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以来，中共最爱炫耀的政绩是经济高增长，却尽量回避愈演愈烈的分配不公。分配不公的重灾区之一就是教育，国家对教育的财政投入的减少和教育产业化政策，学校与教师的惟利是图，家长们望子成龙的欲望和富贵攀比的心理，等等，一方面使稀缺的教育资源愈发昂贵，与国情脱离的教育消费节节攀升，不要说远远高于农村的人均收入的增长水平，即便是中心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也大大落后于学费的增长；另一方面，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不断扩大，也日益加重的教育消费和教育腐败。
我的朋友刘某夫妇，一对望子成龙的小康父母，在白领住宅区有150平米的房子，出门有私家车代步，自然也要把独生子送进所谓的“贵族学校”。刘某夫妇介绍：仅走进小学校门就付费6万元，还向我强调说，在北京，这个价钱只是中等水平，类似景山小学那样的名校，“择校费”起码要10万元以上。更令我吃惊的是，那个年仅7岁孩子，在入学一个星期之后，居然不让送他上学的父亲把车开进校门，而要求父亲把车停在离校门百米远的地方，自己走进学校。孩子的理由是：他爹开的是低档次的“富康”，与其他家长开的高级轿车相比太寒酸，让他在同学中抬不起头。
“现在的孩子，自尊心太强。”刘某夫妇最后评论道。
“就是父母犯贱！”我回答说。
也就是说，即便同为富家子弟，在“贵族小学”里也要根据“坐骑”档次的高低而分化为不同阶层。据刘某夫妇的孩子告知：该校的小学生以轿车的档次分伙，分为坐高档轿车上学的伙伴和坐中低档轿车上学的伙伴，前者的人数远远低于后者，但前者在学校的地位却尊贵有加，从校长到班主任都对这些孩子施以超常爱心，甚至纵容他们为所欲为。而其他的孩子，尽管也都交足了赞助费和学费，但其待遇却低人一等。
也就是说，不仅是择校攀比，同一学校也搞“班级攀比”，比如，有的学校以赞助费多寡划线，专门成立“贵族班”和“普通班”，交钱多的进贵族班，否则只能进普通班。这样的教育，使孩子从小就陷于“等级意识”的泥潭之中。
一、名目繁多的教育乱收费
朋友送子上学的故事，不仅让我想到自己亲眼见到的边缘地区的教育凋敝，而且引发了我的好奇心，于是上网查找关于中小学教育收费资料。真是不得了，仅7月份一个月的此类报道就有41条，90%以上涉及的教育乱收费，既有关于乱收费和教育腐败的案例报道，也有中共有关部门对乱收费的整顿。
2003年9月2日，《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文章对教育乱收费现象进行整体报道。该文指出：教育乱收费与医疗、公安系统的行业腐败问题一起，被中纪委列为三大纠风重点。仅官方教育部提供的数据显示，从全国的情况看，乱收费情况已经很普遍，一些重点学校每年收的赞助费超过千万也不稀奇。尽管经过了2002年的全国性大清查，但是在2003年的清查中，仅仅截至7月底，今年全国共发现教育乱收费问题2566个，清理取消违规收费项目361项，1095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国家改革和发展委员会公布了全国2002年价格举报的六大热点，在药品及医疗服务、房地产价格、物业乱收费、节假日交通运价和旅游价格纠纷、农村电价乱收费以及一些行政执法部门的乱收费等问题中，教育乱收费问题已经连续三年在投诉热点中排在第一位，在立案的各类价格违法案件中，教育乱收费的比重已经接近30%。7月31日的《江苏晨报》披露，“中小学教育”竟然成了江苏省“十大暴利行业”之一。在经济发达的广州，择校费可高达15-18万元。在经济不甚发达的南昌，家长们说：入学捐款四五万元不过是“毛毛雨”，捐上10万元、20万元的也大有人在。为了让孩子上个好学校，光花钱疏通关系也要1-3万元。在贫困地区的河南省，省会郑州市的择校费也要2-3万元。
对企业和农民的乱收费的屡禁不止，早已众所周知。教育乱收费的引人注目始于90年代中后期，中共教育部从1993年就开始整顿教育乱收费，但是，正像其他领域的反腐败越反越烈一样，乱收费也是越整顿越严重，如今已经变成了教育领域的顽症。仅从媒体披露资料看，教育乱收费的名目之多高达上百项，最常见的就有：赞助费、转学费、择校费、捐赠费、“基金费”、摊派费、调剂费、报名费、治安费、危改费、录取费、资料费、订购费、调班费、分科费、补课费、补考费、辅导费、服装费、试卷费、微机费、建档费、军训费、毕业费、校费、体检费、报刊费、住宿管理费等等；最近5年来，仅经教育部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查出的中小学各种违规收费高达15亿元！2002年，教育部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查处乱收费案件3万余件，违规收费4.2亿元，有4600余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和刑事惩罚。
