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持政权稳定和权贵集团的既得利益，乃是六四后中共执政的首要目标，保持经济高增长，申办奥运、世博会和加入WTO，对美国采取现实低调的姿态，收买社会精英，剥离党营经济的不良资产，用改革代价论说服失业者，为户籍制和农村土地制度的延续进行辩护，在农村实行费改税，大力张扬三个代表、村民自治、行政改革和立法司法改革，不间断的全国性严打，严厉打击法轮功和其它异见者，加强言论管制和封锁互联网，作反腐败秀和追究富人偷漏税……所有这一切政府行为，无一不是从维护稳定的所谓大局出发。
最近，中共智囊康晓光发表的《未来3-5年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一文，对此做了赤裸的表白：1、利益分化导致强势精英阶层和弱势底层群体之间的全面对立，两者与现存秩序的关系也完全不同。前者是现存秩序的主要受益者，所以也是维持稳定的主要力量。2、执政集团奉行国家机会主义策略，只要能维持政权稳定和权贵利益，怎么干都行！实在的既得利益代替了空洞的意识形态号召，成为政权凝聚社会精英的主要力量，发财致富的少数人群，不仅是权贵家族，还有各类社会精英。3、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形成了惟利是图的利益共同体，他们垄断着所有的公共权力和稀缺资源，对政治、经济、文化和市民社会等主要公共领域具有绝对的控制能力。而后者是现存秩序的主要受损者，他们曾经有过的比较优势在每一方面皆丧失殆尽，政治上没地位，经济上日益贫困，文化上毫无发言权，更无法组织独立的民间社团，只有在忍无可忍之时做铤而走险的群体反抗。
另一份由智囊胡鞍钢、王绍光和丁元竹执笔的报告《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稳定性问题》，从危机预警的角度为康晓光指出的不稳定因素提供了量化的数据支持，警告中共高层必须正视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的底层因素和社会问题。
康晓光是从正面论证现政权完全有能力维持稳定，胡鞍钢等人是从反面指出威胁稳定的社会危机（两极分化的不断加剧和失业群体的持续扩大，腐败现象的愈演愈烈和基层反抗的日趋严重），这一正一反的进谏之言，无非是向最高当局强调：当下中国，对政权稳定构成最大威胁的，已经不是任何精英群体，而是底层的不满、怨恨和群体反抗。
统治集团收买社会精英
江泽民执政的十三年，统治集团对社会精英实行利益收买，而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在利益上依附于统治集团的局面，在“三个代表”提出之后日益公开化。“三个代表”之所以被御用精英们吹捧为“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就在于它正式宣告了中共政权赖以维持的社会基础的转变──由贫困者或无产者转向富裕者或有产者。当下中国的阶层划分，已经由政治身份转向经济身份，由革命性转向了资本性。工农大众由名誉的主人翁变成被剥离的不良资产和社会边缘群体，由共产革命的主力军变成了独裁政权的主要防范和镇压的对像（如法轮功等各类民间宗教组织和上访请愿示威的农民和失业工人）。而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由被专政被改造的对像变成了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由中共政权的敌人变成政权的主要社会基础。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阶层的两级大分化，但绝非毛泽东时代的绝大多数人民大众和一小撮阶级敌人之间的对立，而是极少数以中共政权为核心的社会精英和绝大多数以工农为主体的底层民众之间的对立。所以，在精英同盟的眼中，农民、失业工人和其它边缘群体构成对秩序稳定的主要威胁。所以十六大期间官方防范的主要对像，除了法轮功和异见者之外，还要加上失业下岗工人、流动性极强的农民工、复员转业军人和离退休老干部。
同时，执政集团及其附庸精英们也非常清楚，尽管利益受损的底层群体都怀有强烈的不满甚至怨恨，但是他们并没有形成有组织的利益共同体，他们对现存秩序的反抗是分散的局部的边缘化的，因而也是容易控制的。特别是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局部反抗爆发之时，除了进行严厉镇压和信息封锁之外，也要适当地施以小恩小惠的安抚和舆论劝诱。换言之，只要中共保持住对权力的垄断，只要精英同盟牢固，只要保持民间社会的一盘散沙的状态，政权的稳定和精英同盟的既得利益就有保障，因为中共政权有能力利用恩威并重的手段，平息任何分散的局部的底层反抗。正如康晓光所言：“高度集权消灭了一切政治对手，并使国内无法产生一个合格的取代者或继任者，……客观上造成了一旦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大陆将出现权力真空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又强化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导致天下大乱的预期。这样就有效地使人们接受既成的政治事实。”而首先接受这一既定政治现实的群体就是所谓社会精英，并由精英们的言论劝诱和行为示范而使全社会接受：中共独裁乃为不可改变的政治现实，因为离开了中共独裁就必然天下大乱。
