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形而上学来源于人对自身有限的恐惧

“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读哲学史常常使我困惑，困惑于那些天赋超人的哲学家何以要没完没了地探讨形而上学问题，何以非要为宇宙和人生寻找出统一的、永恒的、不生不灭的本源。如果仅仅从理论的角度看，毕达哥拉斯的“数”，赫拉克利特的“火”，德漠克利特的“原子”，巴门尼德、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柏拉图、黑格尔的“理念”，老庄的“道”，朱熹的“理”，圣·奥古斯丁的“上帝”，莱布尼茨时“单子”，斯宾诺莎的“神即自然”，……这一切玄妙的本体概念都非常容易理解，它们作为某一哲学家的核心范畴都是其庞大体系在逻辑上的起点和终点，整个体系以及与其相对应的整个宇宙始于斯而终于斯，其展开过程既是逻辑的自身发展过程，也是宇宙的运动过程。

然而，当我们追问这些形而上学的本体范畴的底层究竟蕴含着什么时，便常常陷于迷茫之中。换言之，我们必须追问：人类的天才们不惜花费巨大的精力来从事哲学研究的深层动机是什么？那一座座高耸云霄的形而上学大厦赖以建立的根基是什么？

如果按照人们通常的理解，哲学就是人对宇宙、特别是对人自身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理性把握和自觉意识。然而，这只是表层的、浮浅的理解，其深层则是给予这种理性把握和自觉意识以终极价值和永久动力的生命之源——人的最本能的感性冲动。形而上学以其表面的、玄虚的、理智的、冷静的迷雾掩盖了哲学得以产生和成立的生命骚动。在这骚动中，有恐俱、痛苦、抗争，有自慰、逃脱，有人企图超越自身的奢望（仅仅是奢望），更有人所固有的向外扩张的统治欲、征服欲、占有欲。这些人类的深层心理才是哲学研究的真正本源。

必须把人的认识和给予这种认识以生命活力的源泉分清。前者是后者的变化和异化，也就是把源于生命本能的、不可言喻的原始冲动转化为抽象的、可以用语言传达的理论形态。由于人的意识的浮浅和语言的惰性，这种转化往往是不高明的、歪曲的，久而久之便掩盖了人的生命本身，成为外在于人的生命的主宰力量。这正是人的无法逃避的悲剧用自身的创造物来阉割和束缚自身。在这悲剧的最深层则是人无法现实地超越自身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

人的存在不决定于任何外在于人本身的本体，一切都是人的自我决定，人之外无本体。而形而上学恰恰模糊了、遮掩了这一点。对于人来说，不是“理念”、“道”、“神”主宰着人，而是人从自我的本体情欲需要出发对客观世界的自由选择决定着人与之发生关系的一切。宇宙之于人，其意义不在于它本来是什么，而在于它在人的需求中、解释中、使用中、选择中、把握中是什么。

因此，对于人来说，整体也好，个体也好，当人的自我消灭后宇宙便随之消失。我不存在了，他人还在，宇宙还在，但这宇宙只对他人呈现意义，是他人的宇宙。无论对于他人来说宇宙的生命还能够持续多久，但对于特定的我来说，自我不在，自我之宇宙亦不在。只有有“此在”，才能有“彼在”，“此在”毁灭，“彼在”也随之消失。也就是说，每一个特定的客体都是相对于特定的主体而言，主体不在，客体焉存永远不会有纯客观的真理，真理只存在于主体与客体的特定关系的，一切真理都是具体的、特定的。因为主客体关系的性质完全取决于主体的需求、意向与目的。

个体是什么？自我是什么？是一团肉、一滩血、一副骨架、一堆乱七八糟的神经，是由此而产生的自我保存，自我发展的本能欲望。想吃山珍海味、想住富贵华丽的房子、想与漂亮的异性同床、想受到他人的尊重、想占有、想创造、想享受。然而，这世界似乎太贫乏了，总也满足不了人的欲望。换言之，世界之贫乏不在于世界本身，而在于人的欲求太高太丰富。而欲求之丰富在根本上取决于人生的有限和短暂。假如一个人真能永恒，那他就不会去争、去抢、有拼搏、去玩阴谋诡计，他能坐享一切，而这个人的宗教形式就是上帝，上帝只在人心中，而不在现实中。柏拉图的“理念”、庄子的“道”之所以是统一的、无所不在的、不生不灭的、永恒不变的，这决不是因为宇宙本来如此，而是因为人的欲望如此。

形而上学的虚伪就在于它告诉人们“理念”、“道”是真实存在的，形而上学的深刻就在于它以一种极为虚玄、神秘、抽象的方式表达了人对自身的悲剧命运的深切关注和探讨。形而上学的本源就在人的生命之中，是人的本体情欲的理论表达，尽管是歪曲的表达。