事实上，教育部公布的数字远远反映不了教育乱收费现状，如果按照各地区披露的有限统计数字，教育部的数字甚至仅仅是冰上一角，如果汇总各地的乱收费报道，得出的数字将更为惊人。比如，2002年，仅仅北京市的海淀、西城、东城三区中小学的“择校费”一项，每年就超过10亿元（人民网2003年7月14日报道：中小学择校费 这钱花得冤不冤），即便是北京农村中小学四个月乱收费金额，也高达八千万元（中新社北京十月三十日电）；郑州市这样欠发达地区的“择校费”也要6亿元，在大检查中，仅五所中学的乱收费金额就高达3000万元（见中央电视台9月10日播出“东方时空。时空连线”栏目）。江苏省审计厅会同12个省辖市审计机关对46所省属高校收费情况进行专项审计调查，结果令人咋舌：46所高校一年违规收费金额达2.63亿元。再看媒体披露的各地方2002年查处违法违规金额：湖北1000多万、新疆3200多万、贵州1379.95万、江西1495万，江苏1647万元、上海7240万、河南3000多万、湖南2000多万……仅八个省市就2亿多元（剩下23个省市没有具体数字），已经占教育部2002年数字的50%左右。据某知名教育专家推测，2002年全国共有9.88万所中学和45.69万所小学，其中至少2%为省市级重点学校，最保守的估计，每所重点中、小学年收择校费分别为500万和200万元，如此计算，光择校费一项，全国一年就超过270亿元，这当中大部分是属于乱收费。据一些教育专家的保守测算，十年来教育乱收费总额超过2000亿元。
2003年以来，为了缓解民众对教育乱收费的不满，凸现胡温新体制的亲民路线，中共高层下大气力整治教育乱收费，教育部等七部委进行全国大检查，并严令各地方政府：治理乱收费要由省级一把手亲自督战，分管领导深入第一线直接负责落实；各地政府也先后出台了“七项措施”、“八条禁令”、“十不准”之类；教育部长周济强调：学校乱收费，校长要撤职。但是，这种行政命令下的运动式整治，根本无法遏制教育乱收费。原因在于：
1）上有政策而下有对策的应对策略，已经成为下对上博弈的常态，致使高层决策的效力层层递减，任何整治运动大都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风头一过，变本加厉。
2）政府部门制定的教育政策本身就为乱收费预留了从容回旋的空间，教育产业化政策成为教育乱收费的制度源头。也就是说，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收费，如果没有超出政府规定的界限，在当下中国就是合法的。所以，教育部专门规定了合法收费的“三限措施”（限分数、限人数、限钱数），其中最主要的“限钱数”一项，各地政府可以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而制定收费标准。所以，在整治教育乱收费的运动中，各地政府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规定中小学教育收费上限：比如，北京市和江苏省规定择校生收费不许超三万元，南京市规定赞助费上限1.5万元，宁波重点中学的择校费不得超过2万元。
3）教育乱收费又政出多门，有地方政府的、有其他相关部门的、也有学校自身的。2002年全国查处的各种违规收费中，地方政府行为占34.61%，学校自身行为占49.74%，社会有关部门向学校乱摊派和搭车收费占15.65%。如此混乱的收费项目和收费部门，也增加了整肃教育乱收费的难度。为了逃避大检查，收费者想出许多高招：“学校不收而单位收”、“教育部门不收而行政部门收”、“校级不收而班级收”。比如，有的农村的教育乱收费，让农民把钱交到村委会，然后才能根据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带孩子入学。广东佛山市南海区沙头镇甚至以“家长委员会”名义收取赞助费。还有的学校强迫学生买保险。
