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
（之二）中国的断裂与分裂的美国形象
一、美国形象的变化
在八十年代，尽管在大众化的“霍元甲热”、“女排热”和“气功热”、精英化的“寻根热”、官方化的“振兴中华热”……已经标志着民族主义思潮崛起，但毕竟有强劲的对外开放以及西化的浪潮相平衡，并没有引发排外和反美的情绪。倒退12年，美国在国人眼中的形象主要是正面的，并在八九运动前后达到高潮。六四大屠杀刚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纷纷宣布对中共政权的制裁，那时的大陆百姓，特别是大学生、知识分子和亲历过大屠杀的市民，显然把这种“干涉内政”或“多管闲事”视为主持正义，甚至希望制裁得越重越好，让刽子手在国际上陷于完全孤立的困境。
然而，12年后的9.11恐怖大屠杀，大陆民间的主流倾向则相反，幸灾乐祸的声音遍布网络。那些高声叫好的民众，“后八九一代”的青年人居多。他们认为美国遭此劫难“活该”的理由之一，就是美国太傲慢，“喜欢多管闲事”、“动不动就教训和制裁别人”。仅仅12年，中共就一步步地把民众由亲美操控到仇美，大陆民间的民族主义也由“振兴中华”走向“反霸反美”。
六四后，中共反制美国制裁的拿手绝活，就是强权恐怖、舆论灌输和利益收买的三管齐下。当暴力镇压和人人过关的恐怖恢复了基本秩序之后，小康承诺的收买紧紧跟上，邓小平南巡所鼓动的发财之梦，一下子扭转了人们的主要注意力。与恐怖和收买同时奏效的，是意识形态灌输的巨大作用。美国十几年来坚持人权外交，大陆的人权状况又持续恶化，使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对立极为尖锐，中共政权必然把美国视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政治上的敌人。中共抓紧反对和平演变的宣传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其重中之重就是针对六四后入校的大学生，重新启动弃置多年的新生入学军训。对内反对自由化和对外防止和平演变，把爱国主义教育列为“五热爱”之首，把台独、藏独等分裂主义和美国的支持紧紧捆在一起，成为六四后中共政权的主导意识形态，而中共确定的自由化与和平演变的主要外部根源只有一个——美国，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对美国进行妖魔化。
到1993年，中共的洗脑便显示出强劲的效果，北京申奥失败成为狂热民族主义滥觞的转折点。这时，已经不用官方声嘶力竭地提倡了，六四大屠杀的血腥记忆被申奥失败的耻辱所代替，美国制裁中共的仗义之举被单级强权的四处伸手所取代，西方国家基于六四记忆而联手支持悉尼战胜北京，被置换成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中共的强制性灌输演变成自发性的民间情绪和知识界的主流，整个大陆加速了向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方向的狂奔：强化中共政权的权威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息息相关，增强国力军力和反美反霸互为表里，学术的本土化、大众文化的伪民俗化和抗拒西方文化霸权一脉相承；1997年的香港回归和2001年的申奥、入世、足球冲进世界杯的成功，作为民族复兴的伟大象征，得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一致狂欢；而“银河号事件”、特别是1999年5月8日北京驻南使馆被炸和2001年4月中美撞机事件，则作为新国耻铭刻在被洗得接近历史空白的民族记忆中，显得格外醒目刺眼，再一次激起了强烈的雪耻复仇情结，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
中国古代的帝王有生前修建坟墓的传统，民国以后被废弃了。但是，中共执政后所造就的整个民族的受辱情结和仇恨意识，是比有形的肉体坟墓更为巨大的灵魂坟墓，所埋葬的不仅是愚民，更是统治者本身。
2003年3月11日于北京家中
【独立中文笔会】2007.02.01
另一版本：刘晓波：憎慕交织的美国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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