形而上学首先来源于人类对自身的分裂、有限、短暂的恐惧，正是这种恐惧是形而上学的活的源泉。假如亚当和夏娃没有偷吃智慧树上的禁果，人类不会有自我意识的觉醒，没有自我意识的觉醒，宇宙和人生就是混浊一团，没有界限，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感性与理性、男人与女人、善与恶、是与非·····一切分裂和对立都不存在，没有对立就没有冲突，没有冲突就不会有恐惧以及由此而来的痛苦而没有恐惧和痛苦也就没有形而上学。

然而，人类的悲剧性命运注定了他要醒来，醒来后混沌的宇宙便开始消失。亚当和夏娃最先意识到的是自身，是男女之别以及赤身裸体的耻辱。这种意识的更深层次便是感性与理性、情欲和道德、本能与文明、灵与肉的分裂和冲突。人自身的分裂带来了人的视野中的宇宙的分裂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自我与他人、是与非、善与恶……分裂必然走向对立和冲突，冲突必然生发出悲剧。对悲剧的恐惧和逃避正是统一的形而上学之理念、之道的最终根源。

也就是说，当人意识到现实中的人的分裂的悲剧的永恒性时，便只能在幻想中、思辩中创造出一个可以弥合这种分裂性的统一体，在想象中、思维中把握了这个统一体，似乎就在现实中克服了分裂。然而，这是无望的。当这种分裂在弗洛伊德的深层心理学中被揭示为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时，自身分裂便在理论上成了人的宿命。

因此，人的永恒分裂便决定了人要永远地寻找想象中的统一体。无论人类作为整体将延续多久，但对于每个个体来说，死亡是条永恒的界限，对死亡的恐惧就是对人生的有限和短暂的恐惧，它的哲学形式就是对时间和空间的恐惧。为什么时间与空间这两个极为抽象的概念伴随着哲学发展的始终？时空为什么是所有哲学家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因为时间和空间是人的思维形式（康德）和生存形式（恩格斯），也不仅仅是因为四维空间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因为时空是人的生命的永恒的价值尺度，是与人的深层欲望血肉相关的人生意义的参照系。

每个人在时空的坐标系上所占的位置就是他的生命值。谁占有的空间大、享用的时间长，谁的生命就丰富、就深邃（这与肉体的生死无关），就有超越常人的价值。

大凡历史上的天才人物，其生命都有某种趋向于无限和永恒的志向。时间意味着永恒、变化，空间意味着无限，老庄哲学中的“道”，柏拉图哲学中的“理念”，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实体”，都是永恒与无限的结晶体。中国哲学中的“无”既是空间的无限，也是时间的永恒。哲学能够如此，想象能够如此，但是对于现实中存在的特定个体来说，他实际占有的空间极为有限，一个人的脚印不可能遍布地球的每个角落，即便地球上到处都有他的足迹，也仅仅是宇宙中的一隅，无法穷尽的太空足以使人产生恐俱，就象康德年轻时代仰望星空时所感到的人之渺小。“上有日月星辰”的恐惧似乎是全部康德哲学的基础。

同样，一个人所占有的时间也极为短暂，“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赫拉克利特和孔子对时间和运动的哲理性反思，决不是理论上的，而是源于对生命之短暂的恐惧。时间永远平静地运动，但它在人类心理上所造成的波澜足以淹没一切。人最恐俱的莫过于时间与空间，它们的无限性和永恒性每时每刻都在提醒人类在宇宙之中，任何有形的、具体的存在都是渺小的、瞬间的，动物如此，人亦如此。而这种对自身的有限与短暂的恐惧正是使时间与空间构成哲学的重要主题的深层原因。也许，世界上没有比恐惧更复杂更深刻的人生体验了。恐俱可以导向崇高，也可以导向卑下，可以生发出拼搏的意志，也可以走向沉沦。尽管痛苦，尽管扎挣，但是人类无法现实地摆脱恐惧。

在恐俱中，人的心理开始倾斜，绷得紧紧的弦随时可能断裂。因此，一种必要的心理补偿从人自身中生长出来，想象的超时空性可以成为人的心理平衡、心理自慰的最佳机制。于是就有了“理念”、“道”、“上帝”、“天堂”、“乌托邦”，有了能够超越现实人生的种种形而上学的体系。形而上学所带有的浓重的理想色彩，它使人获得了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和自慰。既然现实总是有限的、短暂的、分裂的、痛苦的，那么，让我们在精神上认识、感悟、把握无限的、永恒的、统一的、幸福的“理念”和“道”吧，领悟到了这个主宰万物的实体，人就超越了自身，步入了无限和永恒，与整个宇宙融为一体之时，人是幸福的、平静的、飘然的。正象在基督教中，当一个人躺在坟墓中时，他走完了人世界的苦难历程，安祥地闭上双眼，等待着天堂的呼唤。也就是说，在这种心理自慰之中，潜含着人类最有深度的精神现象形而上学以极抽象的形式表达了人类的自我超越的欲望仅仅是欲望，人类，作为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动物，不仅仅要求现实的满足，更要求来世的满足。

