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赵紫阳主政时期，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开始了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双翼齐飞，那是一种有别“六四”后跛足改革的健康改革，可称之为有别于邓小平模式的赵紫阳模式。旨在反腐败、要民主的八九运动和赵紫阳坚持官民和平对话的温和应对，二者都是赵紫阳模式的产物，最有可能把中国引向政经协调的健康发展之路──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内，实现渐进的社会转型。
“六四”后的中国，官方已彻底放弃了紫阳模式而完全听命于邓模式，紫阳精神及其事业，一面成为官方最畏忌的话题，另一面成为心向自由的民间所敬重的道义象徵。所以，被官方禁锢的紫阳亡灵，却活在大陆民意的由衷怀念中，也活在国际舆论的高度尊敬，活在中国民间和世界性的争取自由的伟大事业中。
这一事业的正义性，早已把属于紫阳的历史地位和政治荣誉还给了紫阳先生，而根本毋须中共官方的恩赐性平反来给予。
“六四”后的紫阳，尽管一直坚守不违心认错的良知，并坚信自己的作为终将得到公正评价，已远远超过其他遭受不公正整肃的党内高官，但他在更多时间保持沉默，不像他的老部下鲍彤那样，以公开发言来做积极抗争。
这种消极抗争的姿态，自然会让敬重他期待他的民意感到些许遗憾：与前苏联的社会转型相比，在中国改革的黄金时代，身居党魁高位的紫阳无法成就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六四后被长期软禁的紫阳也无力成为中国的叶利钦，而只能消极抗争到黯然离世。
这样的遗憾，源于民意对大变革时代的政治领袖的更高要求，是充满善意的期待且言之成理，紫阳在八九运动中的全部作为，也使民间有理由对他报以这样的高期待。但我以为，这样的悲剧，并不能全部归之于紫阳本人缺少政治魄力和无畏勇气，更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特定的历史和现实所限。
就历史而言，中国独裁传统的漫长、深厚和强大，超过世界上所有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民间社会的一盘散沙无法生长出抗衡政权的自主力量，也没有能够足以抗衡世俗皇权的宗教信仰及其教会组织。在这样的历史传统中，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道路之曲折多难，也可以用著名改革派领袖的不断夭折来表徵，从血洒菜市口的谭嗣同到遭到暗杀的宋教仁，中国在通向宪政民主之路上迈出的每一小步，皆伴有大曲折和杰出领袖的喋血。
再看中共八十年多年历史，自从延安整风后确立了毛泽东的独尊地位后，党内异见者被整肃的命运便延续至今。在晚年与中共体制决裂且转向自由民主的党魁，都是现实政治中的失败者，从在孤独中谢世的陈独秀到在软禁中离开的赵紫阳。这个令人扼腕惋惜的名单，还可以加上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和开明清廉的胡耀邦，甚至也可以加上高层权争的失败者如张国焘、王明、刘少奇、林彪等人。
就现实而言，中共掌权后的大陆，既无港英政府培育的法治自由传统，也无蒋家政权的有限专制培育出的民间台湾，本来就欠发达的民间社会，又被毛时代的绝对极权体制彻底扫荡，“组织人”成为国人的第一身份。极端的洗脑制造出的普遍愚忠和个人崇拜狂热，阶级灭绝煽动起的人与人之间的极端仇恨，无孔不入的恐怖使人连梦都不敢做错，生生迫出了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朋友背叛的兽性中国，凶狠的狼性、愚蠢的猪性和阴暗的狐性，已经成为毛时代大陆人的精神标志。
虽然，改革以来，经济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观念的多元化个人化，使民间社会有所恢复并逐渐壮大，民间宗教也随之复活，但时至今日，仍只能算“半吊子民间社会”，还没有独立自治的民间社会。在精神层面，毛时代的“一切向权看”变脸为邓时代的“一切向钱看”，唯利是图的犬儒化标示出灵魂堕落的深度，健全民间社会的发育极艰难。
常言道，有甚么样的人民就有甚么样政府，在无法造就伟大的改革领袖的现实局限中，民间社会的不发达和民族精神的病态化，无疑是重要的局限之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个能够造就沙哈洛夫或索尔仁尼琴的民间，相应地也会在体制内产生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而无法造就中国的沙哈洛夫或索尔仁尼琴的民间，也相应地很难产生体制内的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或叶利钦。
在此意义上，鉴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所限，中共党内能出现紫阳这样的政治领袖，在我看来已属于人格奇迹了。
【苹果日报】2005.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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