现在，幕僚型知识精英与其主子的配合已经很熟练了，甚至在表面上就是传统的仁君与忠臣之间的天仙配。主子做出尊重忠臣们进谏的俯身倾顾姿态，哪怕是面对逆耳之谏言，也能泰然处之。幕僚们做出敢于诤言犯上的忠诚姿态，哪怕是指出巨大的阴暗面和危机。一方面，江泽民时代的中共高层提倡干部的年轻化和知识化，善于表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官员虚心向专家请教的统战秀。中央政治局常委们，或几个或全体，经常带头出席专家们的经济和法律等讲座。而每一次这类讲座新闻见诸于媒体，请来的专家讲些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江泽民朱镕基李鹏等人对这种形式的表态，还要辅之以被邀做报告的专家献媚性言谈，大讲能给第三代领导集体讲课何等光荣，在如此谦逊好学的政治家的领导下，中国的前途将多么光明。另一方面，高级智囊的奏折不断地流向社会，成为人们窥测高层动向的重要渠道之一。90年代初，何新的奏折颇为流行，据说，放逐着名异见人士、用生存权的优先地位来应对西方等策略，皆是出自何新的内参。邓小平南巡之后，由太子党潘岳组织知识分子写作的奏折影响最大。流行于精英阶层的奏折，先后有针对六四后的政权稳定的《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几乎同时风行一时的《第三只眼看中国》一书，是“安全战略”奏折的扩充本，也是由潘岳策划而由北师大的王山执笔的），为三个代表进行理论辩护的《政改报告》，如何处理由法轮功引发的民间宗教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应该与时俱进》，换言之，太子党幕后策划而幕僚型知识精英捉笔的奏折，已经成为权贵与知识精英互惠互利的固定模式。
主子与幕僚的天仙配
2002年6月下旬，由朱镕基导演了主子与幕僚之间的天仙配，成为十六大前醒目政治风景。先是由中共主流媒体破天荒地公布了朱老板就经济问题咨询12位经济专家（这些专家们进行学术走穴的市场身价随之大幅上涨），接着是这些专家提出的意见相继见诸于媒体，其中既有辩护又有预警。辩护者如：樊钢等经济学家反驳美国人章家敦的“中国崩溃论”，林毅夫反驳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论”，康晓光等人反驳“不稳定论”；预警者如：吴敬琏和胡鞍钢等人对目前可能爆发的社会危机（腐败、失业、两极分化、金融黑洞等）的严厉警告；最后是中共针对弱势群体可能导致动乱的警告，召开关于失业和社会保障的高规格会议，江泽民第一次就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失业问题发表长篇讲话。
显然，康晓光和胡鞍钢等人的言说本身，就是知识精英依附于政治精英的现身说法。在10月30日，也就是离十六大召开仅有一周之时，胡鞍钢又摇身一变，从危机的预警者变成了光明的预言者，他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高调宣称：“展望中共十六大，中国将提出更加明确的现代化进程：未来十年经济总量翻一番。综合国力方面大大加强。人民生活全面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他还强调：“中国保持社会相对稳定、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再用二十年的时间，将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胡鞍钢最近还提出“中国社会的第二次转型”，即中国在经历了由计划向市场的第一次转型之后，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二次转型阶段，十六大的主题就是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战略部署。如果说，邓小平理论是第一次转型的指导思想，那么，“三个代表”就是第二次转型的指导思想。
