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二○一七年七月十三日）：作家、文学评论家、人权活动家。独立中文笔会会长、《民主中国》网刊主编、《○八宪章》主要组织者之一。一九八九年，积极参与天安门民主运动，“六四”后被捕，此后多次入狱。二○一○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二○一七年七月十三日十七时三十五分，因肝癌病情恶化逝世，享年六十一岁。遗体在七月十五日火化，当天中午海葬。
胡适和余英时都引用过一个关于鹦鹉佛经故事，这故事完整见于明末清初的文人周亮工的记述：
昔有鹦鹉飞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
周亮工的朋友接着发感慨说：余亦鹦鹉翼间水耳，安知不感动天神，为余灭火耶！
对于这个故事，余英时评论说：这个美丽的故事虽出于印度，但显然已中国化了。“知其不可而为之”，“明其道不计其功”，“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些话和上面那个神话在精神上完全一致。
胡适和余英时都以“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几个字，来说明他们对自由中国和民主中国的关注及追求。
刘晓波就是一只濡水扑火的鹦鹉，没有天神帮助他，他不惜焚身救火。他的一生，正可用“濡水扑火”来形容。虽然火并未熄灭、甚至愈演愈烈，但他的事业并不能说全然失败。当山火过后，在一片焦土之中，人们终将发现鹦鹉化身为一颗经过火的淬炼而闪闪发光的钻石。刘晓波向死而生，他的超越时代与同侪的思想与精神，必将在未来中国民主转型过程中不断发酵，作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为新一代反抗者所汲取、所传播、所发扬光大。
古代中国有“三不朽”之说，《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在此意义上，刘晓波虽被中共迫害致死、英年早逝、以身殉道，却实现了“三不朽”。
在“立德”意义上，诺贝尔和平奖是人世间最高标准的“美德奖”（当然，历史上也有若干获奖者名不副实），正如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托尔比约恩·亚格兰在颁奖词中所说：“刘晓波所获的严刑，使他不再仅仅是人权运动的一个重要代言人，几乎一夜之间，他就成了中国人权运动的民族和国际象征。”亚格兰认为，中国的人权活动家们所捍卫的是国际秩序和国际社会的主流。如此看来，他们不是什么异见分子，他们所代表的是今日世界的主要潮流。他特别指出：“虽然面临着多年的囹圄生活，刘晓波仍然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在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法庭上所做的最后陈述中，他说：‘我对未来自由中国的降临充满乐观的期待，因为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拦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国终将变成人权至上的法治国。’以撒·牛顿曾经说过：‘如果说我能看得更远一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当我们在今天能够看得更远一些，那是因为我们站在了古往今来的众多先人的肩膀上，是他们无私无畏地坚持着自己的信仰，从而为我们争得了自由。”
在“立功”意义上，刘晓波在中国的人权和启蒙事业上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包括四大方面：第一，在一九八○年代，他从文学批评进入文化批评，引入尼采等西方思想家的“生命哲学”、自由价值，对中国的专制文化和集体主义做出猛烈批判，带来“刘晓波现象”和“刘晓波旋风”，启迪了整整一代青年人的反抗意志和叛逆精神。
第二，刘晓波是天安门民主运动时期投身第一线支持学生的知识分子之一。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他提前结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计画，登机回到中国，走向广场。六月二日，他发表《六·二绝食宣言》，与周舵、高新和侯德健等“四君子”一起在广场绝食。六月四日清晨，他们与包围天安门广场的戒严部队谈判后，说服包围广场的军方指挥官留下一个出口，安排数以千计的学生安全撤离，拯救了无数年轻的生命。
