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个人自由成为最受尊重的价值，宪政民主也就必然成为最受尊重的制度。
──作者手记
推动政改的正反两方面压力
意欲推动一个独裁社会的政治改革，必须具有足够的内外压力，特别是来自民间的足够压力，否则的话，期待独裁者主动放弃权力，无异于痴人说梦。相反，如果国内民间和国际社会施加以足够的压力，再顽固的独裁权力也无法长期阻止政治改革的发生。足以推动独裁政权进行体制改革的压力，分为正反两个方面，反面压力只有在正面压力的作用下，才能化为推动政治改革的动力。
正面压力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国内的压力，包括体制内的改良运动和体制外的民间反对运动，体制内的改良运动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间压力是否足够大、持续时间是否足够长。民间的反对运动，包括政治上的反对派运动和宪政运动，社会上的人权运动（包括言论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免于恐怖的权利、免于不公正对待的权利），经济上的产权改革运动和争取公正再分配的运动，还有少数民族争取自治权利的运动，在某些条件下也包括民族主义运动……（对此，本文将在后面详述）
1，社会结构变化形成的宏观压力──利益再分配、利益分化和价值多元化迫切要求政治权利的再分配
改革20多年，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毛泽东时代的绝对极权体制下的整体国家和一元社会日趋瓦解，代之以民间资源的迅猛成长和多元社会雏形的凸现。1，被长时间压抑的个人自利意识的空前觉醒，逐渐使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法性合理性得到全社会的普遍承认，无论是分化的经济利益还是多元化的文化趣味，最终都要落实到觉醒的个人身上。在政权与个人之间、官与民之间，社会价值抉择的取向明显地趋向于个人和民间，而对官方的认同日趋表面化和违心化，以至于官方也不得不承认个人利益的合理性，不得不接受民间及其个人对现行政权的虚假认同。而个人意识一旦觉醒，整体国家和一元社会的大分化便不可避免。2，代替整体国家的是民间资源的自发成长，特别是经济改革导致了民营经济和民间财富的迅速增长，以至于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国有经济的陪衬发展到取代国有经济而成为支撑整个经济和政府税收的主体，民间财富的规模和质量也已经达到足以影响政府决策的程度，同时带动了其他资源流出国家的掌控而成为民间资源。3，代替一元社会的是实际利益和价值观念的大分化，形成了与一元政治结构相抗衡的多元结构。整体的国家利益分化为不同利益集团（权贵集团、经济精英集团、知识精英集团、白领中产集团、城镇平民集团和广大农民集团），不同集团的利益最后量化为家族及个人利益；统一的政权意识形态日趋萎缩和失效，而民间价值观念分化为多元，使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控制漏洞百出，尽管大众文化还要受到官方主旋律的管制和利用，还不得不迎合官方主旋律，但是民间的价值趣味越来越远离官方主旋律则是不争的事实。4、改革以来逐步扩展的分权让利，一方面，使地方具有了一定的自主权，促成了纵向的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分化，中央对地方统治效力也随之逐层递减，上有政策而下有对策的中央－地方关系，已经成为现实中的常态。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利益，不仅有了某种对中央的独立性，而且在利益上甚至达到地方与中央相对立的程度。另一方面，中央政策向发达地区的倾斜，使各地方之间的发展水平产生了巨大差异，导致了横向的地方利益的分化，少数发达地区和大多数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落后地区对中央政策的不满逐渐将强，各自为政的地方保护主义格局已经形成。加之少数民族自治意识的普遍觉醒，更使大一统的中央权威难以为续。总之，整体国家分化为个人与国家、利益集团与国家利益、价值多元化与政权意识形态一元化、地方权利与中央权力……之间的争利斗争和讨价还价，其现状便是个人、集团、多元和地方合围中央政权的社会格局。尽管从地方权力和民间社会的角度讲，在政治结构和组织资源上仍然维持着一元化的中央权威，使这种合围还没有形成组织化整合，仍然处在各自为政的分散状态，但是其迅猛的发展趋势必然在不远的将来达到组织化整合。
