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比一种暴政更残忍了，那就是在法律的阴影下，披着司法的色彩去施暴。——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
一
2017年7月13日，这一天，毫不懂音律的我，第一次听到《殇》这首大提琴曲，随着旋律响起的瞬间，我的眼泪肆意地流下，那一夜，我一遍遍反复轮流播放着《殇》和赵雷的一首《辞行》，整个人被无边的黑暗包裹得透不过气，心沉入深深的绝望中，虽处炎炎夏日，却犹如生活在最严寒的季节。因为，那个叫刘晓波的人走了。虽然自6月26日得知刘晓波先生罹患肝癌末期的那一刻起就心生大恸，但我还是没有预料到他的离开会对我造成如此之影响，最直接的反应是20天里体重下降10余斤。一个人走在路上大脑是空洞的又是繁乱的，眼泪会毫无知觉地流下来，数十年来不管我面临何等的困厄，都从未有过在如此长时间的绝望和无助里无法自拔，直到多天后我终于能够和祖桦先生通上话，我才重新拥有了一个人应该有的正常思维。
其实，我对刘晓波先生并不熟知，更不能记述其精义于万一。但因着《零八宪章》，自认为就与他有了一种精神上的血脉相连，于是这样的哀恸和思念自然便自灵魂深处发生了。而我们，纪念他的最好方式，莫过于继续他未竟的民主人权事业，走他没有走完的路。
二
在实现民主和自由的道路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中华民族付出的血泪多。仅本世纪80年代末以学生为主体的全体争取民主自由的社会运动，因遭到六四血腥镇压而使刚刚在十年浩劫中走出来尚未恢复元气的国家再次陷入灭顶之灾。刘晓波先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放弃了国外优偓的生活而投身于中国的民主事业，数度坐牢终无悔。然而，最终他在最黑暗的时刻却没能和我们一起等待黎明的到来。
当下，莫说民间社会处于最低谷，整个社会都已经处于无处不在的监控之下，从日常出行必须要面对的摄像头，到随时的身、物查验，可以说到了无所不及的境地，而全民被禁言更是无以复加。在互联网时代，网络高墙越筑越高，一般人断难翻越。一方面，官方加大意识形态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核心、一个思想统领媒体和网络，使得民间无法获知真相而广泛受欺骗蒙蔽；另一方面，各类秦皇治民的恶法频频颁出，企图以此扼制异见言行。一时间，普罗大众不得不接受着愚民统治，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说话和思考的权利。哪怕你无惧压制甚至不畏失去自由而坚守良知，但凡具启蒙、稍有思想的文章不是被秒删就是遭屏蔽，可笑的是就连微信的群主都需要对群组内其他成员的发言负有连带的法律责任，仅仅因为传播一句话、一张图片就被以言治罪早已不是个案。当权者处心积虑地想把恐惧植入国民的心脑，并妄图使之生根。面临如此的大黑暗，我们该怎么办？
刘晓波先生用他的生命为我们诠释出了最好的答案！
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文明的标准之一，就是国民是否拥有自由言说的权利，而社会的进步更离不开独立媒体的监督，因此才会将记者称为“无冕之王”。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言论自由的空间，媒体不能把真相及时地通报社会，那么又怎么可能杜绝“谣言”呢？纵然统治者穷尽一切手段，也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成为失语者。刘晓波先生便是传播真相，捍卫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先行者之一，而他在《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中“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的遗愿还没有实现，现在自由言论的空间日趋狭窄，逼仄到快无法呼吸了。也正因此，才需要我辈付出超乎寻常的努力，拒绝接受谎言，坚持说真话是最起码的底线。
做为自由战士，在全民失语的状态下，我们拒绝暴力和谎言，并耻于与之为伍；我们选择良知和正义，永远与被侵害被损害的弱者站在一起；我们避免与同道纷争，因为我们的信念相通，只有求大同存小义才能扩展我们有限的力量；我们不忘初心，纵然九死终无悔，坚信民主自由终有实现的那一天，因为我们的良知和勇气，是我们最强有力的武器。中国的民主事业不会有坦途更没有捷径，亦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和可以完全照搬的样板，尤其是接下来我们要面临的将会是最黑暗期，时间的长短无法估量，民主化的到来取决于多方因素，然而只要我们具备长期坚守的心理准备，不乐观不悲观，以一颗平常之心，做好自己最擅长的工作，再暗的夜，徜若有足够多的星星之火也终将可以照亮整个天空！
三
专制的铁幕之下，没有人是安全的。异见者先行者如是，普罗大众如是，权贵们和那些利益既得者们又何尝不是呢？今天位高权重，明天变为阶下囚，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所以，当你握有生杀大权时，一定要守住你的“一厘米主权”，所谓“一厘米主权”，即是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寸的权力。那些动辄以“职责所在”为借口的施害者们，请听一听这个故事吧。这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柏林墙倒塌东西德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有4个年轻的前东德守卫军面临宣判。案由是一名叫克利斯的年轻人和他的好友相约偷越柏林墙，希望能够逃向自由。然而，克利斯被子弹击中而断气，九个月后围墙被推倒，他成为柏林墙下最后的一名遇难者，而射杀他的东德卫兵英格·亨里厅最终因为杀人罪站在法庭上接受审判。被告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服从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力，罪不在己。法庭则称，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知这些逃亡的人是无辜的却还要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于是，柏林法庭判处开枪射杀平民的守卫英格·亨里奇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如果你只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如果你坚持揭露真相，报道禁区，可能会承担审查、监控、停职甚至失去自由的风险，“媒体姓党”使得你无法行使一个新闻工作者正常的工作权利，但你可以做到“我不能够停止记录，这是我的最基本的态度。”而真实的记录也会给未来保存一份完整的历史，这又何尝不是公民不服从的一部分呢。
中国的民主事业筚路蓝缕，步履维艰，我们付出的代价已经太大，尤其在这万马齐喑的时代，我们必将会面临更严峻的考验，这时候更需要自由战士们守望相助，抛开派系、圈子之争，向着共同的大目标努力，这应该也是刘晓波先生“我没有敌人”的深刻内涵中的一种意思吧。
前路纵然多风雨，有了刘晓波这盏灯塔为我们引路，我们将不会再惧怕黑暗。
2017－11－3
【民主中国】2017.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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