第三，从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后，一直到二○一七年去世，刘晓波一直是中国最敢言的异议知识分子。他在海外出版多本著作，在网上发表上千篇政论，几乎对每一个重大人权事件都有发言，并切身帮助受到中共当局残酷迫害的维权者。他心存“反抗者的谦卑”，特别警惕反抗者变得跟反抗对象“精神同构”，从不回避对异议人士和民运阵营的直率批评以及对自我的解剖。他反对中共暴政，不是像某些人那样梦想“取而代之”，而是对被中共淩虐的同胞的悲惨处境“不忍”和对公义的追求。他与天安门母亲群体之间超越血缘关系的情谊，见证了圣经所说的“爱是永不止息”。
第四，二○○八年，刘晓波参与起草和发起《○八宪章》。《○八宪章》以捷克斯洛伐克《七七宪章》的风格写成，主张修改宪法、实行分权制衡，实现立法民主，司法独立，以及结社、集会、言论、宗教自由。《○八宪章》明确提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八宪章》本身的文本温和理性，并无推翻中共政权的内容，但它是“六四”之后中国民间力量的最大集结，而刘晓波是凝聚不同阶层、群体、圈子的核心人物，故而他是唯一因《○八宪章》而被捕判刑的人。
就“立言”而论，刘晓波是人权活动家，也是政论家和思想家——然而，作为原创性的思想家的刘晓波，至今鲜为人所知。
刘晓波是一位全盘西化论者，如同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思想先驱福泽谕吉，企图带领国人“脱亚入欧美”。当年，福泽谕吉成功了；如今，刘晓波失败了——不是刘晓波没有福泽谕吉那么努力，而是中国文化自身的黑暗、顽固、卑贱，举世无双。中国需要十个刘晓波、几百个刘晓波，奋不顾身、前赴后继，才能撬开那道沉重的闸门。
一九八八年，刘晓波赴美讲学时经过香港，接受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访问，发出振聋发聩的“三百年殖民地”之说。金钟后来回忆刘晓波提出“三百年殖民地”言论时，认为刘晓波当时这样讲有两层内涵，一是对殖民地的评价。以英属香港时期为例，在九七回归前，港大最后一次民调中，“你最后选择一次香港前途”的统计中，超过一半的回答是“维持现状”，即维持英国人管治的“殖民地”现状；另一层内涵是其个人风格——刘晓波被称为“黑马”，其表达方式一针见血，放言无忌。多年后，香港被中国之劣质殖民或“自我殖民”而沉沦，港人及全球这才深味刘晓波之先知式的预言。
就在这篇访问发表的第二年，十六岁的我读到这句石破天惊的话时，像被一道闪电照亮前路。从一九九九年到二○○八年，在我与刘晓波朝夕相处、并肩作战的十年间，我们几乎对每个重大议题的立场都惊人地一致：我们一样亲美（亲自由），一样反对老左派和新左派，一样批判儒家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及形形色色的“东方主义”。我也有幸与刘晓波并列出现在毛左们制作的要处以死刑的“汉奸榜”上。但我们坚信：我们首先是人，是自由人，然后才是某国人；如果中国剥夺我们的自由，我们有权选择“此生不做中国人”。
记得二○○五年前后，一位西方外交官邀请我与刘晓波、马立诚在一家餐厅吃饭。三个“汉奸”遇在一起，异口同声地讚扬西方的民主自由价值。旁边一张饭桌上，一名年轻气盛的“爱国贼”大概听不下去，站起来痛骂说：“你们还是中国人吗？”跟我们在一桌吃饭的金发碧眼的外交官随即站起来斥责说：“我们谈话，跟你无关，你没有礼貌，给中国人丢脸！”那个色厉内荏的“爱国贼”不敢惹洋人，悻悻然地埋单走人。这个小故事形象地揭示了独立思考的知识人在“动物农庄”中恶劣的生存环境，“一百年多了，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
刘晓波思想的彻底性，在当代中国乃至东方世界中罕有人能及。印度的甘地对西方充满疑虑，试图让印度摆脱英国文化的影响，回到中古时代的男耕女织、田园牧歌；俄国异议作家索尔仁尼琴流亡美国之后，严厉批判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回头缅怀“古老的俄罗斯生活方式”，主张“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以东正教为精神支柱。与这些东方哲人截然相反，刘晓波批评儒家专制主义、东方集体主义和欧陆社会民主主义及各种左派思想，大步迈向英美清教徒传统、自由资本主义，颂扬作为“山上之城”的“右翼美国”。