显然，只有完全看权势者脸色行事的智囊，才会如此善变的翻云覆雨，其奏折，一会乌云密布而看不到一点阳光，一会又满天艳阳而没有一丝阴霾。这充分说明，在当下中国，实际上没有什么各界精英之间的同盟，而只有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对政治权贵的依附，知识精英的话语完全看政治权贵的脸色而定，精英论证完全服从于最高当局的政治需要，而从来没有发自知识良知的心声。
通俗文化对民众软性同化
与高级幕僚的奏折相配合的，是通俗文化对民众进行软性同化。一系列收视率颇高的帝王戏，对江朱体制的吹捧已经肉麻得无以复加，“奴才该死”和“圣上英明”，成为后现代高科技传媒里的前现代奇观；一系列《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式的市民戏，对知足常乐和为党为国分忧的宣扬已经精致得天衣无缝。最近，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热播的连续剧《省委书记》，除了主题歌高奏的个人崇拜的旋律之外（如，歌词有“跟着他，跟着他，我们什么都不怕”），又提出了着名的“破船论”：现在的中国象一艘濒临沉没的破船，实在容纳不下现有的冗员，要么大家都赖在破船上一起沉没，要么就必须让一部分人下船。尽管中共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但是严峻的现实是，为了拯救这条破船上的全体国人，现在只能留下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精英阶层驾驶并修复破船，而让一部分民众做出下船的牺牲。所以，导致大量失业的改革，正是中共第三代为了免于破船的沉没而做的努力。也就是说，大量的失业现象实为不可避免，是为修好破船必须付出的代价。党和国家向民众保证，决不会忘记为修船付出代价的民众，下船只是暂时的且会得到补偿。一等到这条破船基本修好，党和国家就会把下船的人们重新接到船上来，一起开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航。
真要钦佩御用知识精英的献媚术和灌输术的精到，通过荧屏上的省级官员之口来演绎江核心的“三个代表”，通过主题歌中不断反复的歌词暗示继往开来的领路人江泽民，把官方的“代价论”和“奉献论”形像化为“破船论”，其灌输效应，不仅远胜过十六大前的一系列吹捧江泽民的专题片，更胜过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每天对“三个代表”的刻板宣传：与其大家都挤在破船上等待葬身大海的全体覆没，不如让少数精英们留在船上而让大多数底层民众下船，以保证大船的继续航行。
在这样的天仙配中，中共政权似乎给人以正视危机并想办法解决问题的负责形像，高级幕僚也似乎表现出敢于揭示问题的知识良知。然而，在实际上，这种天仙配姿态，即这些御用幕僚们研究社会稳定及其危机的出发点只有一个，那就是为维持现存秩序的稳定献计献策，而从来没有把为弱势群体谋福利作为自己的职责。即便他们慑于社会危机的严重而建议执政者善待底层民众，把肆无忌惮的掠夺变成有节制的诈取，在根子上也仅仅是为了维护精英同盟的特权和利益，而对解决现实问题全无帮助，对弱势群体更缺少真正的关怀。在他们看来，维持政权稳定乃是最大利益。
好秩序与坏秩序
勿庸置疑，任何国家的发展和繁荣都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但是，稳定秩序的维系，首先要靠制度的良知（包括管理者和精英阶层的良知），其次才是制度的效率。前者是奠定稳定秩序的道义基础，即善待人性的道义正当性，这是秩序得以保持基本公正的前提，也是秩序得以长远稳定和高效的根本保证；后者是秩序的产出效率，即为公众提供创造幸福生活的权利、机会和资源的能力，不仅是社会整体的物质富足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也是个人尊严的确立和精神世界的提升。一种好的秩序，必须是既有良知又有效率，为维持秩序稳定做出贡献的，不仅是垄断着公权力的政府，更是完善的法治和自组织的民间社会。政府对社会稳定的作用，无疑是尽力提供最重要的公共产品──社会公正。因为，只有公正的社会秩序，才能保证民众的权利、财产、安全和自由。而中共政权，根本没有提供社会公正的机制、能力和意愿。
