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永敏:从民主人权运动角度看当代中国的政治特点和趋势——从民主人权运动角度看当代中国系列二

1中国民主人权运动力量的“七层级”分析:

亿万维权民众—千万访民—百万NGO-上百万自由职业人士-成千上万高知-大资产阶级以及大牌名人-体制内高官

l目前的形势和未来的趋势

1.系统发育分头发展

2.政治博弈时代到来

3.体制内外遥相呼应

4.多米若骨牌效应已经显现

5.政治反对派在打压中艰难成长

6.导火索、临界点和未知数

作为一个从1970年就打成反革命卷入政治的中国公民,在我的眼中,当代中国总的政治特点是宪政大业在一片混沌中氤氲化生,一个显著现象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市场经济迫使全民维权,全民维权使“规则至上的公平交易”成为众望所归,民主人权活动因此正在由下至上蔓延发展,制度变革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从今天回望89民运的失败,撇开其他因素不说,很清楚的一点是彼时中国还处于“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生产方式中,农村虽已经分田单干,作为社会政治中心的城里的人却都还在端政府的碗,因而社会的正常分化还没有形成,民众还都是无产者,和当局的矛盾是有质无量的,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怎么才能维护,无法形成成熟的权利意识。

今天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二十年来,中国可以说是跑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在一切人成为私有者参与买卖活动、把一切可能拿来交换的东西价值化的过程中,相应的完成了贫富两极分化,绝大多数人也都有了一点资产。有恒产者有恒心,为争取和维护自己的私有财产,人人都奋不顾身全力拼搏,社会也就因为全面的激烈竞争,而使作为民主意识基础的权利观念自然普及。可想而知,眼下要是再有个89年的局面,就是再多坦克上街也无济于事了!

今天,海内外急于看到宪政实现者大有人在,大家盼着蝴蝶效应,盼着茉莉花开,盼着戈尔巴乔夫到中国来,然而,这些朋友没法不一次次绝望!

须知,“中国特色”虽不至于使中国成为例外,却也足以使之的确与众不同——要使中国达到临界点,需要我们做的事情还太多了!

“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真正能促成中国完成宪政变革的不是“唱衰中共”,不是空喊革命,不是指望美国欧盟出手相助,任何致力于中国宪政大业的人都只能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立足本土(包括在国外境外的人同样可以如此),从事公民社会建设,将希望放在中国民间力量的全面崛起上。

就是说,全体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各种民间组织的全面发展成熟,强大的政治反对派——反对党的崛起,这三者才是中国完成宪政变革的关键所在,是中国和平转型的希望所在。

当然,我们这样说绝不是低估中共党内或者说体制内健康力量的作用价值,只有中共领导层有人站出来接受民间的良性互动要求并且运用国家权力来加以配合,和平转型才能从愿望变成现实但是,全部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若非来自民间的压力大到不可抗拒,体制内的掌权人绝不会冒任何失去既得利益的风险主动改革,除非发现有利可图,或者再不下船就会陪葬,否则他们是很难站出来的。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国表现为唐太宗李世民当年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看出“民心可用”而怂恿李渊起兵一类的故事,仅从今天的利比亚局势就可知,当年绝对效忠卡扎菲的高官一发现在国际社会帮助下绝对有戏看以后,也纷纷投向反对派阵营也一目了然。如果说以上两个例子因为涉及暴力因而并不贴切,那么苏联的晚期叶利钦发现苏共已经压不垮反对派,因而毅然退出并以个人身份领导反对派则是最好的例子。

总之,在没有其他强大的偶然因素起作用的情况下,我们唯一能看到的必然模式,就是合法反对派的崛起使体制内的健康力量看到希望(代价不大却能摘取宪政成功之果)后乘机而起,使社会地位乃至党内地位越来越高的人逐渐站出来,由此形成良性互动,共同完成转型大业!

在这种情况下,从今天开始(我们作为民运尖兵奋战几十年加上市场经济的发展成熟才有了这种局面),中国的民主运动动员情况也和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一样,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型结构,这个结构正在日益巩固完善,并且为中国的和平转型提供着越来越坚实的基础。

处于金字塔底座的是亿万民众日常的维权活动,和亿万网民的网上活动,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每一个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随时都可以看到,尤其是在网上,哪怕中共自办的官方网站,只要开放跟帖,就可以看到网民活跃的维权呼声,无论当局雇多少五毛去删帖,去“网评”,仍然压制不住,仅由此就可以见出今日中国民众权利意识已经高度成熟,若非当局的专制高压强力“维稳”从而使民意不能充分表达的话,中国的宪政大业真是指日可待!

