁那种根深蒂固的狂妄人格,以为自己的决策永远正确。他真诚地相信:只有中共能够拯救中国和建设中国,只有他能够领导中共且掌握改革的正确方向、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改革策略、设计出未来的蓝图;只有他恩赐给人民的生活才是最符合人民利益的、也是人民最想要的生活。任何改革决策只能出自他的口中,即便是采纳了别人的改革建议,其发明权也要归他所有。而任何有违于他意志的政见皆被视为僭越,皆要在政治上乃至人身上付出惨重的代价。在邓小平还能够理政的时期,所有重大的改革决策的“知识产权”都归于他的名下,其霸道和蛮横一点也不次于毛泽东——出口就是“五十年不变”,闭口就是“一百年不动摇”。在他死后,所有的极端赞誉都随着他撒向大海的骨灰而响彻天地,他是划时代的“总设计师”、他作为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的“邓小平理论”的创造者,进入共产圣人的殿堂,“邓小平理论”成为指引大陆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伟大旗帜”。他自己说要废除终身制就是制度创新的改革,而胡耀邦劝他以退休来兑现承诺,就是有政治野心,《深圳青年报》也因为发表赞成邓小平退休的文章而被整肃。在极权体制下,独裁者的喜怒哀乐决定着一切,说不定哪句话就让独裁者听着不顺耳,随之发生的轻则是说话者个人的灾难,重则是株连一大片乃至造成一场社会性灾难。

所以,当决策的实施成功时,主要的功绩归于他;而当决策失误时,他就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这也是没有政治责任追究制的极权制度的惯例:最高权力者在生前永远不会有错,永远要找别人来替独裁者顶雷,成功时他就是唯一对政绩负责的决策者,而失误一定是别人的,责任也要由别人承担。比如八十年代的硬闯物价关,造成了物价飞涨和民众抢购的社会紧张,也为八九运动的发生埋下了导火线。执行者赵紫阳因此受到党内保守派的攻击和社会舆论的指责,而决策者邓小平却毫毛无损,依然是改革的总设计师。

(二)玩弄翻云覆雨的狂妄

邓小平既是实用主义者,也是机会主义者,翻云覆雨使他的拿手好戏,而他之所以如此机会主义玩弄权术,就在于他具有那种自己永远“伟光正”的狂妄:“无论怎么做,我都是对的”.

所以,当他需要民意支持来夺取权力和巩固权力之时,他就赞扬70年代末发自民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而一旦他掌握了权力,便翻脸不认人,嘴巴一撇,针对民主墙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言论自由”和“人权保障”的政治改革而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且毫不犹豫地对民间的持不同政见者进行专政。因为,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保证中共政权的绝对权力,进而保证他那为所欲为的无知和狂妄不受挑战。

所以,当他为了巩固其权力、推行其决策时,他就重用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党内的开明派人物;而一旦他们的行为有违于他的意志、进而使他产生权力危机的恐惧感和虚荣心受挫的耻辱感之时,他就会联合其它的党内保守派将这些为他冲锋陷阵的人逐出权力核心,直至收回由他赐予的一切权力,并把这些冒犯了他的人置于失去人身自由的监禁境地。

所以,当他为了击败政治对手和确立自己权力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时,他就发动“思想解放运动”,让知识分子为他的“猫论”进行理论的论证,并升华到“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高度;而当他意识到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的口号下越来越背离他的意志和观念、进而对他的权威构成挑战时,他就发动“清污”和“反自由化”运动,用党纪处分、行政惩罚乃至监狱等手段,封住那些曾经为他的意识形态合法性作出过不可替代的理论贡献的知识分子的嘴巴,进而用专政的利刃割掉社会良知的舌头。

