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军先生目前居住在美国新泽西州。八九年被北京列入49人黑名单时是出租车司机，现为自由职业者）
与刘晓波私交甚笃的陈军，为好友获奖感到非常欣喜。他认为，这份奖项是对中国几代仁人志士为推进中国的民主自由，努力捍卫人类基本尊严和普世价值所付出艰辛代价的肯定，是集遇罗克、张志新、魏京生一直到八九民运及维权运动等以来的大成，“但刘晓波获奖实至名归，在过去20年，与其他曾各领风骚的的几代民运人士相比，刘晓波的坚持、成就与个人付出的代价都不逊色。”
刘晓波不为人知的一些往事
虽然刘晓波获得这份难得的殊荣，但围绕在刘晓波该不该得奖上的争议仍旧不断。一是批评1989年天安门学运时，刘晓波有作秀之嫌。当时学生已经准备撤离，但在“绝食四君子”：刘晓波与侯德建、高新、周舵四人站上舞台的情况下，天安门广场再度激起热情，该撤的学生没辙。
第二，刘晓波在1989年9月份接受中央电视台採访时，曾表示“六四事件”中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言论一出饱受外界抨击。第三，外界也对刘晓波的着作《末日倖存者的独白》多有批判，认为着作污衊天安门民主运动、有为官方间接背书的嫌疑。
陈军对《明镜》强调，外界在认识刘晓波的成就之际，也应该对刘晓波这个人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如此才能明白刘晓波过去二十年来的心路历程，包括他走过的歧路和内心的挣扎。在陈军看来，一位傑出的人物常常会有普通人的一些弱点，但普通人却永远可能不会有傑出人士的一些品质。在刘晓波的身上有些难能可贵的品质，这些品质，陈军是在自己同刘晓波多年交往的过程，才慢慢体察到的。
“虽然我之前在媒体上看过刘晓波的报导，但还没机会认识他。胡耀邦在1989年4月15日逝世，我是在六四之前的4月6日被官方正式驱逐出境，到美国后，与1988年底来到美国的刘晓波结识，发现两人都有哲学背景，都酷爱文学，加上他为人处事坦诚豁达特别合我的心意，因此我和他一见如故。”
陈军强调，刘晓波投身民运时，已在中国拿到文学博士，刘晓波的阅读相当广泛，不论是文学、哲学，或是美学都有所涉猎。他不只关心政治社会变革的议题，还关心形而上学、及宗教和道德这样的精神领域，这是刘晓波与许多其他民运人士不同的地方。
在美国的交往期间，陈军与刘晓波谈论过相当多的议题，但他们都不关心当朝人物的内幕政治，甚至也不怎么关心某个单独政治事件对中国的影响，而是广泛探讨各式各样、有关人生价值观的问题，其中很自然地谈到中国文化的弊端，包括对上几代知识份子的身份和角色的检讨。
“当时我和刘晓波想搞一个‘刘雁宾现像研讨会’。因为我们认为上一代知识份子对共产党还是抱持希望，想做‘第二种忠诚’，也就是认同共产党或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但认为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以今天的说法就是‘跪着造反’，希望‘皇上体察我们知识份子的用心’。”陈军说。“我们需要一个精神上的断奶。”
此外，陈军与刘晓波也想藉由研讨会检讨海内外自由知识分子对“中国民主团结联盟”消极抵制的现像。当时，许多菁英、自由派份子都宁可与“中国民联”保持距离，认为自己的作为才能真正对中国民主化有所贡献，而“中国民联”是边缘团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另外刘晓波还认为，中国的知识份子除了坐而论道，写文章呼籲社会变革外，很少身体力行地将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但研讨会最终引起相当大的反弹，包括刘雁宾本人。
不过，也因为这些讨论，让刘晓波决心返回中国，投身刚开始的学运。“当时我们圈子里也有其他人买了飞机票，但最后真正上飞机的就刘晓波一人，这点我要为他鼓掌，他从来就是敢作敢为，是个性情中人。”陈军说。
回国后，刘晓波仍和陈军保持密切互动，并身体力行积极推动自己的信念。在天安门广场观察了一段时间后，刘晓波对陈军感叹道：“虽然许多知识份子到广场上演讲、劝说学生，但总被学生排除在外，原因是学生认为知识份子只会作秀，不能与他们同甘共苦；有号召力的人，如方励之，不愿在线上，没有号召力的人又不能让学生信服，正由於缺乏一批有感染力的领导者，学运到后来几近失控。”刘晓波认为，他必须在学生中做一件事，去赢得学生的信任和某种意义上的说服力。
因此，刘晓波与侯德建、高新、周舵四人在天安门广场展开绝食运动，在学运已陷低谷时高调介入学运，并写了《我们的建议》宣言，呼籲学生别让仇恨毒化大家的智慧。“这个观点我们交换过一些意见，我当时在海外提的口号是：搞民运要优雅一些”。陈军说。
“后来天安门要被武力清场时，刘晓波等人临危不惧出面与军队谈判，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将学生和平领出天安门，避免了更大的流血悲剧。正是刘晓波自己的身体力行和付出，在最困难的局面时起了领头作用，这是很重要的个人成就。”陈军表示，那时可以看到晓波对和平、理性和非暴力原则的坚持，他后来关於“我没有敌人”的提法便是从那时逐渐发展出来。（未完待续）
（明镜记者黄舒心）
【明镜周刊】
【博讯】201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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