4）中国人有“望子成龙”、“光宗耀祖”的传统，而光宗耀祖的第一捷径就是“状元及第”。家长们大都表示：“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失业家庭的家长甚至说：“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再穷也尽量要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随着教育市场化的无规范发展和金钱至上观念的普遍化，在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水涨船高的同时，孩子们的“小皇帝”心态和富贵攀比意识也极端膨胀，都使稀缺的教育资源的市价节节攀升。
国家的教育投资严重不足，只能放手教育产业化，于是，上有政策保护、下有利益驱动、中间又有拥挤的买单者，教育乱收费如何能够遏制？
二、贪婪吸血的教育蛀虫
一个小学班主任，发给每个同学一张印刷精美的纸，那是他儿子准备结婚的请帖，孩子们回家把请贴交给父母。于是，这位老师的儿子举行婚礼那天，许多家长都出席了，每人送上一个红包。而由于疏忽或由于气愤没有去道贺的家长，也许不知道自己的孩子以后在学校要受到这位班主任怎样的对待。
一个县教育局长，抓住春节的机会，走访下属和某些教师的家庭，以示俯身倾顾的亲民姿态，但他在挨家挨户拜年时却领着小孙子，这也是中国的传统美德，起码是人之常情，被光顾的家庭自然心领神会。从初一到初五的拜年下来，小孙子收到的压岁钱高达12万。
一个县的政府，居然下达红头文件，指令由财政统发工资的教师一律“捐款”用于改扩建村乡公路，县工资统发中心统一代扣了5月份工资的30%，持续时间达三年之久，涉及教师近万人。
班主任无权无势、县官有权有势、县政府更是发号施令的衙门，然而，三者的敛财智慧，只有程度上的不同，却实质相通，皆是利用手中的职权进行勒索。在当下中国，攀权附贵是人人都在努力完成的必修课，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可以利用的权力资源尽量开掘到极限，不论职权范围多么狭小，都要在这一亩三分地上精耕细作，并且尽可能地扩大地盘，区别只在于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所以，在那些令人瞩目的权贵腐败案例之下，是极为广阔而丰厚的孳生腐败的人性沦丧，中国的新旧专制传统就是根植于这样的人性沦丧的土壤之中。
实质上，教育乱收费是部门利益、小集团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集合，终极驱动是个人利益，乱收费中的很大一部分以回扣、贿赂、奖金、补贴、私分等私下交易的方式，流入个人的腰包，特别是喂肥了那些教育蛀虫。2003年的教育系统大检查，截至7月底，全国共组织6600多个检查组，发现和解决问题2566件，大幅超过去年同期水平，根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超过20个省市共有130多个中小学负责人被撤职。下面是大陆媒体在2003年1-8月披露的教育腐败部分案例：
中新四川网1月24日消息：校长挪用40万公款赌博／1700名学生无钱买书。
中新新疆网1月24日消息：新疆27名中小学校长因乱收费被免职，同时被处理的还有4名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
《新快报》2003年4月19日报道如下教育腐败案：原广东省高教厅成教处副处长周之行受贿56万元、贪污162万元；原广东省高教厅成教处副处长甘百青、副处级调研员沈旷、原秘书叶秀云贪污91.5万元；原广东省高教厅后勤办主任陈冰锋、副主任张锡源、何启新等6人贪污受贿370万元；广东省社科院研究生院主任杨绍练、研究生院学位办主任李颢、办公室主任张成娟贪污54万元；广州开发区教育局原局长樊振波受贿近20万元；广州开发区教育局原副局长李某受贿10万元。
中新社北京2003年5月26日电：原中国地质大学财务处处长侯英全挪用公款900万，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中青在线》2003年6月25日报道：河北省省级贫困县县教育局长，仅任职一年就积累了个人存款100多万元，收受礼品折合人民币60多万元。
《新快报》2003年7月1日报道：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昨公布四宗教育腐败案，私人收受贿赂总金额40多万元。
中新社2003年7月2日报道：成都理工大学原副校长、原四川商专党委副书记李城明、学生处处长彭义斌共同贪污学生“点招费”被捕。