具体到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三大子系统，经济上的利益大分化和文化上的价值多元化，推动着整个社会多元化，然而，唯独在政治上仍然固守着僵硬的一元化。于是，社会结构出现了日益加深的裂痕，由个人自利意识及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所驱动的社会多元化的自发发展，与政治结构及权力的一元化之间形成了日益尖锐的冲突，社会多元化正在通过由边缘到中心的渐进蚕食，以滴水穿石之功逐步扩展着民间资源而压缩着政治一元化的有效覆盖范围。除非中共政权重新回归毛泽东时代的一元社会，否则的话，社会多元化的自发力量必将要求改变一元的政治结构，而且随着多元化程度的提高，民间自发的政改要求也将越来越迫切和有力。
经济上的利益大分化的迫切要求：1，当整体性国家利益分化为集团利益并最终量化为个人利益之时，要求私有产权保护入宪就成了民间保护自身利益的首要诉求，其政治效应将为宪政民主、有限政府和人权保护提供最基础的制度依托。2，改革过程就是利益再分配和利益大分化的过程，一方面，利益分化和各类利益集团的形成，已经成为被全社会（从官方到民间）普遍接受的现实；另一方面，独裁制度下的市场化和私有化，又使再分配导致的利益分化在道义上和程序上缺少起码的公正，日益悬殊的贫富两级分化也是无法否定的现实。财产再分配上的极端不公正激发出强烈的社会不满，对社会公正的要求日趋强烈，以至于弱势群体要求社会公正的自发运动愈演愈烈。当利益再分配无法做到被社会大多数成员认可的起码公正之时，经济增长再快和财富总量增长再多，改革的成果也无法合法化。社会公正问题绝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必然关乎现行政治体制。中国当下的再分配极端不公的深层原因显然在政治体制之中，所以要求财富分配的公正就必然要求政治改革。如果当局不能尽快满足大多数人对社会公正的迫切要求，底层民众的革命造反很可能将是中国未来的图景。
文化上的价值多元化与政治一元化、特别是政权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形成了日益尖锐的冲突，这种冲突在世纪之交的最典型案例就是当局与法轮功之间的镇压和反镇压。这一由民间自发价值观与官方钦定价值观之间的跨世纪之战，形成了六四之后民间信仰反抗官方意识形态垄断权的最惊心动魄的斗争。法轮功信徒坚守信仰的顽强直接转化为对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政治诉求，而江泽民政权几乎动用了全部专政机器和舆论机器，造成了令世界瞠目结舌的人权灾难。当局对法轮功的大规模镇压，似乎在表面上取得了平息的效果，但是以法轮功的国际化程度和信徒们捍卫信仰的坚韧性而言，官方的打压政策实际上已经失败。正如当局镇压八九运动的效应一样，表面上的胜利导致的是实质上的失败──政权合法性的瓦解。
改革开放以来，官方在文化思想领域的控制和打压，主要是针对知识界的“自由化思潮”、西方的“和平演变”和大学生的自发运动，而对民间的气功及信仰一直采取放纵甚至鼓励的态度，特别是六四之后，一方面反自由化反和平演变成为政权的着力点，另一方面以煽动民族主义来重建意识形态合法性，于是，打着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类气功组织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实际上，对于稳定第一的官方策略来说，这类组织的社会功能是利大于弊，根本不足以引起政权如此惊惧的强硬反映。正是由于政治结构的一元化及其垄断意识形态的僵化惰性、加之江泽民个人的错误判断，才把本来有利于官方稳定策略的法轮功硬是推向了敌对的位置。法轮功运动对官方打压的反抗就上升为反抗人权迫害的政治运动。也就是说，价值观的多元化要求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等公民权利，而要建立一个保障此类自由的制度，就必须要改变现行的一元化政治结构，改变政权对文化价值和道德标准进行垄断控制的制度惰性。可以说，法轮功运动的反抗和中共政权的镇压之间的冲突，再次把政治一元化不适于价值多元化的醒目弊端凸现在世人面前。所以，在价值多元化的日益发展的压力下，中国政治的一元化结构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