所以,当他需要民意的支持重返权力宝座时,他就为“四五运动”平反,并把这一运动称为“反四人帮反文革反暴政”的伟大的正义之举;而当他害怕民心所向的改革要求颠覆其权力宝座时,他就下令开枪,残酷地镇压“八九运动”,屠杀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的学生与平民,流放、处死和监禁所谓的“暴徒、黑手和反革命组织的头目”,并将这一运动定性为“反革命的动乱和暴乱”。甚至灭绝人性到不给死者以任何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赔偿,不准六四死难者亲属公开悼念无辜受死的亲人。在邓小平的权威笼罩下,偌大的中国居然没有一块死者的墓地,居然不准一滴悼念的泪水公开洒落、一束献祭的鲜花合法地在亡灵前开放。最近出版的《六四文件》,有为邓开脱一部分罪名之嫌,把邓小平描述成被李鹏欺骗的老人,而实际上这种说法根本无法令人信服。因为,他当时所倚重的前台人物是赵紫阳,他为什么只听李鹏的汇报而不听赵紫阳的说明?为什么只相信李鹏而不相信赵紫阳?还是李鹏对八九运动的否定性抹黑,很对他的一贯胃口。更重要的是,李鹏对他的表面恭顺让他感到安全,不会对他的权威和狂妄构成任何挑战,而赵紫阳对“4?26社论”的置疑和不同于这个社论的“亚银讲话”,无疑是对他的严重冒犯。

所以,1989年春天,赵紫阳在与来访的戈尔巴乔夫会见时说:一切重大决策都要由小平同志最后拍板。不过是对确凿事实的公开客观陈述而已。正是这种事实陈述向全世界揭开了邓小平玩弄的废除终身制的假面,戳穿了一直隐藏在黑箱里的政治权谋,损害了他在国际上的开明形象和一手遮天的权力虚荣,才使他最后下决心彻底废掉由他提携的接班人赵紫阳。

(三)蔑视民意的狂妄

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而在事实上,他象所有的独裁者一样,自奉为人民的慈父和改革的总设计师,而人民不过是受他操控和恩赐的群氓。

所以,他以猪的智力理解人性,用喂养猪的手法对待人的欲望。他只许诺给民众以小康的温饱,却认为中国人愚昧得还没有资格享受自由和民主;他只预言按照他的既定方针发展下去,2050年的中国在经济上能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却无视在不可阻挡的世界性自由化民主化潮流面前中国的另一种未来,人性的另一种不同于猪的生存方式。难道中国人永远只配象猪一样靠统治者喂养的方式生存,只配被关在极为狭小的猪圈式的空间内,过那种吃饱了睡、睡醒了吃的动物生活,而不配争取到以自由来安身立命的人的生存吗?

换言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和物质生活的改善,使人们在对比邓的低调实用主义与毛的高调理想主义之时,显然是褒前者而贬后者。但是,邓的实用主义的政治智能所具有鲜明的猪哲学特征,从长远的未来发展的角度看,他所描绘的中等发达的“小康生活”,并不符合现代社会关于“发展和进步”的整体观念,也不符合具有理性和尊严的人性的多样化欲求。这种猪哲学对中国人灵魂以及社会伦理基础的毁灭性破坏,其程度并不比毛的乌托邦的破坏性小多少。特别是对于坚持一党独裁的体制来说,与其说邓理论是对毛思想的修正或颠覆,毋宁说邓所倡导的猪哲学正是对毛的斗争哲学失效后的最好填补,正如中国古代的皇权一直依靠儒道互补一样。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对于创造一个健康的制度和培育健全的任性来说,都是只能加深疾病的毒药,而且是致灵魂于瘫痪的剧毒。

1984年中共执政35年大庆时,邓小平检阅三军和接受亿万民众欢呼时的感觉,从他个人成就的角度讲,是他漫长而坎坷的政治生涯的颠峰体验——既是他在向全中国和全世界显示他在党内具有绝对权威的时刻,也是他洗雪了曾被毛泽东玩弄于股掌之耻辱的时刻;既是他真诚相信自己就是救世主的时刻,也是他底气十足地自以为绝对正确的时刻。也是在这一年,邓小平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达成了用“一国两制”的方式收回香港的协议;还是这一年的年底,邓小平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年度封面人物,中共的领袖终于得到了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舆论认可,又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了独裁者的狂妄。

