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极权时代的最大特征是：一方面，统治者在合法性危机中还要拼命维持独裁，但其统治效力日益下降；另一方面，民间不再认同独裁制度，一个自发扩张的民间社会逐渐凸现，尽管还无力马上改变现存制度，但社会在经济上和价值上的日益多元化，正在以滴水穿石之功不断地蚕食著僵硬的政治一元化。
具体到精神层面，后极权的中国进入了“犬儒化”时代：没有信仰、言行背离、心口不一。人们（包括高官和党员）不再相信官方主旋律，以利益效忠代替了信念忠诚，私下里的骂娘、抱怨、调侃“伟光正”及其高官，已经成为民间的“饭局娱乐专案”，但在公开场合，既得利益的诱惑和要挟，使绝大多数人仍要用“人民日报”的腔调来歌功颂德，而且，这类公开献媚的脱口而出，就像私下骂娘时的口齿伶俐一样，似乎已经成为国人的习惯性反应。
体制内精英的人格分裂
在体制内走红的中青年精英的身上，普遍表现出一种“地下工作者现象”：在公开场合照本宣科，决不会放过任何仕途腾达的机会，但在私人饭局上则完全是另一套语言，他们会说：“虽然我在朝，你在野，其实我们的内心想法是一致的，只不过方式不同，你在外部呐喊，我在内部瓦解……”云云。他们会为你讲一些所谓的内幕消息和分析政局走向，介绍最高决策层的每个人各自的特点，哪个人最有希望成为大陆的蒋经国，甚至会说出让你惊叹的和平演变策略……等等。他们认为，和平演变成功的最大动力，来自他们这些“身在曹营心在汉”体制内开明派，而且官当的越大、伪装的越像、潜伏的越深，将来里应外合的成功率就越高。他们最为一致的说辞是：体制内有想法的人很多，这些人做的事，对于政治改革的意义远远大于体制外的反对派。每次和他们聊天，就觉得他们似乎个个都有戈巴契夫的远大抱负、忍辱负重的韧性和足够的政治智慧。也许是小时候看革命电影太多，中毒太深，以至于我常常把他们想象成打入敌人内部的足智多谋的地下工作者。
这类现象远远不限于官员，在新闻界、教育界、文化界、经济界……比比皆是。六四后下海、发了财的熟人，总会隔一段时间请你光顾丰盛的饭局，每一次饭局都会狂侃天下大事且信誓旦旦地表示：下海挣钱决不是为了发财本身，而是为了将来干大事。他们列举了种种下海的社会意义：1，直接参与市场化和私有化的进程，为将来的政治民主化提供最基础的经济制度依托；2，为一些落难的朋友提供帮助，为将来体制外反对派重返政坛积累经济资源。他们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干革命没钱不行，越是为了将来的成功，现在就越要挣大钱，打下丰厚的经济基础。3、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有钱人干的革命，肯定是代价最小的革命，因为商场教会了他们精确的成本和收益的计算，决不会干那种成本高昂而收益甚微的革命。有钱人参政，鼓动暴力革命的概率最小，推动渐进和平演变的可能性最大。
所以，对“三个代表”和“新三民主义”，他们既不看好也不讨厌。理由是：这些理论总比毛的革命论强，也比邓的四项基本原则强，甚至有人认为它们是中共政权由敌视人性向人性化转变的第一步，如同用软绵绵大众文化包装硬邦邦的主旋律，总比赤裸裸的刀光剑影的口号要好一样。
对年轻一代的大面积腐蚀
最可悲的是，如此犬儒化生存也普遍地腐蚀著青年一代。
六四后的整肃使许多人被开除出党，也有更多人主动退党，想入党的人数曾一度逐年锐减。然而，经过十多年的强制遗忘和利益收买，青年人要求入党的人数逐渐回升。现政权为了显示中共对青年一代的吸引力，近些年七一庆典，官方的宣传造势强调年轻人积极要求入党的人数大幅度上升，特别要突出在校大学生入党人数的增长。据央视报道，全部在校大学生中，要求入党的比例已高达百分之六十。这一资料又恰好与媒体发布的另一调查数位相配合：年轻人拥护中共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六十五。至于入党和拥护中共的理由，报道的侧重点也有理想主义转为现实主义：既不谈共产党的宗旨，也不谈远大的共产理想，更不谈党的斗争精神，而是绕了一个很大的弯，著重谈论中共的丰功伟绩，从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到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富起来了”，最后落实为“三个代表”和“新三民主义”。这样的宣传，意在告诉观众：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共，创造了国力增强、国威提高和国民富足的醒目政绩，所以对年轻学子越来越具有感召力。
观者可以怀疑这些由官方发布的数位，但只要对现在的年轻人有所了解，大概就不会再有多少置疑。被小康前景和实用主义浸泡的后“六四”一代，最关注的事物大都与深刻的思想、高贵的人性、清明的政治、人文关怀、超验价值无关，而是对生活采取一种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态度，主要的人生目标集中在当官、发财或出国，主要趣味是追逐时尚、高消费和明星酷相，沈溺于网路游戏和一夜情。因为，在年轻一代未获独立生活之前，家庭小环境和社会大环境，已经把他们浸入了特权意识和惟利是图的大染缸之中。