有良知的好秩序和无良知的坏秩序之间，具有制度上的实质区别：前者是法治秩序，而后者是人治秩序。前者是平等对待每个人和确保个人的自由权利，而后者是对不同人的歧视对待和剥夺个人的自由权利。在前者，政府的唯一职能是为公众提供优质的服务，为异见的表达提供通畅的合法途径，为满足民众的正当利益要求而调整公共政策；在后者，政府的主要职能却是为少数特权者提供服务，用强权暴力镇压民间的异见、利益要求和对政府的不满。在前者，民众主要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其幸福也完全靠每个人的自主创造，所以，民众服从法治秩序和自觉维持社会稳定，乃是基于发自内心的对现存秩序的自愿认同；在后者，民众主要为统治者的利益而服务，基本上没有幸福可言，即便是生活的温饱，也要靠统治者的赐予。在前者，反对派的合法存在是好秩序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反对派的秩序绝非良性秩序。反对派作为政治权力的在野竞争者，作为批评和监督政府的组织化民间压力集团，不仅发挥着有效制约政府权力的作用，而且形成有效的政治激励，即便执政者没有更大的作为，而仅仅出于在下次竞选中不被在野党取而代之的目的，也不得不始终保持权力的谦卑；在后者，不允许任何政治反对派的存在，政治权力的运用和交替，没有党派之间的良性的和平的政治竞争，没有全社会的公开参与和选择，也就没有有效的监督、批评和政治激励，而只是独裁集团内部极少数人的分赃游戏，权力运行的首要目的仅仅是为了保住权力本身，是最为狭隘自私的为了权力而权力。在前者，由法治保障的言论自由，允许并鼓励公共辩论，尊重并保护异见者的言论权利，不仅使任何公共政策和法律在“真理越辩越明”的讨论中形成，大大降低公共政策的失误概率，而且有助于社会共识和价值观的形成，使社会具有发自内在认同的巨大凝聚力和多元竞争的活力。在后者，言论权利和所有媒体全部被政府所垄断，公共辩论无从进行，异见者的权利更得不到保障，所有的公共政策和法律皆是少数人黑箱作业的结果，很难避免巨大失误为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无法形成公众自发认同的价值观，社会只有强权下的假意认同，而根本没有来自人心的道德凝聚力。
“一切为了十六大”的权力痉挛
比如，倍受中外舆论关注的十六大是中国又一次权力交替的重头戏。在奉行宪政民主的国家，每一次权力交替都是人民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的最好时机，甚至就是民众政治参与的盛大节日。参加竞选的政客们，非但不能防范人民，反而要想方设法讨好人民，因为人民的手中握有决定政客们成败的最后权利。而在据说是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的中国，每一次最高权力的交替，只是极少数人玩弄独裁权力和阴谋政治的游戏，而毫无权利的人民，不仅无法参与这一游戏，而且要受到进一步的压制，还要被迫充当热心观众而装出鼓掌的姿态。而参加游戏的几个主角，尽管表面上也要讨好公众和制造大好形势的假相，但在骨子里却是对人民的严加防范和充满恐惧。结果，“一切为了十六大”的权力痉挛，令全社会陷于充满恐惧的紧急状态：“一切为十六大让路”的独裁命令，使全社会陷于无所事事的等待之中，而如此扰民害民的社会总动员，居然只为了保证参加权力分赃大会的极少数人的安全感。
所以，民众对人治秩序的服从乃是基于恐惧的被迫。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前者是高效的秩序，因为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其创造力都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挥，而后者是低效的甚至负效的秩序，因为失去了自由，所有人的创造力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总之，好的社会秩序既有道义正当性又有效率，坏的秩序既没有道义正当性也没有效率。
有良知的好秩序也会出现低效时期，即秩序局部失灵导致整个社会的利益受损的时期。但是，这种失灵也正是对秩序良知的的提醒和考验，使其意识到制度弊端而进行改革。一个成熟的良知社会，其执政者和精英阶层，决不会掩饰阴暗面和潜在危机，更不会自信到永远不犯错误的狂妄程度，而是具有敢于正视社会弊端的勇气、自我反思的清醒和不断从错误中学习的谦卑。同时，民众对制度具有内在的信心，宁可忍受暂时的效率低迷和利益受损，也不会为了暂时的高效和既得利益而选择无良知的坏秩序。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初，西方世界在两次世界大战和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出现了大分化，改变自由制度的左倾呼声不断高涨。凡是自由主义传统薄弱的国家，特别是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皆选择的可以带来暂时高效的极权秩序；而那些自由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家特别是英、美两国，依然固守自由制度并通过渐进改良来消除弊端和完善现行制度。自由制度并没有靠压制左派来维持稳定，反而允许公开辩论并汲取反对派的异见，在尊重多元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同时，又维护了对自由秩序的基本社会共识。