(四)被独裁制度保护和纵容的狂妄

所有的独裁者之所以敢于狂妄、能够狂妄、并把一己的狂妄强加于亿万民众,就在于独裁制度的本质恰恰是娇纵这种顽童般的无知和狂妄的最佳保姆。独裁者不愿放弃这种制度,既是因为既得利益,更是因为放弃这制度就等于放弃了狂妄的资本。与这种制度化的无知狂妄所造成的灾难相比,意识形态的陈旧和僵化的危害真的不算什么。回忆一下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金日成时代的北朝鲜、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共产制度造就的无知和狂妄让人类所付出的代价,仅仅是生命一项就高达一亿多人。如果再加上希特勒时代的德国,极权制度的狂妄所造成的世界性灾难,成为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最惨烈也最耻辱的人类大劫难。

只有极权制度娇纵的无知和狂妄,才会使独裁者真诚相信自己的绝对正确一贯正确,才会以个人的权力意志为唯一标准,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地翻云覆雨。这是一种愚昧的人格,也是一种野蛮的思维方式,狂妄人格在思维上的表现就是全知型的决定论和唯一论,在行动中的表现就是独断专行和为所欲为。如果说人在上帝面前的最大原罪是目无神圣的狂妄的话,那么人在世俗之中的最大人性缺陷就是自以为救世主的狂妄。如果说神性思维的最大恶习是通过对信仰的垄断来维护政教合一的现实秩序,那么人性思维的癌症就是用无所不知的全能意志寻找并且自以为找到了人间天堂。

决不能小看这种独裁者的无知和狂妄,历史上的一切极权制度的强人和伟人,都有这种目空一切的救世主式狂妄,自以为能够拯救国家和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在人间建立天堂,其结果却无一不是把人民与国家置于水深火热的人间地狱。这种人格和思维,头上没有上帝,眼中没有民众,四周没有法律,心中没有对高贵生命的敬畏和谦卑。它不仅存在于共产主义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格中,存在于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卡斯特罗、金日成等第一代极权者的人格中,而且存在于N代极权者的人格中。回忆一下李鹏在八九运动时期与学生代表对话时的傲慢,江泽民教训香港记者时的目无一切,朱镕基在讲话时动不动就“我给你……”的句式,无不浸透了这个制度所娇纵的权力者的狂妄。就连一个县级法院院长也具有这种无知的权力狂妄,出口就是“你以为我是谁?我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只要独裁制度存在一天,执政者的无知和狂妄就将作恶一天。因为自由的死地是“强制”和“独断”,而这二者皆来自自以为全知全能的无知和狂妄。

狂妄必遭天责,纵容狂妄的民族也必须承担这种天责的灾难性后果。而非常不幸,中国正是这样一个屡遭天责的民族。

结束语:密不透风的监狱和四处漏风的监狱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大陆中国是一间密不透风的监狱,那么邓小平时代,虽然一党独裁的监狱性质没有实质性改变,但是这座监狱,不但有了执政党划定的放风空间,而且出现社会整体性的灰色区域,这是一种防不胜防的四处漏风的超控制空间,执政党意识形态的瓦解和各级官僚的自我利益的激励效应,远远大于执政党操控体制的真正效力。执政党的任何决策在向下贯彻的过程中,呈现出层层效力递减的局面,越到基层越失效。这种统治效力的递减现象几乎遍布所有领域,即便是意识形态操控也不例外。比如,中共宣传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禁止发行的许多书籍,都可以在遍及全国各地的个体书摊甚至国营书店中买到;被列入不准在大陆媒体公开发表作品的黑名单的知识分子,仍然公开地在报刊上开专栏、发表谈话。

大众不相信中共政权,瓦解了执政党的民意合法性基础;中共的各级官员也不相信自己的执政党,权贵家族和代理人的普遍腐败从体制内腐蚀了政权本身的统治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种中共装模做样进行统治,而各级官员装模做样执行和老百姓装模做样服从的状态。邓小平开启了权力与资本共谋的时代,它的政治后果只能是:不论中共当局想不想主动进行政治改革,中共体制已经处在不可遏制地溃败之中,而且溃败的速度越来越快,随时都有可能因偶发事件而出现多米诺式的崩溃。换言之,现在的中共政权所面临的,已经不是“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了,而是先变灰后变白的旗帜能打多久的问题。

2001年1月11日于北京家中
2004年7月15日修定于北京家中

【观察】2004.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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