中新社8月3日报道安徽蚌埠一民办中学变相吸收存款逾亿，用于教师福利和校领导挥霍，该校校长因此而被捕。
新华社石家庄8月23日电：石家庄市第22中学校长韩凤娈在任期间，该校擅自设立收费标准、收费开白条、收费不记账，“小金库”私存金额累计达718万元。这笔巨款由韩凤娈签字批准，用于各种奖金、补贴、通讯费、交通费、招待费等，并多次提取小金库资金在校领导中私分。
教育腐败，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利用孩子对家长进行敲诈，而且已经发展到对教师的敲骨吸髓，比如，新华网2003年6月17日报道：陕西一县各乡镇中小学的80多名教师两年没领薪，2001年以来陆续分配到该县作中小学教师的大中专毕业生700多人，至今也没拿到一分钱工资，一位任教43年老教师临死也未得欠款。
中国教育腐败的惊人程度，可以用希望小学被抵押来验证。《北京青年报》2001年10月24日报道：山西省国家级贫困县保德县东关镇铁匠铺村的“福和希望小学”，竟然作为欠债还钱的被抵押。因为27万捐款中的20万已经不知去向，付不出建校舍的施工费。
现在，中国教育的最普遍的腐败，不是假文凭、不是官而优则学、不是个人贪污，而是优质教育资源的极度匮乏和体制弊端的不断恶化相结合，所导致的愈演愈烈的名校腐败。
“名校”是教育领域的稀缺资源，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争相花钱为孩子买“名校”的牌子，在“择校风”愈演愈烈的带动下，名校收费的水涨船高也就成为必然。正因为涉及到孩子们的前途，家长们大把掏钱给名校所造成的“名校腐败”，往往被社会所忽略，正如贪官们送子女留洋，往往会降低人们对腐败者的愤怒一样。在某种程度上，与行政腐败、司法腐败相比，教育腐败似乎还没有受到社会的重视。
稀缺资源的市场大、行情好，名校的择校费就是持续看涨。在广州市，“赞助费”、“择校费”的“行价”一般是，省一级小学的起价就是3万元，省一级初中起价5万元，最有名的学校就要10万以上。北京的“名校”择校费行情又高于广州，市级重点小学的赞助费起价5万元，而且还要找到对路的关系才能交钱入学。
名校腐败的另一黑洞更是深不可测，有权有钱的家长们的巨额赞助费，大多是“公费赞助”。有权者的赞助费自然有大款为之买单，国企老总们以企业支持教育的名义，向名校拨出大笔公款，权贵们的子女也就毫不费力地进入名校就读。有的大款干脆与名校签订私下契约：我给你赞助若干，你给我入学名额若干。
现在，大陆的反腐题材电视剧，经常有这样的情节设计：某高官走出权钱交易的第一步，行贿者打动权力的第一招，就是大款为官员的子女去西方接受良好教育买单。最近，央视一套播出的《公安局长》一剧中，那位副局长就是为了女儿在加拿大留学，接受了黑社会老大的资助，逐步成为了黑社会的保护伞。
三、九年制义务教育乃空头支票
众所周知，义务教育乃为公共产品，旨在实现教育公平和提高全民素质，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中共掌权之后，一项引以自傲的政绩就是九年制义务教育。但90年代以来，在教育产业化的口号之下，不仅是高等教育费用成倍增长，就连法律规定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也变成了“暴利行业”，使那些贫困家庭越来越难以承受。教育乱收费之所以泛滥成灾，有历史形成的校际之间的差距的原因，有政策性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是教育资源占有上的实际不公平，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两级分化日益严重，城市中的大面积择校现象，造成城市生源的两极分化；不同地区的贫富差异，造成教育资源的地区性不平等加剧；城乡之间在教育资源占有上的差别，用天壤之别来概括，一点也不夸张。
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学杂费呈高速上涨之势，特别是中小学费用迅速上涨更为惊人。以1993年为基数，从1993年-2003年十年间，中学生每学期学杂费已经上涨了8倍，平均每年上涨13.97%，不仅大大超过七上八下的经济增长率，更是大大超过同期居民生活费用价格年均上升4.6%的水平。而中小学学费之所以飞速上涨，就在于国家财政投入的严重不足。就连上幼儿园，3岁的孩子一年的花费要3万元。有人算过一笔账，一个中产家庭，供养一个孩子到中学毕业，按照中等标准支付教育费用，最少也要50多万元：3年幼儿园至少10万，6年小学至少20万，3年中学至少20万。如此昂贵的教育费用，有多少工薪家庭能负担起？（见人民网2003年7月4日报道：从幼儿园到高中，北京的教育消费清单）