同时，西方的自由秩序的局部失灵和左倾趋向也影响了东方，后发赶超型的现代化模式，为了追求高效而大都选择极权秩序，使整个东方付出道义空缺、人权灾难、极端低效和秩序崩溃的超常代价。在苏东共产帝国倒塌之后，虽然转型期出现了严重的效益损失，但是，在整体上，人们仍然基于对自由权利的珍视和对长远利益的信心，而宁可忍受眼下的利益受损。他们宁可在新制度下受穷，也不愿回到旧制度下享福。正如古希腊哲人德莫克利特在两千多年前的选择：宁可在民主国家受穷，也不去专制国家享福，因为自由总比奴役要好。对于经历过共产极权秩序的苏东民众而言，其痛苦的记忆是如此铭心刻骨，以至于，无论现在的新制度多么低效，但它的为政之基是有良知的秩序，经过转型的阵痛之后，未来是美好的。而已经崩溃的旧秩序即便会有暂时的效率，但它是没有良知的坏秩序，不但不能在道义上善待人性，而且在效率上也决不会长远。
无良知的坏秩序也偶尔会出现高效，即为了应对政权危机和拯救即将崩溃的秩序而进行局部改革的时期，比如邓、江时代的中国。但是，因为坏秩序违背了起码的社会公正原则，纵容国家政权与权贵阶层一体化的强盗式资本主义，即便处于高效时期，其主要受益者也绝非公众，而是极少数特权阶层。所以，这种把政权稳定和权贵利益置于首位的秩序，这种只为极少数特权及精英阶层服务的秩序，这种建立在强权掠夺基础上的秩序，这种靠人治规则和黑箱规则运行的秩序，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更要命的是，在无良知秩序中，执政者及其精英集团为了维护其绝对权力，一方面，自信到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狂妄程度，把所有的成绩都归于自己的名下，为所有的失败找到替罪羊；另一方面，恐惧到只靠谎言欺骗、刺刀恫吓和利益收买的虚弱程度。所以，他们惯于掩饰任何黑暗面和潜在危机，即便面对明显的社会危机，不管多么严重，也决不公开承认自己的失误。独裁者在面对社会危机时，一向善于利用制度行贿来收买社会精英，以达到对主要社会领域的控制。他们也长于制造草木皆兵的恐怖，希望把任何异见消灭于萌芽状态。
全新的发展观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提出了有别于传统的狭隘发展观和专业化经济学的全新发展观和自由经济学：狭隘的发展观，仅仅把发展理解为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等的观点。专业化经济学只关注“效用、收入和财富”。而以自由为目标的发展观则是：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与更狭隘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把发展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因为，人的自由之可贵，不仅在于自由本身具有建构性的自足价值，而不必乞求于其它理由（如效率）来支持其价值排序上的优先性，而且具有为发展提供本体的长远动力的工具性价值，即通过发展来扩展个人自由和运用个人自由来促进发展──“不仅改善单个个人的生活，而且使社会安排更为恰当和富有成效。”
目前的中国，中共幕僚所说的精英同盟正在全力维持的稳定秩序和经济发展，正是这种无良知的坏秩序和狭隘的发展观。实际上，不仅是今天，而且从中共执政的第一天起，中共就不代表任何阶级的利益，而仅仅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才追求权力的垄断，这一极权集团曾被吉拉斯称之为“新阶级”。即便在绝对平均主义的毛泽东时代，其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分配，也是靠强制性极权维持的，而且也充满了阶级歧视，对于广大农民和九种人来说，毛泽东时代与地狱无异。而就整个社会来说，在只有政府这个唯一老板的雇佣格局中，所有国人的人身对政权的绝对依附，甚至就是现代的没有名称的准奴隶制度。现在，尽管人身依附有所改变，个人的半吊子自由开始出现，但是中共仍然是最大的老板，仍然垄断着全部的决策权力和主要社会资源，政治局就是董事会，江泽民就是董事长，朱镕基就是职业经理人。中共对稳定的关注只是权力的关注，因为独裁权力就是最大的自身利益。所以，在中共稳定第一的统治战略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只有赤裸裸的权力。权力，既是权贵们利益最大化的最佳手段，也是权贵们追逐的最高目标。