也就是说，个人利益一旦成为人们行为的主要内驱力，利益分化和价值多元化一旦达到社会化的程度，而且二者作为当下现实被全社会所承认，宪政民主化的民间资源就已经具备，政治改革的社会条件就已经成熟。如果说，在20世纪八十年代，国人要求的自由民主大都还停留在抽象的理念层面上，那么，在21世纪之初，国人要求自由民主及政治权利，已经与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利益诉求密切相关。现在中国社会，个人自利意识的普遍觉醒，早已使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得到普遍承认；利益再分配所导致的利益分化和思想启蒙所导致的价值多元化，也已经达到了足以推动政治制度进行相应改革的程度：即为了求得个人财产的安全及增值，为了利益再分配的公正和机会的平等（哪怕只是相对的公正），为了保证个人的信仰、思想、言论和兴趣不受强制侵犯，就迫切需要对极端不平等的政治权利进行再分配──以个人自由、权利平等和社会公正为目标的权利再分配──而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诸种权利的再分配又只能通过政治改革来完成。更重要的是，人们已经认识到：没有政治权利的保障，分散的个人便无以抗衡强大衙门及其官员和执法者的任意强制，个人无法获得追求自身利益的平等机会，个人无法拥有公开表达自己的信仰、思想和趣味的言论自由，个人财产也无法得到安全保障，个人权益受到政府侵害时也很难讨还公道。所以，无论是为了保证财产的安全和增值，还是为了争取自身发展的机会；无论是为了争取人权，还是受害者为了讨还公道；无论是为了再分配的社会公正，还是为了民众的长远利益……除了极少数权贵家族之外，其他的阶层，无论是改革的受益者还是受损者，都将为了切身权益而要求应得的政治权利。
现在，大陆的有钱人非常清楚，首先，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不受到强制侵犯；其次，需要降低投资赚钱的制度成本，个人财产的增值需要平等的市场环境；再次，要求政府的税收制度和财政收支的公正化、透明化、法治化，要求与纳税的义务对等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否决权；最后，也会要求政治上的直接发言或在政治上寻找利益代言人，起码要求成立民间自治组织的权利，甚至一些资本家还会热衷于弃商从政。而这一切利益攸关的迫切需要皆指向相应政治权利的取得。
改革的受损阶层就更需要政治权利来争取应得的利益，因为他们先天的弱势，使之在利益再分配中受到了最不公正的对待，而争取公正待遇的最佳办法，与其通过乞求自上而下恩赐的几片面包，远不如自下而上地争取到政治权利。首先，他们要求对多年的义务奉献提供合理的补偿；其次，要求自身诉求的合法化、组织化和群体化的表达，即组织自治而独立的农会和工会的权利，拥有进行罢工、集会、示威、请愿的自由；再次，要求与政府和资方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权利，要求在人大政协等议会性机构中增加自身利益的代表；最后，要求选举领导人和议会代表的权利。
知识阶层是社会良知的守护者和知识产品的生产者及传播者，在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靠技术创新的现代社会，知识分子还是生产力的精华部分。知识分子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创造力和履行其社会责任的前提，必须有相应的政治权利来保障：1，在经济上不依赖于政府这个唯一雇主，使其知识资源通过市场来定价，通过自由交易来换取最大化的经济利益，从而保证他们的经济独立；2，要求对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制度化保障，使其能够具有不媚权不媚钱不媚大众趣味的独立性，既能独立地为社会提供有用的知识，又能独立地发挥社会批判和舆论监督的良知功能。由于知识群体天生就有思想活跃和敏于时事的特点，这一群体对政治改革的要求就尤为迫切而强烈，而价值趣味多元化的现实已经为争取以上权利提供了丰厚的民间条件。
最后，从整个社会不同阶层的公共利益和民众的长远利益着眼，对独裁特权造成的普遍腐败的憎恨和对两极分化的不满，又迫切需要对政治权力的滥用进行有效的限制和监督，要求建立能够高效地提供最大公共产品──社会公正──的有限政府，而政治权力的分立化和公民政治权利的分散化，则是在制度上建立有限政府的关键。
值得注意的是，十六大前后，民间自发上书中共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突然升高，192名异见人士的联名上书，六四难属群体给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对此公开信表示支持的部分自由知识分子的联名公开信，一些党员上书要求启动党内民主改革，特别是，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等省市十所大学的50名教授，广东、江苏、福建、安徽等省市社科院的学者以及四川省政协的250名委员，也上书中央要求启动政治改革。12月8日，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知名法学专家徐显明教授在接受中新社采访时，明确提出修宪的要求，他所列举的应该尽快入宪的十项公民权利，起码有七项直接牵涉到政治体制的改革，如财产权、知情权、隐私权、经济自由权、迁徙自由权、平等权、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在六四后的中国，这种自发动员的规模是极为罕见的，充分表现了民间要求政治改革的广泛性和迫切性。