处于第二层也最活跃的是几千万访民的上访活动,从文革过来的人都知道,文革末期中国访民也是数以千万计,邓小平胡耀邦大搞平反冤假错案才一时赢得了人心,但那时主要是政治上恢复名誉,今天却几乎每一个案件都涉及几十万几百万金钱,都和官员以权弄钱和法官贪赃枉法有关,这种情况下任何人也拿不出全面解决的办法,何况新的冤情还在与日俱增,只要制度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必然日趋严重,并且从根本上抽空了当局残存的最后一点公信力,也是民众普遍觉醒和组织起来并且大量产生“底层精英”的良好土壤。

处于第三个层级的是数以百万计的NGO,无论合法注册的还是处于灰色地带的,它们的成长发展都起着对中共政权“分威散势”的作用,其中尚有大量本来就有强烈政治意图的,如果以改革开放以前的标准看,他们早就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了,此外,就是本来没有任何政治意图的,在发展壮大起来后,面对政治运作机会成本降低而效益极高的“跑马圈地”局面,也必然要向政治领域迁移。

处于第四个层级的是知识界的自由职业者,他们已经是中国的精英阶层人物了,他们的人数从几十万到上百万,包括是大量研究所、律师事务所等社会自治团体、中介团体的工作人员,官方传媒的许多记者也可以视为这一层级的人员,因为记者行业的天职决定了他们是最有独立性、最有头脑、最需要自由民主的人,因此尽管处于专制体制之内,突破专制却是他们不可遏制的本能,由于他们既是中国现体制所需要的人物,又是一切市民社会——民主政治的中坚力量,因此这是中国向宪政民主和平转型的领袖集团和领导人物大量涌现的地方,怎么估价他们对中国民主化的潜在作用都不过分。

处于第五个层级的是体制内外成千上万高级知识分子的活动,这些人即使在当局打压最厉害的时候也因为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以及国际声望而总能公开发言,从容不迫的就事论事,或者从理论上对现代政治、对法治、对宪政民主制进行探讨宣传,由于他们始终和现实政治保持着一点距离,当局也就能够加以容忍,这些人常以当今中国的启蒙学者自居,对此他们也确实曾有贡献,从总体上说,在这个由宪政宣传走向宪政实践的时代他们正在落伍,但是,其中也必然有一少部分人会从理论宣传走向社会实践,并且必将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正因为已经有了以上这样强大的社会基础,必然成为第六层级的是今日中国大资产阶级以及大牌名人,他们中的活跃者已经跃跃欲试。因为他们拥有庞大的经济资源和社会影响力以及国际影响力,只要不受打压,就可以持续运作,迅速集结团队,并形成雪崩效应。这方面前者的代表是曹天,就在今年春天他公开宣布参加郑州市长选举,并且提出预交一亿元的廉政保证金。后者的代表是艺术家艾未未,近年来他四处维权人所共知,他一声反对“绿坝”应者云集,其被当局强拆的上海创作基地至少价值上千万,他自诩“比刘晓波、高智晟等数人加起来的国际影响力还要大”,无论是否言过其实,总有那么一些基础。这种人的公开活动如果不受限制,中国社会很快就会发生雪崩效应,大批同一层级的人出来本身就够当局吃不消,何况还必然在更高的层级引起回响。由于目前尚能勉强维持,当局对这一层级的打压也就非常到位,很快就迫使他们噤声了,从而暂时阻止了当前民主人权事业在此一层级横向蔓延的势头,更不要说向更高层级发展。但是,当局的这种做法不过是扬汤止沸,起不了多少作用。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来的民主人权活动历史,不难发现,其实这也就是民主人权活动的参与者不断从基层向上层蔓延的历史,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的领导人都是中小学生(鄙人就是小学生),89民运的主要领导人则是大学生,98民运的领导人是前两场民运的领导人的合流,零八宪章则已经是博士教授为主了,所以,仅从这种趋势看就不难明白,下一波或者更下几波的民主运动必然会有原本属于更高层级的人站出来企图领袖群伦。如前所述,这种现象的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从事民主人权活动代价越来越小,可能的回报却越来越大。