当主流精英阶层已经看清这样的事实，并选择与之勾结和为之辩护时，他们关心日益严重的失业、腐败、两极分化和金融坏账等问题，绝非基于唤醒政府的执政道义和现代政治良知（扩展个人自由），而是基于统治集团的利益和传统政治权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在这里，公众仅仅是夺取权力、巩固权力和维护特权利益的工具，是独裁统治秩序的棋盘上随意予夺的棋子，而非政权的道义之源和首要服务对像。掠夺公众和施以小惠，肆无忌惮和稍有节制，皆来自独裁者的专横权力而非民众授权，其目的皆是为了维护现存秩序而非服务于公众利益。正是在这样的秩序之下，90年代的经济高增长，其效益的分配越来越丧失了道义上的公正性，能够分享这一秩序效率和发展效益的阶层，主要是权贵集团及其附庸者，以至于造成了“赢者通吃”的分配格局。
在这种坏秩序下，政权稳定成为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目标，国家和个人皆奉行机会主义的生存之道，根本没有良知或法治的容身之地，而只有赤裸裸的惟利是图和马基亚维利主义的野蛮残忍，那种不择手段的冷酷和欺骗，变成秩序维护者的崇高责任，因而，机会主义也成为执政者及其幕僚的职业道德。中国式的法制，与其说是立法司法改革，不如说是对真正法治精神的侮辱，是典型的恶法──独裁的权力意志的立法表达和司法实施，完全违背了现代人类文明的法治精神：立法没有主权者（民众或代议制）、司法权力的实施既没有独立性也无法受到监督，更谈不上法律的程序正义，而只有党权背后操纵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其立法的荒谬甚至达到鼓励告密的程度（如《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而在中国的主流精英们看来，这却是中国特色的成功改革，即把政治权力和统治意志的强制意识形态化和赤裸裸暴力化的表达，变成了司法化和行政化的表达。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法制化，实际上是经济掠夺和政治镇压的合法化。无论是反面的六四大屠杀、镇压法轮功、禁止言论自由、剥夺农民、抛弃工人、纵容腐败和歧视私营经济，还是正面的追求经济高增长、安抚弱势群体（比如农村费改税、建立社会保障等）、放异见人士一条生路（流放西方）、有选择地惩办腐败高官、有限制地揭露黑暗面、吸收资本家入党、网络天下才俊、加入WTO、与西方国家保持稳定关系，……皆服从于维持政权稳定这一最高目的，而在这一最高目的背后所隐藏的，则是量化到权贵家族及其精英群体的个人的既得利益。
第四代向何处去
如果说，在邓、胡、赵的改革同盟主政的八十年代，威权之下的稳定还是趋向制度良知的发展型秩序，那么，江泽民主政的九十年代，威权之下的稳定就堕落没有制度良知的保守型秩序。这个坏秩序中最具破坏性的成分就是精英同盟的权益性──我发了大财且安全上岸之后，管他洪水滔天。他们在受惠于这种无良知的稳定秩序的同时，也深知秩序有好坏之分，知道独裁秩序的野蛮无耻及其稳定的脆弱短暂，知道自由秩序的文明道德及其稳定的牢固长远。所以，他们对独裁秩序的认同，也是充分机会主义的，即不是发自内心的长远信仰，而仅仅是基于既得利益的短期行为。他们只是把坏秩序的稳定作为个人发财致富的工具，然后再把受惠于坏秩序的财富转移到西方好秩序之中。他们普遍地怀有最下流的末班车心态，普遍地奉行机会主义犬儒主义的生存之道，在坏秩序还稳定之时，毫无顾忌地掠夺财富，直到掠夺尽最后一块铜板；肆无忌惮地败坏人性，直到瓦解掉最后一道道德防线。一旦社会稳定即将崩溃，这些发了大财的极少数人已经远离了这个坏秩序，在大洋彼岸的好秩序之中，一边安全地享受着从坏秩序掠夺来的钜额财富，一边欣赏着那些无路可逃的绝大多数在危机的总爆发中覆灭，也许他们还会庆幸于自己的精明，发出幸灾乐祸的感叹：终于逃出了世界上最大的地狱，多么令人震惊！
如果中共政权仍然按照现行战略驾驶中国这条破船，如果主流精英仍然言不由衷地为稳定第一的驾驶方式辩护，那么分享着这条破船的权贵们，将在耗尽所剩无几的能源之后，弃船而逃向大洋彼岸，然后看着破船的沉没，看着此岸的巨大废墟和留下来的民众的彻底绝望。事实上，这样的极端自私、无耻和冷酷，并非未来的道德图景，而是当下的道德现实：大陆每年向西方转移的几百亿美圆的资产和权贵家族成员的大量移民，说明了他们早已为沉没之时的弃船而逃做好了准备！
据说，中共十六大所确定的未来发展战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但是，就要接班的中共第四代应该清楚，江泽民留下的遗产中负资产的比例要远远大于正资产。第四代将如何拯救江朱体制移交的这条破船，只能拭目以待。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第四代仍然延续江、朱时代的统治战略，那么很难避免这条破船的最后沉没。
2002年11月5日于北京
【博讯】2002.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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