近年来，一方面，军费开支的连年大幅度提高，公开数字是每年增长17%，黑箱运作的预算外开支远远高于公开的预算，国际上的估计为年增长25%左右。另一方面，社会上呼吁增加教育经费的声音从来没有停止过，差不多每年的“两会”，教育投资太少都会成为议论的话题之一，而且连年提案不断。但是，大陆的教育经费就是少得可怜，官方统计每年都增加10%左右，最高达16%，但是实质上要打很大的折扣。另一个宏观数字，中国的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在2.5%左右，远低于世界3.6%的平均水平，连一些欠发达国家都不如。中国教育投入欠账起码在1200多亿元左右。
按中共自己的法律规定，教育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而据《21世纪经济报道》介绍：目前，中央财政承担全国教育投入的9%，省级财政承担13%，合计只有22%，而国家投入9%中的大部分进入国家直属大学，省级财政的13%中的大部分也进入省属大学和部分重点中学，剩下的绝大部分投入要靠下级政府，其实就是靠收费来维持。比如，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省，去年全省中小学生平均公用经费分别为789.18元和523.92元，其中预算内经费只有229.6元和128.32元，所占比例都不足30%，其余的70%全部靠预算外经费，也就是乱收费。
近几年，大陆的军费开支大幅度提高，使军人的工资可以普遍增长25%，而教师的工资，特别是广大农村教师的工资，增加了多少呢？在国家规定取消民办教师之后，农村教师的收入是否增加了呢？笔者曾经去过贵州、河北、甘肃，在贵州和甘肃，去农村的路上，校舍的破烂让人不忍目睹，最多的宣传标语，一是关于计划生育，二是关于失学孩子。有些地方的标语甚至是：家长不让孩子上学是违法行为。我见过一个有五个孩子的农家，只有一个男孩上学，其余四个孩子全辍学在家，原因是交不起学费。在河北，我去的村子里有一所华侨捐助的“希望小学”，校舍不错，两排红砖房，崭新而宽敞，但是有一半是闲置的，原因是没有学生。与校长一聊才知道，他们这个教学区共有三所小学，十五个教师，其中只有三个是国家编制的公办教师，从乡财政领工资，其他十二位全部是民办教师，而且已经拖欠民办教师工资三年了，平均每人拖欠六千元。我问道：不是取消民办教师了吗？他回答说：根本不可能，上面根本没有钱养活那么多公办教师。民办教师的工资只能靠收学费，但收学费是造成生源不足的主要原因。这里的孩子一般只上完小学，中学基本不上了，原因也是学费太高，供一个中学生每年至少要1500元左右。这个教育情况比较好的村子里尚且如此，其他村子可想而知了。
现在，九年制义务教育已经名存实亡。引起各界高度关注的芳林村小学校的爆炸惨剧，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学校为了创收把课堂变成烟花爆竹厂。长期以来，在我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经费总投入中，义务教育阶段所占比例过低，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占总投入的比例始终低于60%，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占总投入比重就更低，近年来还不足30%。而且，在农村义务教育总投入中，政府财政拨款所占比例也不高。尽管近年来，由于对教育的财政转移支付向农村义务教育倾斜，但最高也只达到64.9%，还有相当部分的经费是通过农村教育附加费、教育集资、学杂费等非政府渠道来筹集的。
滦平县安纯沟门中心校小白旗学校校长张世平说，他在教育战线工作20多年，从没见过发经费什么的，学校维持运转就靠杂费。现在，学校欠债约10多万元。湖北省蕲春全县国办中小学“普九”达标负债达8600万元，校均超过百万元，加上各村筹资建的村办小学，全县教育负债超过1.5亿元。（新华社2003年4月16日报道“长城另一边：孩子读不起／老师教不起”）