从社会环境看，中共的意识形态灌输切断了历史，造成一代代人的记忆空白。尽管中共执政以后，大陆人历经了难以想象的种种劫难，但是后“六四”一代基本没有甚么铭心刻骨的苦难记忆，没有对制度性镇压和警察国家的体验，而只有对“一切向钱看”和“有权就有钱”的切身体验，对“不择手段”的耳濡目染，他们眼中的成功人士是一夜暴富者和各类大众明星。所以，他们对讲述历史苦难和现实黑暗显得极不耐烦，认为总是讲反右啦大跃进啦文革啦六四啦，总是批评政府，总是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完全没有必要。他们会以自身的富足生活和官方提供的种种资料来证明中国的巨大进步。
对外英雄对内懦夫，全无道德内疚
从家庭环境看，现在的青年人大都是独生子，所以是家庭的核心，俗称“小皇帝”。他们从小就享受著唯我是从和衣食无忧的生活，体验不到父辈和底层的艰辛；他们养成了惟我是从的“自我中心”意识，而缺少关心他人的情怀。何况，他们一旦考上大学，更成为家庭的宠儿和社会的骄子。所以，他们被家庭娇惯成绝对的自我中心主义者，被社会引导向富贵攀比和追逐高消费来享受人生。那些中了状元的农村孩子中的大多数，所关心的也并不是怎样帮助农民改变受歧视的命运和摆脱贫困，而是毕业后怎样变为成功的城里人、人上人，以便彻底摆脱世代为农的命运。农村大学生的这种想法实乃理所当然。
近年来，大陆民间的民族主义之狂躁甚至远胜过官方，年轻一代具有最大的社会激情就是民族主义，特别是反美反日反台独，已经成为大陆年轻一代表达国家关怀的主要领域和民族仇恨的宣泄口：中美“撞机事件”、日本人的“珠海买春”、日本留学生在西北大学的所谓“辱华事件”、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人赵燕在美国被警察殴打、亚洲杯的中日足球决赛……皆要引来年轻爱国者的群情激愤和小题大做，网路民族主义话语越来越暴力化、流氓化，表现为杀声四起的疯狂诅咒和为国捐躯的豪言壮语。然而，再强的爱国心也不会妨碍其机会主义的生存方式，不要说对政府性暴行的普遍沉默，即便是对社会性暴行也大都避而远之。同情心的麻木和正义感的匮乏，已经变成一种社会流行病：暴病街头的老人无人管，失足落水的农家女孩无人救；车匪路霸在车上行凶和当众强奸，满车青壮年却无人挺身而出；小流氓押著两个少女游街示众几百米，大家都在围观看热闹却无人施以援手……这类令人心寒的社会新闻，经常见诸于大陆媒体，就连中央电视台的相关栏目也时有报道。
这就是大陆年轻一代的民族主义：对外的口头英雄主义和对内的行动懦夫主义。当年克林顿访华在北大演讲，提出特别爱国且不太友好的问题的女生，如今已经做了美国人的媳妇。这样富于戏剧性的故事，自然会成为热炒一阵的新闻。更可悲的是，面对这种言词和行为之间的悖论，他们甚至连一点点心理波折或内心自问都没有，很自然地骂了，也很自然地去美国留学了。骂美国的时候，真的义愤填膺；坐上飞往波士顿的班机时，更有发自内心的欣喜若狂。
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署名为“leonphoenix”的网民的帖子，开头便是：“我喜欢美国的商品，喜欢美国的大片。喜欢美国的自由。羡慕美国的富裕和强大，但更多的时候我还会和很多人一起大喊：‘打倒美国佬！！！’因为这是弱小群体本能也是必然的反应。”这位网友以匿名的方式道出了犬儒化“爱国主义”的真谛。
无怪乎一些具有自由主义取向的大学教师们感叹说：整个九十年代，官方的意识形态灌输，在大学生身上取得了最大的效益。
同样，年轻一代也是以犬儒的态度对待入党问题。最近大学生要求入党的人数有大比例回升，但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实属凤毛麟角，正如年轻人中敢于向体制性野蛮和身边暴行说“不”的人也只是凤毛麟角一样。我不知道那个做了美国媳妇的北大女生是不是党员，如果不是，她的行为还不足以构成大陆年轻人的典型生存方式；如果是，她在校时的种种表现和毕业后的选择，就极为典型地示范了大陆青年的生存方式：“经济人理性”的畸形泛滥，即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诉求为核心的生存方式。说得好听点是个人利益意识的觉醒，说得难听点就是惟利是图之辈。他们积极要求入党却不信共产主义，他们充满反美的爱国激情却又沉迷于种种由美国引领的时尚……而最最奇特的在于，他们并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自相矛盾之忧，更没有任何道德负担，反而自我感觉良好，只要得到了收益，就自以为每一次选择都是英明的。
在不甘于随波逐流的大学生中，积极争取入党的人最多，其目的决不是信仰上的理想主义，而是基于个人抱负。因为，在中共执政的大陆，无论毕业后干甚么，要想尽快成功，入党总比不入党要好。近几年，关于大学生择业的多次社会调查都显示：想进入党政衙门做公务员，已经成为大学生择业的首选。他们谈起入党的动机来，全然没有任何党八股气，而是极为实用且雄辩。