所谓的事业心和功名心并不仅仅是一种现实的欲望，其中还深藏着一种留芳百世的超越欲望。怎样使自己的生命不朽，便成为每个人潜在的生活动机。伦理学上的纵欲与禁欲之争，便是人类的现实动机和超越动机之争。纵欲要求在现世得到最大的快乐和满足，死而无憾，禁欲则要求在来世得到永恒的幸福，仍然死而无憾。而在实际的生活中，每个人都经常处在这两种动乱的选择中，矛盾中。只有极少数的天才才能在闭上眼睛时在心理上获得了双重的满足—既充分享受了有限的生命，又名垂千古，充分享受死后的幸福。

然而，即便是这样的伟人，其双重满足也仅仅是心理上的，无论多么有名，人死之后一切便烟消云散。后人之所以记住了你的名字，决不是因为你自身的不朽，而是后人的自我需要。在今人的眼中，柏拉图的理想国仅仅是一个符号，符号中所包含的内在意义已经与柏拉图本身赋予的意义完全不同了。谁能不朽谁能永恒谁能超越自己没人能。能够不朽与永恒的只是人类世代相传的超越欲望。尼采的“超人”永远不会双脚踏在坚实的土地上。假如有了这“超人”，那么当他俯身于人类时，就象一个顽童在大树的顶端观看在树根旁互相厮杀的蚂蚁一样。谁能超越自身，谁就能超越一切。然而，没人能。

另一方面，形而上学以理想的形式来作为人类的现实命运的参照系，使人能在理想的烛光的照耀下，更深切地体验现实人生的悲剧命运。也就是说，自我超越的欲望产生了理想，理想便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成了人类苦难的自我参照系。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理想，理想之于时代的推动作用主要不在于理想本身的价值，而在于理想让人类更深切的关心苦难，激发人类对现实的不满。正象形而上学的本质不是理性思辨的，而是情欲需要的一样，理想的本质不是生命的充实，而是馈乏；不是前途的光明，而是未来的不可知；不是自我超越的现实完成，而是自我超越的不可能。

正因为现实的不可能，才有幻想中的种种可能。人类无法超越自身的永恒悲剧才是理想的实质。如果没有古希腊人对不可知的命运的恐俱，就不会有柏拉图的“理想国”，而没有“理想国”，柏拉图就不会那么深切地痛感到人的感性与理性的内在分裂。

一句话，理想的存在的核心价值，不在理想本身，而在理想对现实悲剧的参照价值。而一旦人类仅仅陶醉于理想之中，把理想本身作为绝对的人生价值，他便走向了不敢正视现实苦难的逃避道路，理想便异化了人性，使人生活在一种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中。也就是说，一旦理想不是使人更深切地体验现实的苦难，而是使人忘记了现实的苦难，理想便失去了价值，异化为一种外在于人类命运的避难所。进而言之，如果人们只专注于形而上学本身而忘记了给予形而上学以生命价值的感性动力之源，形而上学便异化为飘浮在半空中的、不结果实的长生之树。同时，为了无限和永恒，为了超越自身，人必然要向外扩张，去征服、占有、统治，把自身的意志强加于其他人，在这种占有中体验到自我生命的无限扩张。

形而上学是思想界的专制君主，其深层实质之一正是这种指向无限和永恒的占有欲、征服欲、统治欲。几乎所有的形而上学者都把自己的理论宣布为包罗万象的、与人类历史共始终的永恒真理，要人们相信他的那个“理念”、那个“道”确实是不生不灭的宇宙主宰，相信他有关人性的定义的绝对正确性，而谁相信了这一切，谁就被彻底地占有了。

柏拉图曾梦想过的哲学家当国王或王国成为哲学家的理想国，难道不是这种征服欲、统治欲的最早公开化吗？如果说，对人的全面占有是肉体和灵魂的同时征服，那么，政治家往往通过对肉体的占有来达到对灵魂的占有，而思想家则通过对灵魂的占有来达到对肉体的占有。然而，前者的占有往往是片面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人的自我意识决定了在刺刀逼着你的肉体下跪之时，你的心灵未必就真的下跪，这是意志的、思想的自由性所在。后者的占有则是全面的，心灵一旦被征服，肉体也就同时被占有，全部的关键在于使人相信。所以，哲学一旦征服了人，要远比权力的征服更彻底，更长久、更牢固，甚至心灵的征服从可以超越几代政权的更替而无限地延续下来。

【当代电影】1988年
【爱哲学网】2015.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