教育投入如此之少，但权贵们为了自己的风光和享受，却可以一掷千金，中共执政50周年庆典，江泽民大笔一挥就花掉1000多亿元，等于当年国家小学教育总预算的两倍；朱镕基金口玉牙，访问德国的一句话，就花掉上百亿建磁悬浮，也差不多是农村小学的总预算；中国的公款吃喝每年花掉人民币三千至四千亿元，约是每年国家小学教育总预算的六至七倍。自1990年以来，因官员腐败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超过一万亿元。
面对如此之低的国家投入、如此之高的中小学教育收费，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居然最近还在教师节发表讲话，盛赞义务教育的伟大成就！
四、教育上的贫富差别
在中国，贫困地区的农村孩子，或辍学在家，或走几十里山路去学校，住校一周的全部食物，只是自带的小半碗大米、一点辣椒酱和几片白菜叶。而沿海城市或中心大城市中的孩子们，有书读、有电脑游戏玩、有麦当劳午餐、有生日聚会和丰厚的节日礼物、甚至有手机、有私家车接送……他们不但幸运地摆脱了贫困，而且普遍成为“小皇帝”，即便城里的贫困家庭的父母们，也决不会让独生子女遭受物质困顿之苦。
为了缩小教育资源占有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中共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从2002年秋季开学起，全国所有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都应实行“一费制”。小学学生每年160元、初中学生每年260元，浮动范围不超过20%。除必须由学校统一订购的课本费外，学校不得代收其他任何费用；不得组织学生购买任何形式的教辅参考资料；不准以“建校费”、“教育基金”偿还“普九”达标欠款以及弥补教育经费不足等各种名目向学生乱收费。
但是，在贫富两级分化日益扩大的宏观环境下，教育领域的贫富差异也随之日益凸现，教育费用的迅猛增长、乱收费的全国性泛滥、国家教育投资的相对减少、教育蛀虫的贪污腐败，等等，富家子弟享受着奢华的教育，而贫家子弟却苦于无钱读书。仅就媒体所曝光的冰山一角而言，其案例已经足够触目惊心。
2003年7月，陕西省榆林市的19岁的景艳梅终于考上了大学，这本该是全家的大喜事，“望子成龙”的父母更应该高兴。然而，贫困却让大喜事变成了大悲剧，景艳梅父亲景统仕因拿不出至少上万元的学费而对女儿满怀愧疚，终于在难以承受的压力之下而自杀身亡。
甘肃省山丹县的17岁苏天将，以443分的优异成绩考取兰州医学院，却因家贫缴不起3200元的大学学费，在与父亲激烈争吵后，感到前途无望而上吊自尽。苏父是矿工，母亲没工作，全家只靠父亲一人的工资。
2003年8月，四川简阳市安象镇节约村一位18岁的女孩考上了大学，但是家里拿不出供她上学的学费。在父母无力凑足学费的情况下，女孩居然为了筹措学费而愿意以身相许，还没有迈进大学门槛的18女孩，就要先献出自己的肉体。
此类惨剧只是极端两极分化的冰山一角。
读大学难，读中小学、上幼儿园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上幼儿园，仅学杂费一项，平均水平是每年七八千元，高的达到了一万七八千元。许多家长惊呼道：“上幼儿园比上大学还贵！”有的幼儿园还为了多收费而自设门坎，比如南方网2003年7月8日报道：江津幼儿教育被垄断没有“离园证”不能升小学。柏林镇中心幼儿园提高收费，家长们就想把自己的孩子转到收费较低的幼儿园。该镇有关部门突然贴出一张通告规定：凡镇里3至6周岁的儿童，必须在中心幼儿园接受2至3年教育，获得由镇教办发放的“离园证”后方可进入小学学习，否则，政府将不承认其学习行为，并将追收一定的学习教育费。
从宏观差异的角度看，义务教育财政资源的分布极为不均。中央和省市级政府的教育投入过少，义务教育财政责任主要由县、乡、村的基层负担，地区之间的发展、财力的差距日益扩大，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足，使得中国地区之间义务教育财政资源的不均等达到惊人程度，就连相对均衡都无法做到。有媒体比较了1998年各省（市、区）生均教育资源的占有情况：全国小学生人均预算内经费378元，而将这样的经费量化到地区，就出现严重失衡。比如，最高的上海为1957元，最低的河南为202元。比较到县一级，这个差距更大。经费的差别造成教学条件的巨大差距，也必然使入学率产生巨大地区差距。如北京、上海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达到40%左右，而贵州初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只有52%.