至于中国民主人权运动的第七层级,当然应该是体制内的高层官员,但这不是说像温家宝那样说几句要政改的话就算数,也不一定要高到那种层级。从社会表现来说,应该是反体制性的,就是公开站到体制外的角度开展以政治多元化为导向的活动,从层级来说,省部级官员就有足够的代表性和号召力了。须知,自古以来大变革来临时总有极少数旧阵营的中高层人员转向新阵营,并因此而进入新阵营的最高层。像秦末汉初的萧何张良就是例子,萧何只是秦朝的县令,和刘邦一起造反后使其后方无忧,胜利后又足以当宰相管理国家,因为管一个县和管一个国家没有太大区别,但是,没有管理各县的经验,恐怕再出色的其他方面的管理天才陡然面对一个国家的管理也会束手无策。所以,台湾民进党执政之初要让国民党的唐飞当第一任行政院长绝非偶然。更典型的例子是苏联崩溃前夕叶利钦转向民主阵营,当时他也不过是莫斯科市委书记,其旗帜鲜明的站出来的结果不仅使俄罗斯和苏联乃至东欧的民主转型得以顺利完成,他本人也成了民主俄罗斯的开国总统。显然,对今日中国的民主人权运动来说,一旦民主化进程加速,中共省部级以上官员,甚至更低一点的在职官员中有人率先转移过来,无论对他们个人的前途,还是对转型的顺利进行,都会具有难以预料的重要作用。

当然,我们希望的是中共最高领袖届时能有足够的明智顺应历史潮流,若果如此国家甚幸,人民甚幸,中共甚幸,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概率微乎其微,相反,由其往下数可能性则呈几何级数增加,并且,大限将近时,因为“民心可用”,中上层官员出来争当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是不可避免的。

目前的形势和未来的趋势

以上我们谈了中国民主人权运动的七个层级目前的情况和将来可能会有的作为,下面我们再来谈目前的形势和未来的趋势。

这里,首先简单说一下人所共知的基本情况。

首先是中共“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以“改革开放”的名义“疯狂复辟(专制)资本主义”以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利益多元化社会的形成,它的必然后果是,以“埋葬资本主义”为由暴力夺权的中共在道义上全面破产,并且不得不抛开虚伪的意思形态说教,奉行实惠至上的拜金主义,不顾一切的鲸吞蚕食所谓的国有资产,巧取豪夺国民财富,这样,整个社会短时期内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方面是巨大的财富被释放出来,整个社会的生活有了很大提高,另一方面是分配严重不公,两极分化登峰造极,社会仍然是金字塔形,中产阶级很难壮大。这种局面使访民成为社会不公的风向标,重大社会冲突事件层出不穷。为了粉饰现实,当局完全不顾任何现代道义,用各种非法手段打压访民的正常上访,把一切自然灾害都变成了歌功颂德的机会,面对社会灾难罪无可逭它就全力进行信息封锁,对全民的民主人权诉求更是不遗余力的进行镇压。但是,多元化社会已经开始全面冲决一元化专制统治的堤防,尤其因为有了手机和互联网,当局赖以维持的恐惧和欺骗两手,后者已经基本失效,前者也大打折扣,民间力量的整合与集结已经空前快速方便,尽管这种整合一次又一次被迅速打压下去,其重新整合起来的速度越来越快,规模也越来越大,而且,现在的打压也不可能像邓小平时代把民众完全吓傻,只能激起更多人的义愤,从而为更大规模的整合与集结提供了条件。

所以,中国已经进入当局越来越力不从心,民主力量越战越强的时代。

另一方面,对当局一元化具有釜底抽薪作用的腐败,导致其内部的利益冲突正在稳步的瓦解当局的国家暴力,使其必然成为粪土之墙。

在这种情况下,当今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已经有了大量不同往常(我坐牢之前的二十世纪末)的情况,具有显著的蓬勃崛起的特征,昭示着历史的转折点已经不再遥远。下面,就将最重要的几个方面一一加以分述。

1.系统发育分头发展

1997年春邓小平死前中国是没有一个人能公开站出来说话的,谁开口谁就马上去坐牢,也就没有半点积累效应,所有不同时代站出来的人几乎都觉得自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邓死后我第一个站出来在国际传媒上发言,直到1998年11月我因为组党被捕时,全中国也只有上百人敢于借助国际传媒说几句话,或者在上书时签个名,民主人权运动也就处于浑然一体状态,没有任何明显的分化。