刘晓波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者，他摆脱了国家、民族等“大词”的束缚，这一点与美国思想家、政治评论家安·兰德非常相似。他尖锐地批判信奉集体主义的、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不能创造性地写作——他们没有这能力——因为他们的生命不属于他们自己。”一九八九年春，他完成了《中国政治和现代中国知识份子》一书，在书中借助西方文化对于中国文化进行批判性自省。
当时，《中国政治和现代中国知识份子》一书已经交付出版社，但刘晓波决定加一个“后记”。美国学者林培瑞敏锐地注意到刘晓波的这一调整：“以他特有的诚实，刘晓波用这一‘后记’来削弱此书的主题。”刘晓波写道，“作为一个真诚的人”，他必须得“同时进行两方面的评价”：首先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来批判中国的文化和现实”；其次“以自我的、个体的创造性来批判西方文化”，为此他必须从头开始重估一切。这一思想转向的重要性，被他飞蛾扑火般地回国支持天安门学运以及“六四”屠杀后下狱秦城的经历所掩盖了。其实，从一九八九年到二○一七年，刘晓波所有的思想、言论、行动乃至以身殉道，都可以从此处找到线索。
刘晓波一向身体健康，尽管他第三次入狱、被判十一年重刑，但朋友们仍乐观期待他熬过漫长的牢狱生涯，迎来重获自由的那一天。然而，当刘晓波在狱中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有深知中共邪恶的分析人士忧虑地指出，中共很可能会用非常手段害死刘晓波，不让刘晓波活着走出监狱，因为头上有诺贝尔和平奖光环的刘晓波，若从监狱中走出来，会成为民主力量的象征，对中共政权形成巨大的挑战和威胁。
果然，二○一七年六月，媒体传出刘晓波重病的讯息。六月二十八日晚，辽宁省沈阳市司法局首度公开其病情，指刘晓波是上月底发现可疑症状离监就医，声明又指刘晓波本身有B肝病史。而YouTube当日传出刘晓波狱中生活以及接受体检治疗的影片。六月七日，刘晓波因为“右上腹痛伴发热两周”保外就医，住进位于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并确诊为肝癌晚期至终末期。实际上，刘晓波此前并无肝病，多次体检结果均显示身体相当健康。很可能是狱方在其食物中下毒，让其身患肝癌。
随后，全球一百五十四位不同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联署公开信，要求中国政府遵循人道主义原则允许刘晓波和妻子刘霞到国外治疗，欧洲议会亦通过决议要求中国释放刘晓波。美国和德国都表示愿意接纳刘晓波进行治疗。长期被监视的刘晓波妻子刘霞透过朋友将家属的愿望传递给外界：“希望刘晓波出国去治疗。”刘晓波本人明确提出，愿意在妻子刘霞陪同下赴西方国家治疗——他一改此前不愿离开中国的立场，大概感到生命快到尽头，必须奋力一搏，让妻子刘霞摆脱多年被非法软禁的恶劣处境，到西方过上自由生活。
然而，刘晓波及其家人的请求没有被官方获准。六月二十九日，中共党魁习近平访问香港，在香港国际机场发表简短讲话。离开之际，有现场记者连续高声提出三个问题，“会让刘晓波去国外治疗吗？”、“会释放刘晓波吗？”、“会让刘霞重获自由吗？”习近平没有作答，转身离去。
七月五日，在病床上被严密监控的刘晓波写下三页手稿。这篇手稿，是他给刘霞将要出版的摄影集所写的序言。因为身体虚弱，手稿的字迹并不容易辨认。在官方的病情通报上，这一天，刘晓波“腹水明显增加、肝功能恶化”。
这篇序言，可能是刘晓波留下的最后长文，也是他留给刘霞的最后礼物。文章题目为<我的讚美也许是难以饶恕的毒药>：
昏暗的台灯，你送给我的第一台破旧的电脑，也许是奔腾五八六。
那间简陋的屋，让我们常常让爱的凝视太过拥挤，
你一定读过我那首描述虾米（我妻）蛮横的短诗，她去为我煮粥，要求在三百六十秒内写出世界上最崩溃的讚美诗。
昏暗的台灯，简陋的小屋，已经脱皮的茶几，与虾米蛮横的命令，融合得如同石头和星星第一次相遇时的惊诧，天衣无缝的相交。
从此以后，讚美成了我一生的宿命，或者北极熊享受茫茫白雪中冬眠的本能。
一只鸟又一只鸟穿过我的目光，抓住一个人的审美后，就将终生在他的生命里穿行，虾米的诗出自冰与黑的交汇，如同她的摄影拍下了诗的黑与白。疯狂与面对苦难的平静，惨烈的小娃们在胸膛的敞开中向烟幕放散，披着黑纱的木头人也许来自见证耶苏复活的寡妇，或《麦克白》中的女巫。不，不，都不是，那是虾米笔下独一无二的旷野孤枝，是灰暗的地平线中一朵染满沙尘的白百合，——献给亡灵。