一面是富豪子弟的教育高消费，另一面是平民家庭为孩子上学而发愁，特别是义务教育所覆盖的农村学生为1.23亿，因无钱而大量失学。河北农村的孩子因交不起上小学的每年400元学费而辍学，贵州初中人均预算内经费只有城镇为560元、农村301元，而中心城市教育高消费却从幼儿园就开始了，纷纷办起被称为“金色摇篮”的豪华幼儿园，3岁的孩子一年的花费31400元（伙食按10个月算），三年下来就是9万多，还有押金3万。除幼儿园的费用之外，家长还给孩子报一、两个兴趣班，比如，幼儿学钢琴在大城市中非常普及，买钢琴要近万元，学钢琴的费用每次的市价是200元，每周一次，一年以50周计，又是1万元。仅此一项，不考虑物价上涨因素，3年就是3万元左右。（见人民网2003年7月4日：“从幼儿园到高中，北京的教育消费清单”）
同时，据我对身边熟人的了解，现在的家长起码还要为孩子报个体育类学习项目，诸如游泳班、旱冰班之类，也要一笔不小的开销。正如有人总结的那样：一等家庭花巨款送孩子留洋，二等家庭的孩子读国内名校，三等家庭的孩子读普通学校，四等家庭孩子进不了任何学校。
五、富贵攀比中的孩子们
昂贵的择校费也并非总能为孩子买来好的教育。一位姓夏的家长对记者说：“我为孩子花了4万元赞助费，却得不到老师对孩子的爱护。因为孩子资质差一点，老师经常对孩子冷嘲热讽，影射他只是家里有钱，却头脑空空。这种现象在其他交赞助费的孩子身上也有。我们家长本来想用赞助费换来老师对孩子特别关注，可是学校却把我们当成摇钱树，孩子学习不好，就用孩子基础差来打发家长。更有的老师说，反正有钱，赶紧把孩子送到国外去，不要占用高考名额。”一位姓吴的家长对记者说，为了孩子上学，他把买车的钱都押进去。他说：“为孩子上学花钱，我愿意。但是孩子能不能成才，‘赞助费’不是保证，如果不能‘保证’，学校凭什么收这么多。如果我能证明，老师没有认真负责地对待孩子，学校就应该退我的赞助费。不能这样一句‘捐了’就算了。”
古人曰：衣食足而知礼仪。而现在的中国大陆，大城市里高速发展的经济和小康水平的生活，并没有推动社会精神品质的提升，由愈演愈烈的官场腐败所带动的成人道德世界的迅速荒芜化，使孩子们的生长环境日益粗俗化甚至野蛮化：孩子们进学校，面对的是僵化陈旧刻板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过于沉重的学习负担，老师们缺少爱和责任的严厉；孩子们回到家，面对的是家长们的过于溺爱的宠纵和望子成龙的压迫；孩子们在社会中，更是难以抵御物欲横流的腐败和不择手段的下流，就连学校也唯钱是从，有的小学以家庭富裕的程度和所交学费的多少为标准来划大、小班，小班孩子享受着现代化教学设施、宽敞明亮的教学楼和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大班孩子只能有低矮平房、破旧设施和刻板单调的教学。小班孩子谈起大班孩子时鄙夷地说：“他们穷、脏，不跟他们玩。”同样是幼小的身心，却可以作这样的精神摧残与被摧残！
城里孩子的衣食无忧，造就的却是精神贫困或富裕的疾病。这种精神贫困，最鲜明地表现在近些年流行于城市中小学里的新歌谣中。正如中国社会的黑暗和老百姓的心态，在流行于成年人之中的各类民谣得到凸现一样，孩子们对现行教育的不满也通过新歌谣得到宣泄。既有自娱和无奈，又有不满和反抗，寻开心中混合着一针见血的讽刺、揭露和批判。
反抗性歌谣数量最大：“现在老师武艺高，个个都会扔‘飞镖’（粉笔），教学更是有法宝，不是作业就是考。班级纪律真是妙，不能说话不能笑，学生胆敢大声叫，立刻就把家长找。”
“找点儿空闲，找点时间，独自在家，把电视看看。带着倦容，带着心烦，打开书柜，把小说翻翻。屏幕上出现了，拳击柔道，书中出现了，华山论剑，考试的烦恼，向泰森说说，作业的事情，向金庸谈谈……”
“常上网看看，上网看看，心中的烦恼，找金庸说说，青春的快乐，找琼瑶谈谈。”