有一位与我辩论得面红耳赤的大三学生说：在中国，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入党，这样才有机会在仕途上发达，才能手握大权，而只有手握大权，才能干事。入党有什么不好？当官或发财有甚么错？既能为个人及家庭挣得体面的生活，又能为社会作出超过一般人的贡献。
中共生存方式与年轻学子相似
表面上看，他们的生存方式与中共的意识形态说教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是，只要熟悉中共发迹史的人，一眼就会看出，中共的生存方式——夺权、掌权和维持政权——与这些年轻学子的生存方式有著内在的实质性的一致，那就是机会主义的“利益至上”和“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所以，“韬光养晦”、“胯下之辱”“有奶便是娘”、“无毒不丈夫”之类的生存智慧，便成为他们为人处世的座用铭。而且，这些没有超验追求、没有道德底线的犬儒化的生存智慧，一以贯之于几千年的历史，从来没有真正改变过。所谓毛时代的共产理想在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猫论”时代的衰落，被认为是毛时代与邓时代的主要区别之一，而在实际上，毛的生存策略和行为方式皆围绕著“权力”旋转，何时有过理想坚守和道义底线，毛的解放全人类高调并不妨碍他不择手段地整人杀人，甚至扬言不惜要为全球一片红而牺牲三分之一人类。
换言之，无论是积极争取入党的大学生及其知识精英，还是体制内官员和下海商人，几乎无人在道义上真正拥护现行制度，而他们的实际行为却有助于现行制度的稳定。
在分裂的人格中生活得悠然自在的现象，与整个社会的精神分裂症非常协调。小道消息、政治民谣和黄色笑话，成为六四之后大陆中国的一大奇观，既被用于人们发泄不满和抨击时政，又被用于饭局上的调剂气氛和松弛神经。中国真的已经进入了一个“调笑时代”，除了电视中的各类晚会、娱乐栏目、喜剧和小品之外，执政者和官场腐败成为最大的民谣和笑话的素材库，几乎每个人都能讲一段以黄色为调料的政治笑话，几乎每一城镇和每一村庄都有广泛流传的讽刺性民谣，它们才是大陆民众真正的公共语言，与官方控制的公开媒体上的语言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如果你每天只接受来自公开媒体的资讯，就会恍如生活在天堂里；如果你每天只汲取私下聊天的资讯，就会觉得这里是地狱。前者所描述的是一片光明，后者所呈现的则是暗无天日。而这些民间的资讯交换和传播无法在阳光下公开进行，只能在私人之间的小圈子里流传。官方的各类公开的和非公开的禁令构成正规黑幕制度，权贵们在黑幕中瓜分全民资产和搞政治阴谋；私下流传的小道消息是由恐怖统治造成的非正规黑幕，民众在黑幕中发泄不满和自寻开心；两种黑幕下的大陆人遵守著同一套规则，即正规制度下的潜规则。
生活在巨大反差中的犬儒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别扭：私下里万骂唾弃的中共政权仍然稳稳当当，中共高官仍然在全民的私下诅咒中风光无限。每一个私人相聚的饭局，都是一次牢骚发泄和政治笑话的表演秀，有些嘲弄当权者的黄色政治笑话，在无数个不同的饭局上被反复演绎。如果说，苦难、抱怨、不公和不满，在社会底层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那么出自现存秩序的受益阶层（权贵阶层、各类精英和城市白领）的怨恨，就变成了牌桌上和饭局上的自我娱乐。牢骚和嘲弄，早已失去了匕首和投枪的锋芒，失去了真正的道义力量，随著饭局的结束而结束，丝毫不影响人们在公开场合中的另一种表演。这种民间娱乐类似毒品，具有麻醉的功能，人们陶醉在摔扑克牌和洗麻将牌的悦耳声音和饭局上的嬉笑之中，像消费商品一样消费著苦难、黑暗和不满。而笑过之后一切如故：要说谎时就说谎，要黑心时就黑心，要钻营时就不择手段……
后极权大陆的精神景观既分裂又同一：体制内行为与体制外行为、官方语言和民间语言、公开表态和私下聊天、悲剧现实和喜剧表演之间的分裂，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但这分裂又奇妙地统一于犬儒化的生存方式之中，苦难现实被转换成小品化的民间娱乐，发泄不满转化为自我麻醉，嘲讽权贵退化为自娱表演。除了享乐和消费之外，似乎仅存的硕果只剩下“经纪人理性”的畸形发达：不择手段地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二○○四年九月十五日于北京家中
【开放】2004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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