2、来自国际正义力量的外来压力
中国20多年的改革进程一直伴随着来自国际社会的外力推动，主要是来自国际上由发达国家构成的主流社会的压力。国内改革的每一重大发展都与国际推动的强化息息相关。特别是六四大屠杀之后，没有主流国际社会强硬干预和巨大压力，中国在1992年后启动第二次改革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但起码也会在时间上有所推迟，在力度上有所减弱。现在，随着中国加入WTO、赢得奥运会和世博会的举办权，使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必将发生由量的积累到质的突破的转变。
外来的正面压力主要表现为：1，世界大势的示范作用及其道义压力。在冷战结束和人权高于主权的新规则开始普及的21世纪，自由化民主化的潮流日益普及和不可阻挡的大势，在道义上，既是对独裁社会下的广大民众的感召和激励，也对独裁者形成强大的道义压力，使之时刻感到其政权在国际上的道义劣势。2，来自实力对比的威慑压力。自由民主世界在与独裁威权世界之间的实力对比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也会形成对独裁者们的强大威慑。当今世界仅存的少数独裁政权已经无力与自由世界相抗衡，在实力对比极为悬殊的现实面前，即便基于自保的目的，独裁者们也要对自由世界的压力做出权宜性的政策调整。3，来自各类国际组织的道义压力。首先是来自联合国的压力，《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两个国际性的人权公约，起码在道义上宣告了独裁专制政权的不合法性，凡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中的独裁国家，都会受到由最权威的国际组织所昭示普世正义原则的压力。其次是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压力，例如欧盟的压力，甚至也包括北约的实力优势的威慑。再次是来自各类非政府的人权组织的压力，如国际大赦、人权观察、保护记者协会、民主国际等，还有以诺贝尔和平奖为代表的各类国际人权奖。4，最有效的压力来自自由世界的主权国家，特别是世界超强美国的压力。冷战结束之后，对独裁国家的人权外交，已经成为各自由国家的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一方面，自由国家直接针对独裁政府提出道义批评、经济制裁、甚至武力威慑，敦促和要求其停止政治迫害、改善人权、健全法治和实行政治改革。可以说，六四后的十三年，中国人权状况的现有水平，中共政权承诺签署保障人权的联合国两公约，释放著名的政治犯，与欧盟和美国展开人权对话。对违反人权的司法体制进行局部改革……主要是主流国家特别是美国持续保持压力的结果。另一方面，自由国家还通过支持国内的和流亡国外的民间反对派运动，对独裁政权施加压力。5、和平演变策略的压力。自由国家意欲改变独裁制度的主要策略，是通过围堵和交往的双重途径推动其和平演变。保持交往是实效最显著的途径，既符合自由国家的利益，更有利于整个世界的自由化民主化。通过经贸交易、文化交流、人权对话等软性方式，对独裁国家进行渗透式同化式的和平演变，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的最大外来动力，特别是在国内动力不足的情况下。
要想使外来压力更为有效，国内民间压力就必须保持连续的扩大和上升。
3，中共政权面临的反面压力
十六大之后，境外媒体对新一届中共领导层的执政环境的评论，大多着眼于中国社会的负面危机，如腐败、失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三农问题、国有资产流失、金融黑洞、股市黑幕、道德败坏、人权状况和自然生态的双重恶化、以及江泽民的垂帘听政……等等。的确，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造成了显在的和潜在的危机的持续积累，僵化的一党独裁体制形成了中国社会良性发展的瓶颈，民间自发的分散资源受到这一瓶颈的严重限制，无法整合为组织化推进政改的动力。