“床前明月光，学生睡得香，一觉睡起来，铃声响叮当。”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作业都快堆成山，堆成山。”
但令人忧虑的是，许多新歌谣的内容则是大众文化中长生不衰的流行主题的儿童化表达：色情、金钱和暴力。
色情歌谣：“一天晚上，两个流氓，……捂住嘴巴……扒光衣裳……十分满意。”这是在公共汽车上，两个看上去只有八、九岁的小男孩一边唱着一边大笑，引得满车人侧耳瞠目。
“秋天到了，小鸟恋爱了，蚂蚁同居了，苍蝇怀孕了，蚊子流产了，蝴蝶离婚了，毛毛虫改嫁了，青蛙也生孩子了，年轻的你还在等什么呢？”这是一位母亲在孩子的精美日记本中发现的。母亲非常震惊，问儿子：“你在等什么呢？”儿子说：“我也不知道在等什么，这是同学给我的，我就抄下玩了……”
“……放学不回家，约了小姐泡酒吧……”
“床前明月光，床下鞋两双……”
“一年级小偷，二年级贼，三年级的男生……，四年级的女生……，五年级的情书满天飞，六年级……”
“你要和我装，我让你受伤；你要和我玩，我让你有小孩”……
暴力歌谣：“太阳当头照，骷髅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炸药包。我去炸学校，老师不知道，一拉弦，赶快跑，轰隆一声学校炸没了。”这是一位当律师的父亲听到读小学二年级的儿子佳佳唱出的歌谣，父亲着实被吓了一跳。
权钱歌谣：“手持千万现钞，富比比尔盖茨，买下豪宅名车，还雇一群保镖。”
“日照香炉生紫烟，李白来到烤鸭店。口水流下三千尺，一摸口袋没有钱。”
“学习苦、学习累、学习还得交学费，不如混个黑社会，有吃有喝有地位……”
读小学六年级的石戈告诉记者，同学们每天下了课就传一种顺口溜，这样的顺口溜多得很呢，他们隔几天就换一个新的。陕西师大附中的一位女学生表示，平时学校的生活太单调乏味，唱一唱觉得挺刺激，而且能看出谁编的水平高，回家后经常在一起交流各自学校的“经典顺口溜”。由于新歌谣成为中小学生的时尚，有些孩子居然想靠做出好的歌谣拉选票。有一个姓高的小学生为了连任大队长，成为该校新歌谣的始作俑者。他把李白的名诗改为：“朝辞白帝彩云间，李白坐在马桶间……”。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显得很不情愿，记者再三保证不告诉老师，他才放心地道出了心中的秘密：前一阵学校大队改选，候选人们为拉选票，有的请同学吃东西，有的请同学玩。他认为这些方法像在行贿且太老套了。他想到现在学校十分流行改编歌谣，能最先传播新歌谣的人会赢得同学们的青睐，所以他就自己改编诗歌，定期向聚在一起的男同学发表自己的最新“作品”，常常引得同学们哈哈大笑。
现在，大陆的奸商针对孩子们对金钱的贪婪，自行印制了号称“儿童钞票”的大额玩具钞票，上面印有“中国儿童银行”的字样，面值从10元到1000万元，而10元、20元、100元钞票的图案，完全仿造人民币。在云南，一个男孩花5角钱买了500万，并给一位陈姓女老师打电话，声称想用这500万买她班上的一个女生。在四川，《天府早报》记者报道了成都某小学门口的亲历：三个刚买了几袋“儿童钞票”的男孩一起畅想未来，计划着怎样“消费”，其中个子最矮的男孩叉着腰说：“我要买辆宝马给保姆，免得她每天给我买零食都那么慢。”“你也太没追求了吧，”高个子男生反驳道，“要是我就买名车、豪宅，过得比比尔。盖茨还好”第三个男生更是出语惊人：“你们的想法都没创意，我要用钱买下邻班老欺负我的郑强（化名），让他给我当奴隶。”这些话，听得记者目瞪口呆。
如果说，贫困地区的农村孩子主要受的是物质极端匮乏的摧残，那么，富裕地区的城市孩子主要受的就是精神日益荒芜的摧残。相对于前者的物资贫困而言，物资富裕所导致的后者的精神疾病就更为可怕。
2003年9月13日于北京家中
【博讯】2003.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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