虾米的画从第一幅完成，就成了永远不会完成的命运悲怆。最遗憾的是至今，我仍然未能为虾米为办一次《诗·画·摄影——黑与白的纠缠》的联展。
冰一样激烈的爱，黑一样遥远的爱，或许，我庸俗而廉价的讚美，才是对这份（在）诗意、画风和影像的亵渎……
二○一七年七月五日
七月九日，德州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发表了参与刘晓波会诊的德美两国专家的一份联合声明。声明称，刘晓波须尽快被移送海外就医。美、德两间癌症中心及大学皆同意接收刘晓波，并提供最佳的医护。这个声明与中国医大一院网站上的发布的“美、德专家称刘晓波到国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截然不同。
七月十三日晚，中国官方通报，刘晓波因“多脏器官衰竭”，抢救无效死亡。医院周围布满警察，处于戒严状态。在医院附近等待的朋友、仰慕者、纪念者，除了在猜测中模糊看到殡仪车开出医院，并没有任何一点告别的机会。
刘晓波是第二位因在国家监视下死亡而未能前去领奖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第一位是纳粹德国时代的卡尔·冯·奥西茨基），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位从获奖至辞世未能恢复人身自由的诺贝尔奖和平奖得主。
林昭是中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殉道者，刘晓波则是中国二十一世纪上半叶最伟大的殉道者。
林昭是毛泽东时代最彻底的反抗者，她完全走出了共产党的语言体系和思想体系，因为她拥有更高的观念秩序——基督教文明。她因为点名批判毛泽东及其暴政而被枪杀，是以身殉道的中国基督教之典范。林昭在日记中写到一个关于林肯的小故事：“有一天傍晚，林肯驾车回家时，看见一头公猪陷于泥沼，拼命挣扎已经下沉到一半，眼看快要灭顶。林肯想下车把它救起，一低头看到自己穿的是一套仅有的整齐衣服，不免迟疑，便匆匆驾起车走了。走上半里，耳边似乎一直听到那头猪在呼叫，终于还是掉头回去找那头猪。林肯费了九牛之力，几乎成了泥人，终于把那头猪救了上来。事后人们虽称赏他的行为，但都认为那样做不值得。林肯说，我不是为了那头猪，我为自己的良心。”对于林昭来说，那头猪就是中国的隐喻。林肯是为了自己的良心，林昭也是为了自己的良心——“迷途知返的基督徒的良心”。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她以血为墨写道：“假如上帝需要我成为一个自觉的殉道者，我也只会发自衷心地感激施赐与我这样一份光荣！”
中共当局在林昭墓地周围安装摄像头，布置警察巡逻，重演了“死诸葛吓走活司马”的典故。或许因为林昭墓地的前车之鉴，中共不能让刘晓波有一块墓地，必须将其挫骨扬灰、投入大海。
刘晓波宣称“我没有敌人”，中共却如此害怕刘晓波及其思想遗产。刘晓波所说的“我没有敌人”，被一些貌似勇敢的反共人士非议和否定。他们未能理解，这里的“我没有敌人”，不是左派肤浅的和平主义、相对主义、多元主义，而是一种基督精神。刘晓波不将共产党及一切专制暴政当作精神和心灵层面的敌人，他在精神和心灵层面远远高于共产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这些邪恶意识形态及其支持者。光明与黑暗不是对等的，光明高于黑暗，光明超越黑暗。很多誓言反对共产党的人，却在观念秩序、精神秩序、心灵秩序的意义上沦为另一种共产党，反抗者的堕落，是世上最大的悲剧。刘晓波从未被“敌人意识”控制、支配和毒化，享有完全的精神和心灵的自由，正如他生前所说：“非暴力反抗的伟大之处在于，当人类必须面对被强加的暴政及其苦难时，居然是受害者用爱面对恨，以宽容面对偏见，以谦卑面对傲慢，以尊严面对羞辱，以理性面对狂暴。”
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又活了。曾经出现过刘晓波的中国，与从未出现过刘晓波的中国，绝对是不一样的国度。前者，只能如索多玛城那样在哀哭中灭亡；后者，因为义人的缘故，将如尼尼微城那样在上帝的雷霆之怒下幸存。
【余杰Facebook】2026.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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