然而，危机之严重，既可以成为当权者惧怕改革的心理包袱，也为政治改革提供了反面压力，正因为政改的严重滞后造成了严重的危机，才需要用启动政改来化解危机。中国的一党独裁体制早已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再会玩弄权术的独裁集团也无法将政治改革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换言之，虽然不能对中共党内出现蒋经国式或戈尔巴乔夫式的魄力领袖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历史发展已经提供了这样的机遇则是不争的事实：江泽民式的停滞，为胡锦涛提供了打破僵局的机会，正如勃列日涅夫式的停滞，为戈尔巴乔夫提供了机会一样。即便胡锦涛等人抓不住大好的历史机遇，中国走向宪政民主化的渐进政改也决不会停滞，只是这一过程需要的时间可能长一些，付出代价可能大一些。
在根本上，独裁政权无法建立道义合法性，也就无法摆脱制度本身不断制造的反面压力（各种危机），其秩序只能建立在危机型统治之上，即社会一直处在危机四伏的状态之中，相应地，政权也总是在惊恐之中实施准紧急状态的防范，不断制造的新敌人和越积累越多的敏感日子，导致了频繁的严打、数不清的整肃禁令和消灭于萌芽状态之中的残暴，使专政机器肆意地滥用执法权，也使之在过于频发的危机中陷于穷于应对和疲于奔命之中。于是，形成了危机和应付危机之间的恶性循环，谎言、恐怖和收买也就成了危机型独裁统治的特有品质。谎言制造虚假的繁荣稳定是为了掩盖危机，恐怖制造社会紧张是为了压制由危机引起的不满、异见和反抗，收买是为了换取精英阶层为危机型统治进行辩护。
由于政治制度的不合理而制造和积累的各类社会危机，一旦达到威胁到独裁政权的稳定乃至存废的程度，也就到了非进行某种改革不可，否则便无法缓解危机和维持稳定的程度之时。于是，危机所构成的反面压力，逼迫独裁政权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而进行局部的改革。这种改革，一方面会起到延续独裁秩序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会起到削弱现政权的传统合法性和统治效力的作用，释放出民间追求自身权益的力量，使过去被政权全部垄断地的资源和权利逐渐流向民间。但是，这类局部改革，通常在统治性质上所引起的变化，只是由个人极权变成了寡头威权，其一党独裁的性质无法得到根本改变。
没有全面社会危机造成的反面压力，统治集团内部也就不可能产生为缓解危机的改革动力；没有民间的权益诉求运动形成的正面压力，党内改革派也很难获得足够的民意支持而战胜保守派。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民间与政权之间的关系，形成了民间－政权－民间的递进循环：当危机严重时，民间自下而上的改革诉求和制度创新的试验，就会部分地被政权所接受，政权再借助于民意支持而发动全国性的自上而下的局部改革，接着是民间由被动接受放权让利的恩赐逐渐地向主动争取自身权益转变，自上而下的改革将受到越来越大的自下而上的更进一步改革诉求的压力（如以八九运动为代表的一系列民间自发运动，就是由自上而下的局部改革所激发出的民间力量的大爆发）。但是，政权对民间改革诉求的容忍度有一条自私而僵化的利益底线，即决不允许对中共的独裁权力构成挑战。所以，中共政权为了自身的独裁权力及其既得利益，拒绝宪政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使制造社会危机的根源难以得到制度上的清除，造成新旧危机的持续积累，中共也只能做出权宜性的暂缓危机的局部调整。
通过镇压八九运动和20多年跛足改革的摸石头过河，中共总结出一套应付危机和保持稳定的惯用策略：一，政绩上一定要保持住经济高增长。二，政策上向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倾斜。三，利益分配上向各界精英倾斜，只有在民怨沸腾时才对弱势群体施以小恩小惠。四，社会权利上放松对分散个人的控制，使私域的自由有所扩大，也是民众对公共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的关注降低。五，政治上严格控制公共领域和制造民间组织的真空，对分散的民间反抗实施秘密镇压和严格的言论管制。六，国际关系上的现实低调，尽量减少与主流国家的冲突，用出卖经贸利益换取政治利益。
如此稳定策略得以实施的最大本钱，无疑是屡试不爽的放权让利。在此意义上，无论是主动化解还是被动应对，改革开放的进程，就是中共政权为应付危机而玩弄收放权与利的过程。中共忽而放权让利，忽而又收权争利，这种一放一收的权力痉挛，放收收放的循环往复，已经成为后极权时代的中共政权应付危机的杀手锏。而地方政权、民间资本和西方政府，也已经基本适应了中共政权的翻云覆雨，自发地演变出一套有效的应对策略。也就是说，自上而下的每一次放权让利之后的收权争利，中共政权都要付出更高的成本，也都无法取得预想的效果（比如朱镕基在粮食流通体制上的集权政策），使一部分权与利流出中共的掌控，变成民间资本、国际资本和半吊子个人自由。收放交替策略造成的现实结果是：一方面，中共政权可以有效掌控的资源不断萎缩，统治效力不断减弱，官员的政治忠诚和责任感也随之锐减，百姓的向心力日渐消失。政权也就只能求得表面上的效忠，而无力要求人们发自内心的拥戴；只能依靠利诱来收买下级、精英和百姓的服从，而无力改变各自“心怀鬼胎”的局面。另一方面，民间的资本及权利继续自发成长，社会对政权的离心力不断加大，通过或直接或巧妙的抗争，越来越敢于尝试主动争取权益。