12年过去,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整个中国各条战线各个方面都有人在开展活动,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组织萌芽几乎都有,很多都公开宣布其存在,众所周知的有泛蓝联盟、中国公民监政会、中国亲民党、家庭教会联合会、法轮功,甚至包括许多毛派组织和文革造反派遗老组织,更不要说我们堂堂正正的中国民主党。所有这些组织都在努力开展一些活动,千方百计宣传自己的主张,扩大自己的影响,就是受到当局的强力打压,也只是把运作方式从物理世界暂时转移到网络上继续坚持,一旦形势好转,他们就会迅速返回现实社会。

这种局面表明,今日中国如同早春时节,万物正在复苏,随着气候转暖,百花齐放的日子很快就要到来,一元化政治控制的末日已经来临。

不论专制政府愿不愿意,市场经济造就的市民社会使政治生态正在形成一个很自然的左中右并存的状况,尽管在物竞天择中获胜的不会总是香花,但是,生命系统的发展规律决定了进化、进步是历史的必然,而官方的精神太阳照晒下只有黑花的时代注定要成为历史了!

当然,在这个多元化力量冲决一元化统治的历史时刻,如何让健康的正义力量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并且主导下一段历史进程,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任务,因为中国已经来到又一个历史关头,随时可能因为微小的因素而改变前进的方向,并使我们的国家民族人民面临不啻天壤的祸福区别。

所以,我们的中国政治反对派,尤其是中国民主党人,有责任担负起把中国导向宪政民主制时代的重任,我们必须为中国实现良法善治而全力拼搏,在这个公民社会系统发育,各种势力分头发展的时代把握机会,迎难而上,以自己正确的政治主张和社会实践以及群体的高风亮节在公平竞争中赢得民心、赢得公信、赢得对中国历史车轮行驶方向的控制权。

2.政治博弈时代到来

博弈就是下棋,下棋就是按照规则你走一步我走一步。

现代民主制下,一切个人和组织都是平等的,面对社会政治事务和社会政治权力,大家按法治的公正规则平等竞争,这就是政治博弈。

专制统治下,“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除了统治者可以“讲政治”以外,任何人都不得过问,政治也就是掌权者的禁脔,平民不得染指,根本不存在博弈问题,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统治时期,中国的政治就是这样。毛泽东时代对民众而言“你可以不问政治,政治要问你”,你表态效忠不积极就要批判斗争直到活活打死,邓小平时代民众过问政治他要么不予理睬,要么用坦克机枪让你噤声。

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复辟”使民众经济上摆脱当局控制后,情况就不同了。自从邓小平死后,我本人率先站出来在国际传媒上讲话,当局虽严密监控,却不再轻举妄动,我有挑战,他就有反应,开始形成一条无形的底线,你不过线,他的反应就是有节制的,可以不停的往来过招,如果你过了他划的线,你就得下场——坐牢。这不仅不公平,而且是恐怖分子和人质的博弈,他输了可以照样玩,你输了就一枪打死!但是,和不准博弈的强盗毛邓之流比起来,我们到应该庆幸三代流氓成绅士,变得比较文明一点了。

最重要的是,既然有了博弈的机会,我们就有了赢的希望甚至把握!

因为我们完全可以以经营的方式将本求利,积小胜为大胜,不断地壮大自己,一直到可以修改规则,使规则公平起来。具体的说,就是珍惜现有的一线空间,通过在现有空间中努力运作来不断扩大合法空间,直到形势发生逆转,民主人权力量处于不败之地,主动权操之在我,就可以使博弈规则公平化了,也就是通过全民制宪厘定权利平等主权在民的最高法。

3.体制内外遥相呼应

体制内外遥相呼应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一贯特征,但是,新千年来这方面也还是有了长足的进步。

民主墙运动是和1978年十月中共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联系在一起的,1979年春当局中的保守派反扑,还在体制内的王若望在《人民日报》发文《春天里的一股冷风》予以回击,由此使局面大为缓解,1986年学潮中,还在体制内的方励之起了很大作用,结果当局将他和王若望、刘宾雁等多人一起开除出党,由此开始,不断有中共党内改革派人士被逐出其体制,1989年学潮,参加的中共人士占几分之一,64镇压之后,当局甚至不得不开始对党员重新登记。

但是,进入新千年后,情况已经大不相同,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中共党人利益高度分化,由于中共的腐败使“救党派”有了充分的道义基础。由于抗战期间加入中共被誉为“两头真”的老党员比目前中共的当权者资格老得多,真正是为中共打江山的有功之臣。也由于第三代以后的中共党人只是技术官僚而不是打天下的军阀,没有了从前的霸气匪气,不能不因为种种原因容忍党内异己分子(和那些主流派多为趋炎附势贪婪猥琐之辈相反,这些人大都是高风亮节德才兼备之人)!

