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抗炎刚有成效，上海首富周正毅案接踵而来，成为海内外媒体关注的舆论热点之一。无论此案最终的结果如何，就目前媒体披露的案情而言，起码暴露了金融腐败背后的多重制度弊端：
1，制度性原罪与跛足改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十六大后，在“三个代表”为私营老板们张目的同时，私营富豪反而陷于了屡被整肃的窘境之中。继刘晓庆、杨斌、仰融之后，又一位私营富豪落马，再次凸现了跛足改革所形成的经商环境是何等恶劣，所造成的私人资本积累的原罪何等的普遍！在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恶劣环境中，制度成本之高昂，使私营业主不得不面临着诱惑和风险的双重困境：一方面，是通过攀权附贵而一夜暴富的巨大诱惑，那一双双握满巨额钞票的手，也必然握着同等的巨额原罪；另一方面，贫富差距所导致的民众不满日趋强烈，统治者为了政权的稳定，就必然要通过“反腐秀”来缓解公正饥渴。同时，高层各巨头为了在权争中占有优势和钳制、清除政治对手，也必然要利用反腐败这一“杀手锏”。从陈希同案到成克杰、朱小华、赖昌兴等腐败大案，无不与高层权争密切相关。外界关于周正毅案的评论，焦点之一也是胡温体制与“上海帮”之间的龌龊。可以说，“把柄政治”已经成为权争阴谋的组成部分。于是，暴富者就要承担被作为腐败典型和权争替罪羊的高风险，被置于随时可能人财两空的境地。
2，如此巨大的风险之下，腐败现象之所以愈演愈烈，富豪们之所以仍然铤而走险，就因为现行制度在根本上是保护甚至纵容腐败行为的，整体而言，腐败的收益要远远超过腐败的风险，被作为反腐秀开刀的富豪，毕竟还是极少数。只要靠山过硬，再肆无忌惮的腐败分子，仍然可以既财源滚滚又逍遥法外。而在这背后，是中国的独裁制度特有的人治秩序、特权阶层和普遍歧视。在人治秩序之下，特权阶层的法律豁免权和制度本身的歧视性对待，二者都明显地表现在反腐败之中。首先，是权力背景所导致的差别对待，那些沾满原罪的资本之手是否被戴上手铐，全视其背后的权力靠山是否强大，特别是其家族背景是否深厚，越接近权力核心的腐败就越受到特殊保护，甚至已经激起众怒的腐败行为也无法得到追究。
比如，即便被骗民众连续数年坚持抗议示威，也奈何不得涉嫌集资欺诈的李鹏之子李小鹏；赖昌兴走私案涉及到的高官贾庆林，不但安然无恙，反而连连高升，先是官至政治局委员，接着又成为中共九巨头之一。
其次，中共体制对国营与私营的差别性待遇，特别表现在融资、税收等方面。这不仅导致私营企业的融资困难，不得不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融资（非法集资和违规贷款），而且，同样的违规违法的融资，在国营企业就不是犯罪，至多是企业法人因经营不善而被免职；而在私营企业就是金融犯罪，不但要交付巨额罚款，还要接受司法审判，进监狱已经是网开一面了。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金融坏账，大都是政府对国企的优惠融资造成的，但是很少见到有国企法人被控以金融犯罪。再如，国企的偷漏税也相当普遍，但是被作为反面典型示众的却是女明星刘晓庆。
3，目前中国面临着巨大金融隐患，金融系统和上市公司的作假比比皆是，银行坏账（40%）和国家的隐形债务（1.2万亿美元），全靠找不到其他投资渠道的百姓存款来支撑。于是，恶劣的经济环境和弊端丛生的金融系统，合力造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另类“损不足而奉有余”：一方面，是有权有势的富豪们从银行获得巨额贷款，并把由此生出的巨额黑金向境外大量转移（每年几百亿美元）；另一方面，是无权无势的百姓只能把养家糊口的微薄积蓄存入国家银行，世界第一的中国人口也造就了世界罕见的高储蓄率（现在已经接近11万亿）。这一进一出的资金流动所造成的潜在金融危机，最终皆要由无权无势的平民储户承担。政权及其权贵们就是在用透支百姓未来的方式，来维持高增长的政绩和膨胀家族的腰包。
4，更重要的是，这些深层弊端在政权的压制之下，得不到及时的遏制和改革，而只能造成弊端的持续积累，越积累越难以有效地消化，也就等于无限期地把防止经济灾难的责任推卸给未来。而这种推卸责任之所以能够通行无阻，其一是执政党的自私和短视，为了当下政绩而肆意透支民众的未来；其次是没有独立的舆论监督和司法约束，使弊端得不到及时的揭露和有效的矫正；其三是国人的普遍麻木，无法形成足以令政权动真格的民间压力。在此意义上讲，中共政权及其权贵是幸运的，因为中国百姓忍辱负重的能力、对权力的驯顺和正义感的淡薄，实在举世罕见，所以才使作恶无数的独裁制度得以长寿，甚至成就了世界上最长寿的独裁制度。
然而，即便中国人的忍耐力远远超出其他民族，可以一再延缓危机的爆发，社会承受弊端的能力也不可能是无限的。总有一天，始终处于超负荷运转的社会承受力达到极限，金融支付链条的突然断裂，必然引发出忍无可忍的揭竿而起，甚至局部危机的突然爆发也可能引发中国经济的大地震。事实上，中国社会数千年的恶性治乱循环，早已无数次地提供了这样的教训。
2003年6月12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2003.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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