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的《光明日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一篇署名陈其泰的文章《范文澜与毛泽东的学术友谊》，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教授兼博导。文章从1940年范文澜到延安受命担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时谈起，到1966年文革毛泽东保护范文澜免遭陈伯达诬陷为止，所谓二人之“学术友谊”，不过是帝王恩赐般地利用一个文史吏，让他在钦定之下发挥御用的光热，为帝王的意识形态操控提供貌似学术的论证而已。
文中记载，范文澜的史学思想和方法在毛泽东的教育下产生了质的飞跃，他的《中国通史简编》是在延安时奉毛泽东的谕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注下完成的，只用了五个月的时间，期间范文澜经常就如何写的问题专门请教毛泽东，“毛泽东不止一次对他说，写中国历史要夹叙夹议，后来他就是依照毛泽东的意见做的。”毛泽东也经常对写作发出指示，如毛泽东重视范文澜的历史写作，“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
如此写史，自然会得到毛泽东的首肯，称之为“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在延安期间，由于范文澜编写“简史”博得了毛的欢心，他在1941年就升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他又被毛指定负责《中国国文选》的编选工作，这是一本供中共根据地干部学习文化之用的课本。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决定突击完成，指定人选，确定编选原则，甚至入选的一些篇章也是毛泽东指定的，如“《聊斋志异》和《西游记》中的一些篇章。”成书后，毛亲自作序，称之为“一大胜利。”延安整风结束后，范又开始突击编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册，成为中共的标准历史教材，从1946年到1953年共出了9版。
在中共执政前，毛泽东与知识分子之间就是预备帝王与御用文人之间的关系了，所遵循的统治逻辑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延安整风正是这一统治逻辑的预演；1949年做了真帝王后，毛便肆无忌惮地大耍帝王的威风了。范文澜也作为毛在史学界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代理人之一，当上了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他本人和他主持的组织化的史学研究，完全是按照毛的意愿进行的，可谓毛指向哪里范就冲向哪里，虽然在史料整理上有一定的业绩，但就史学的理论研究而言，不过是毛帝王历史观的脚注而已。1956年，范文澜在史学界率先提倡“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完全是尊奉毛的意旨，而反右开始后，他又转而成为“厚今薄古”的提倡者，毛很欣赏范文澜发表于“人民日报”上的《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一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夸奖说“我看了很高兴”。陈教授行文至此，还特意用括号标出“（这时是站起来讲话了）”，以此说明毛对此文的激赏。在毛那里，提倡厚今薄古，说白了，就是一切历史都要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毛本人和毛思想服务。
正因为范文澜成功地扮演为毛帝王演绎历史的御用角色，所以在文革刚开始时，毛才出面阻止了陈伯达对范文澜的整治，使他逃过了一劫。在1966年中共执政庆典的10月1日，范文澜被安排上了天安门，毛还走过来对范说：“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
多么居高临下的傲慢和恩典！这就是中国的帝王对知识分子的所谓“厚待”或“保护”。范文澜主编的最有名的《中国通史》，也是1968年7月20日，毛派人到范的住处传话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于是，心情悒郁的范文澜一下子兴奋起来，为了抢时间完成毛的指示，不愿住院，抱病工作，终于积劳成疾，于1969年7月病逝，未能完成毛帝王的圣旨。
我想写这篇短文的动机，不是来自对毛与知识分子之间关系的兴趣，而是来自对小康时代的一些教授们博导们的失望：在毛对知识分子的残酷整肃和随心所欲的玩弄的史实已经基本公开了的今天，这位陈教授居然还毫无批判地赞美毛与知识分子的友谊，还要加上“学术”二字！综观毛的一生，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完全是功利性的，除了利用就是整肃，何尝有过政治功利之外的“友谊”！
中国的“史圣”司马迁，在因言获罪而被割了屌之后，痛心疾首地反省过自己作为史官在汉武帝眼中的卑微角色：对外不能为君王征战沙场，对内不能为君王排忧解难，记载和整理历史的“太史令”，不过是供君王随意玩弄的“娼优所蓄”而已，何足道哉！司马迁的这种清醒的角色意识，来自“最下腐刑极矣”切肤之痛，准确地勾画出中国文人的御用地位。而中共执政后的知识分子所遭遇的肉体和灵魂“阉割”之惨烈，决不在司马迁所受阉割之下，特别是对灵魂的阉割，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他们对自己角色的觉悟却远没有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的清醒和深刻，直到今天仍然悠然自得地满足于“娼优所蓄”的御用角色。正因为司马迁有了如此清醒的自省，为洗刷被阉割的耻辱而发愤着书，写出千古流传的“无韵之离骚”《史记》，而今天的知识分子在被割了精神生殖器之后，便很难留下可以传之后人的不朽文字。
2001年10月14日于北京家中
【议报】2001.10.20总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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