这样,中共体制内的民主派已经在党内站住了脚,不可能再被轻易地开除出来,他们有自己的舆论阵地《炎黄春秋》和南方系报刊等等,就是在《人民日报》中,也在胡绩伟被撵出20年后开始重新有了自己的部分势力,有元老群体如杜光等一大批前高官,有自己的理论界代表人物俞可平等人。

这样,一方面中共党内已经存在一个弱小的民主派,另一方面,他们和中共党外的民主人权大军已经有了良好的呼应关系。

不论中共党内的民主派力量还多么弱小,对曾搞一元化全面专政的中共来说,这已经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变化。

由于顺应了历史潮流,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党内的民主派在未来必将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大有作为。说白了,除开少数是走弯路后幡然悔悟者外,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是迫于形势为了避免正面冲突不得已采取了“曲线救国方略”,并因此成为钻入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毛邓最怕这种情况,但他们却管不了三世四世,从苏东经验来看,这也是促使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崩溃的必然因素,不是当局可以防范得了的。

今天,体制内的民主派和民主人权运动遥相呼应的局面已经形成,这也正是中国民主转型拐点即将到来的象征。

4.多米若骨牌效应已经显现

前面提到中国民运的金字塔结构,那是以静态方式说明中国社会各阶层投入民主人权活动的情况,如果从动态关系来看,就不难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

所谓多米诺骨牌效应就是把一系列骨牌按一定距离排放,只要第一个倒下,就会把随后排列在一起的骨牌都相继推到。应该进一步指出的是,通常这种骨牌是一样大的,但是,可想而知,只要不是突然变得太大、太大,每后一个骨牌都大一点,这个效应还是会发生,而且由于传导作用的加大,这个系列中靠后面的骨牌会变得极大,换句话说,这种连锁反应可以因为很小的骨牌倒下而导致极大的“骨牌”跟着倒下。

从当代中国民主人权运动来说情况也正是如此,自从“四五”运动以来,中国就在发生后一种意义上的多米诺效应,许多年里,中国只有我们这些中小学生在四处奔波,八方呐喊,极力要求民主人权,效果则一直微乎其微,到八十年代,大学生才陆续站了出来,这期间高级知识分子虽有偶然说几句话的,却没有几个不是依托官方身份和官方传媒,而民主离开了多元化是不存在的,中共再开明也不过是开明专制。

九十年代当局打压最厉害,也就除了我们这些老中小学生和89民运出来的大学生外还是没有多少其他人参与,不仅如此,普通民众直到那时出来的也不多。

但是,我们以血肉之躯滚地雷做尖兵的结果,是在进入新千年后中国便开始有大量的人站出来,当然,这也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市民社会的成熟,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合法利益需要维护,而贪官污吏不择手段的巧取豪夺也从反面教育了全体民众,使每一个人都明白自己的权益和自己的利益只能靠自己来维护,这样,基于坚实的生活基础的民主人权运动揭开了新的一页,从社会底层反过来往社会上层蔓延的维权风气和要求民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出现了。

如前所述,亿万小民的维权活动——几千万访民的维权活动——上百万NGO的活动——几十万自由职业者的民主人权活动——上万高级知识份子的民主人权活动这由小到大的骨牌已经陆续倒下,只是到大资产阶级和大牌名人这个层级,才刚要倒下时就被当局强力阻止了。

但是,显而易见,这种骨牌的连锁倒下是天数,当局的阻止只是渺小的人力,这种螳臂当车的做法是没有意义的,大资产阶级和大牌名人普遍站出来只是时间问题,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有良知的或者仅仅是有自保需要的中共党政高官也纷纷站到民主人权阵营一边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也就是说,这种多米诺效应的最后结局,在这种情况下也就该水落石出了!当然,如小标题所示,目前这种多民诺效应还只是开始显现,究竟多长时间以后才会有结果,这还得看中国下段历史进程中各种势力的阴阳消长和各种突发因素的作用。