尽管这种放权让利的最大受益者是权贵阶层，尽管民间财富还处在没有法治保障的灰色之中，尽管民间权利的成长主要局限于非政治领域，尽管个人自由的扩展还主要局限在私人领域，尽管民间社会的成长仍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尽管主动争取权益的行为大都是分散的打擦边球式的，尽管政权的权力恐惧及痉挛还会造成严重的人权灾难，还将不时地严重扭曲市场化私有化的进程，严重地腐蚀人性和败坏公德，进而一再延缓政治改革的开始，但是，覆水难收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每一次放权让利后流出政权掌控的部分，对于独裁体制的基础都将是不同程度的瓦解，所谓挖墙脚式的滴水穿石之功日渐明显。除非中共政权再发动一次毛泽东式经济文革，否则的话，中国民间社会的自发成长已经难以控制。而回归毛泽东时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不要说发了大财的权贵们决不会答应，就是刚刚有了温饱的民众也不会答应──除非现行的强盗式和裙带式相混合的权贵资本主义继续毫无节制瓜分社会财富，继续无视日益紧迫的社会公正问题。
但是，必须指出，独裁制度下的社会危机所形成的反面压力，必须在有足够的正面压力的作用下，才会转化为推动政治制度转型的良性动力。如果没有足够的正面压力，反面压力所推动的改革，大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机会主义的权宜性改革，无法从根本上铲除危机之源，无法改变独裁制度的危机型统治方式，也就无法为长治久安提供制度保障。
中国目前的基本国情，表面上看，是反面压力过大而正面压力不足，实际上未必如此，即便在中共十六大期间所表现出的草木皆兵式的权力惊惧之中，也能够看到独裁制度及其寡头们的虚弱，看到正反两种压力所起的巨大作用，中国政改的最大希望在民间。而这，正是所有追求自由民主的中国人应该对未来抱有乐观态度的理由。但是，这并不是说正面压力已经足够，恰恰相反，六四之后，尽管民间的正面压力没有消失且还在自发生长，但是组织化压力则始终处于低迷状态，正义感、同情心和责任感的急遽萎缩，造成了莫谈国事的麻木症。所以，如何尽快提升正面压力的力度，如何整合分散的各类正面压力，如何激发民间的道义良知，以便使中国尽快超越跛足改革而启动渐进的政治改革，乃是关系到国人未来福祗的关键。
总之，现在的中国，社会潜在危机的巨大反面压力和民间社会迅猛扩张、民心所向的强烈诉求与国际局势的大势所趋、主流国家的外来压力，已经形成了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强大合力。在此意义上，启动政治改革的现实条件已经足够充分，甚至可以用“水到渠成”或“瓜熟蒂落”来形容。面对如此有利于政改的现实条件，如果中共高层还不启动还政于民的政改，反而继续靠剥夺民众的政治权利和高压、谎言加收买的策略来维持独裁制度，那么，在没有社会公正和社会公德的制度环境下，即便少数人富得流油了，即便民众有了温饱了，但是，得不到政治权利的各阶层仍然无法免于恐惧，而恐惧下机会主义的盛行只能把国人逼成邪恶之徒：资本家被逼成奸商，知识分子被逼成掮客，下层民众被逼成暴民，政府官员被逼成贪官，而一个由奸商、掮客、暴民和贪官构成的社会，怎么可能善待人性、保障人权和培育良知？怎么可能有效地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怎么可能维持长久的发展和稳定？
中国需要启动政治改革的紧迫性就在于：如此龌龊而可怕的社会图景，绝非未来的远景，而是当下的现实，再不政改，也许就将丧失和平转型的最后机会。这种丧失将使社会所有阶层的利益受损，也包括最高权力层及其权贵家族。正如卢梭所言：“最强大者永远无法强大到为所欲为的地步，除非他把自己的实力转化为公正，把服从规则作为自己的责任。”言外之意，如果不把强权转化为民众急需的社会公正，不把服从法治规则作为执政者的天职，强权的坍塌就是必然的，或自行腐烂或被民众推翻，弄不好还要让整个社会陪葬。
2002年12月10日于北京家中
【北京之春】2003年1月号-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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