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外开放的持续深化，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信息一体化，特别是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互联网既是观念启蒙的载体，又是民间议政的平台，二者之间的同步发展，形成了相互激荡的良性互惠，使中共独裁的信息封锁之效力大不如前。民间参与的热情借助于网络技术的无远弗界和快捷迅速，为民间力量的聚积和扩张提供了难以有效封锁的平台。在某种意义上，获取信息和表达民意的便捷，已经使互联网代替了其他传媒，成为公共信息的主要提供者、凝聚民意的集散地和民间舆论的主要表达空间，并对其他传媒形成了迫其开放的巨大压力，能否跟上互联网中的民意脚步，已经成为验证大陆的报刊和电视的开明度的重要指标。
在民意对“宝马案”和“刘涌案”的质疑及其作用中，正是互联网提供的方便，才使我们得以看到六四之后罕见的景观：强大的民意压力，不仅标志着民间对司法公正的自觉追求，也直接推动着司法公开化的进程，而公开化正是司法走向独立的第一步。
首先，从民间的角度讲，民意对中共司法公开地表现出如此强烈而广泛的质疑和愤怒，这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是极为罕见的。它说明了：一方面，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导致了对社会公正的自觉追求，借助于互联网提供的表达空间，也借助于现政权的亲民路线提供的弹性空间，通过关注人权个案的方式来伸张民权和寻求公正。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的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正的双重奇缺，导致了民间日益强烈的权利饥渴和公正饥渴，饥渴推动着自发的舆论参与，所以，对刘涌案和宝马案的民间关注，与对其他人权个案的关注相互呼应，使对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正的强烈诉求成为民间维权的焦点。
其次，从官方的角度讲，中共高层和地方当局对“宝马案”做出如此反应，再联系到此前胡温体制对孙志刚案的处理、释放刘荻和孙大午等人，这在中共执政史上亦极为罕见。这说明了：胡温所奉行的亲民路线确实与江泽民路线有所区别，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迫不得已，起码对网络民意发出的强大声音有所回应。也就是说，高调强调亲民的胡温体制，如果不流于口惠而实不至的表面文章，而成为胡温体制的标志性政治品牌，官方就必须表现出某种诚意，而唯有对强大的民意压力做出某种正面回应，才会让民众看到其亲民的诚意，使初登权力大宝的胡温得到民意的支持。
正是强大的民意压力，才迫使黑龙江官方陆续出面澄清：先是几位省级政要公开表示与撞人者毫无牵连，之后是黑龙江省委常委会议对案件进行研究，中纪委也专门听取关于此案的汇报，公安部也把此案列为重点。现在，黑龙江官方已经决定对此案进行重新审理，哈尔滨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于1月10日公开表示：“请相信，我们会尽快给人民群众、新闻媒体一个负责任的答复。”另据黑龙江《生活报》15日报道，黑龙江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杜宇新就“宝马案”发表讲话说：“社会各方面对这一案件的关注，反映出广大人民群众对人权保障的追求、对公平正义的期盼和对廉政建设的关注，这是人民群众民主意识和监督意识普遍增强的反映，有利于促进我们的工作。”云云。
网络民意通过对两起刑事案件的关注，在推动司法的公开化和透明化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标志着民权意识的逐步觉醒和舆论监督的初见成效，更表现了民众开始挺直腰身：我们不再是权利乞丐，而具有自身价值和独立尊严的群体，我们要以实际行动要求社会公正，捍卫和争取自己的权利。
反过来，如果没有网络舆论的强烈而广泛的关注，中共高层和地方政权不可能出面做出以上的澄清和表态。推而广之，没有来自民间的不断强化的压力，不仅胡温现行的亲民路线难以落实，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制度改革难以获得真正的内在动力。所以，对于这样的网络民意，犹恐不及的，决不应该是警惕和指责，而应该是尽力为其壮大与合法化提供支持。
2004年1月19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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