但无论如何,第一,时间不会太久,第二,最后的变化一定是戏剧性的轰然崩摧。

5.政治反对派在打压中艰难成长

描述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完整模型是令人愉快的,然而,现实的中国却仍然是黑云压城夜气如磐。

任何明眼人都明白,今日中国远比满清末年更加腐败,也比满清末年更加专制。

从政治上说,满清末年尚提出了系统的“新政”纲领,用13年时间完成省级以下的地方自治,并且各省也成立了咨议局,也就是议会的前身,中共却至今完全拒绝议会制,完全拒绝民主选举,更不要说拿出任何民主化的中长期规划,另一方面,满清末年尚有当局无法控制的租界作为民主运动的前哨阵地,有相对开放的边界和国际往来。

今天中国比那时强的是有了手机和互联网,但这不是当局的恩赐,而是科技进步的结果。值得庆幸的是,除了互联网以外,更重要的是清末中国还是个农业社会,国人仍然极度愚昧无知,就是城市人对工商业文明也仅略知皮毛,至于占总人口90%的农民更大抵还沉睡在中世纪,今天则完全不同,由于农业率先私有化市场化,并因矛盾突出而率先搞(村民自治)选举,这样,就一些方面说农村甚至走到了城市的前头,所以就社会基础而论,今日中国实现宪政民主制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只是因为当局的高压无法开展而已。

传统的专制政治是靠暴力来征服民众,对社会进行刚性控制的,相反,任何现代政治生活的前提都是平等的政治自由权,也就是民众可以组织起来开展政治活动,从而为社会的有机整合提供前提条件。

在暴力革命模式下,突破传统的暴力控制的还是暴力,其所依靠的是伺机暴动并形成新的军政集团,至于这种集团在粉碎暴力统治后是否会以自己的军政集团取而代之还得另说,更重要的是,中国现行条件下暴力革命的条件根本不存在,从唯一和我们中国高度雷同的前苏联的经验教训看,如果不是上帝带来奇迹,我们的民主化进程只能取决于反对派的成长。

可喜的是,就此而论,应该说我们终于看到了隧道尽头的一线曙光——政治反对派确实已经在顽强成长!

然而,当今中国新站出来的民主志士常走两个极端,形势略好就忘乎所以,以为和平转型马上就可以一蹴而就,打压一来则悲观绝望,认为非暴力革命不足以完成转型。

人们往往弄不清楚目前中国已经取得了哪些可喜的成就,有了哪些坚实的基础,也不知道还会遇到什么类型什么程度的打压,因此,作为中共四代统治的亲历者,有必要对此加以解说。

概括的说,毛泽东时代对政治异议人士是斩尽杀绝,邓小平时代是一踩到底叫你不能动弹无法积累,在这两种情况下,中国依靠政治反对派的成长和平转型都看不到任何希望。

但是,自从邓小平死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无论我们认为这是“让步政策”所致,还是国际压力加市场经济造成,反正自从我于1998年公开宣布中国政治反对派的种种要求以来,中国的政治反对派对中共来说再也不是可以否认的事实了——当年诞生的中国民主党巍然挺立,十年后诞生的《零八宪章》不遑多让,举国上下的各种政治组织萌芽都在破土而出。

尽管我们民主党人被抓了几百个判了几千年,泛蓝联盟也抓了判了不少,《零八宪章》的刘晓波也判了十一年,但无论它怎么打压,中国政治反对派的声势在国际上影响越来越大,又是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又是十几个班子在海外争抢中国民主党的旗帜,在国内,则尤其是中国民主党人,一个个经过了长期牢狱洗礼后愈加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北京杭州武汉贵阳长沙安徽广东到处是从黑牢中锤炼出来的钢铁战士,泛滥联盟的人也同样不屈不饶的继续坚持斗争。

当然,除了这些社会化的政党组织之外,还有大量网上政党如郭泉的亲民党,以及大量的政治社团如中国公民监政会等等,也都在以各种形式顽强坚持,伺机发展。

的确,在当局的高压下,所有这些政治反对派组织都非常艰难,发展得很缓慢,但是,考虑到中国人民广泛存在的强烈的政治参与意愿只是因为恐惧而受到了遏制,可想而知,只要形势稍有松动,只要社会冲突导致民众的自发抗争再掀高潮,现有的政治反对派组织的基本框架立刻就会被大量新人填满。

众所周知,前苏联和东欧民主化之时,民众被压抑的参政热情猛然释放出来时,曾一下子造就了多少政党!

所以,可以预料,随着市民社会的成熟,随着民众参政觉悟的高涨,随着社会矛盾激化带来的机会,总之随着形势的好转,中国的政治反对派组织将会出现一波又一波跨越式的发展,直到当仁不让的肩负起把中国导向宪政民主制的历史重任。

6.导火索、临界点和未知数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当今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会是暴力夺权武装推翻中共,而只能是中共自己瓦解的同时健康的新生力量全面崛起的特殊模式,因为一方面中共有极其强大的国家暴力和核能力,所以既能轻易的消灭国内的暴力反抗,又根本不担心国际社会来参与中国变革(除非是它自己忘乎所以向他国开战),另一方面它自身的彻底腐败又使它患上了巨人症,看似强大无比却外强中干弱不禁风,虽然美国、欧盟因为它有原子弹氢弹不敢像对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那样对它动手,但它却因为骨质的极度酥松把自己的沉重躯体无可奈何,甚至随时会把自己瘦弱的双腿压断。

具体地说,在中东阿拉伯国家也民主化了的大背景下,中国作为残存的专制国家精神上已经没了任何国际依赖,彻底的腐败也使中共政权上下离心人人自危,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各种末世光景都显露出来,况且它所最后凭仗的经济高速发展也已经是强弩之末,而需要面对的天灾人祸的冲击则令其穷于招架,乃至不择手段也还是力不从心,而全体中国人民则正处于民主人权意识大觉醒时期,全社会的利害冲突已经高度激化,而手机互联网又为信息传播提供了极大方便,从而令当局的恐惧和欺骗政策走向全面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宏观上说,今日中国确实只差导火索了,几十年的积累确实使中国的民主转型已经来到了质变的临界点!

什么能使中国达到制度变革的临界点?

海外一些人把希望寄托在美国的蝴蝶扇翅膀上,我不那样认为。

中国是举世无双的人口大国,任何外在因素对它的影响都是极为有限的。美国的张建先生曾以阿拉伯某国工厂白养几十万工人使之成为民运动力为例以为这是个好办法,却不知别说没有人愿花大钱这么做,就算有也没人出得起这个钱!

从理性出发,中国制度变革的这种临界点的客观条件,只能是那种对中国社会有全局性影响的方面。可以指出的包括经济危机,通货恶性膨胀,粮食短缺粮价飞涨,食品供应链条中断,农民工、大学毕业生普遍失业,以及其他可以引起连锁反应的社会物质生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可能引发全国性的社会风潮,从而带来历史的大转折。可以说,今天大部分人都在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另一小部分人相反,正恐惧的等待着这一天作为他们的大限到来。

不过,作为身处高压之下的中国民主党人,我们还是要看到事情的另一面,“大时不齐”,历史阶段的长短是有极大弹性的,从中国目前的局面看,三五年内完成民主转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也不排除拖十几年二十年的可能。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有时候,一个垂死的庞然大物是会长期苟延残喘的!

而且,它越是卑劣残忍的将反对派运动“消灭在萌芽状态”,它就越可能获得长期苟延残喘所需的机会,越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

这样,我们必须如毛所云,“在战略上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重视一切敌人”!

我们必须继续做好进行长期的艰苦斗争的准备!

我本人从1970年打成反革命抗争到如今已有四十二个年头了,在牢中也度过了二十几个春秋,可以说比任何人都更盼望宪政的实现,但是,也正因此,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对中国的宪政来说仍然是任重道远来日方长,需要我们继续做长期斗争的打算。

好在无论长短,历史在我们一边,时间在我们一边,因为世界潮流决定了文明的民主人权事业必胜,野蛮的专制政权全都将成为历史,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害怕什么畏惧什么。对我们来说,做好最坏的打算也不过是立足于二十年完成民主转型。

与此同时,只有以此为前提考虑问题,我们才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再次陷入历史的误区,少走或不走弯路,不再犯中国百年转型历程中反复再三犯下的因为盲目冒进而欲速不达的错误,稳打稳扎的推进民主人权进程,从而收取事半功倍之效,使中国尽快完成民主转型大业。

【《零八宪章》月刊】201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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