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杀人如麻的帝王戏与主旋律

作者按:该文所引证的史料,以《资治通鉴》为主,参考《史记》和《汉书》。行文中就不再一一注明。

九十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中国的国力军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官方外交开始由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转向江泽民的大国外交,民族主义思潮也由防御性的怨妇诉苦转向进攻性的喊打嗜杀,影视界戏子和御用文人也闻风而动,于是,荧屏上刮起“帝王戏”旋风,至今未衰。从“戏说帝王”到“历史正剧”,一部接一部,拍完了清朝拍明朝,拍完了明朝拍唐朝,拍完了唐朝拍汉朝,每部动辄40-50集以上,而且,专门喜欢拍对外征讨的战争大场面,最近播出的《汉武大帝》长达58集,征讨匈奴等异族乃重中之重,再次引来舆论的关注。

官方对历史剧的取舍倾向也颇为鲜明,凡是有助于维护独裁、主旋律灌输和煽动民族主义的帝王戏,官方总是一路绿灯:这些戏大都在黄金时间热播,而且边播边炒作,每部大戏都能成为一段时间的舆论热点;首播结束后,央视和地方台还会不间断地反复重播。唯一一部不同于帝王戏的长篇历史剧《走向共和》,再现了清末民初由独裁帝制向宪政共和转型的艰难进程,虽然深得民间好评和观众期待,却在首播还未完成时就惨遭红灯,至今再也见不到重播。如果说,《戏说乾隆》、《还珠格格》、《康熙微服私访记》、《铁嘴钢牙纪晓岚》等“戏说帝王戏”,更多是出于商业目的,只供人在茶余饭后消遣,大可一笑了之,不必认真;那么,《雍正王朝》、《康熙大帝》、《天下粮仓》、《大明天子》、《汉武大帝》等所谓的“历史正剧”,除了商业目的之外,更在乎迎合官方主旋律和独裁政治下的民族主义狂热,看看这些帝王戏的主角,已经不再是丧权辱国的无能君主,而是敢打敢杀、开疆拓土的“大帝”们,如康熙、乾隆、成吉思汗、汉武帝等,其献媚于当今独裁者的倾向,一目了然。即通过对“帝王伟业”的夸张展示,直通当下的“领路人”、“小康盛世”和“伟大复兴”。

一、把司马迁变成歌功颂德的工具

中国古人云:知往鍳今。

西谚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当下中国的帝王戏热,当然也是为当下现实服务的,只不过,这类帝王戏对家天下独裁的评价,不是基于“人命为大”和“统治有道”的现代文明的价值观,而是基于“皇权至上”和“成王败寇”的古代野蛮的价值观;这些历史剧所服务的对象,不是深受漫长的独裁传统之害的国人,而是至今仍然在全力维护独裁制度的政权。刚刚播完的历史剧《汉武大帝》,也不例外。

该剧对暴君汉武帝的颂扬由全剧的开场奠定,专门让遭遇宫刑且在史书中针砭汉武帝的司马迁来歌功颂德:

整部戏的序曲,年老的太史公奉诏进宫给汉武帝解闷,汉武帝已垂垂老矣,却仍“霸气逼人”;司马迁虽秉笔直书,却一如既往地谦卑。君臣之间的对白如下:

太史公:“仆臣司马迁待罪皇帝驾前。”

帝曰:“朕看了你写的书,朕气病了,至少要折寿一年。你还嫌不够吗?你是想让朕杀你,好让千秋万代都颂扬你的忠烈,而唾骂朕是个暴君吗?朕偏不成全你!书,你可以拿去!但重新起草,大可不必。有人劝过朕,要烧掉你的这部书,朕说没必要。你的这部书,朕看虽然不能作为国家的正史;但是可以作为你这位史官的一家之言。”

在武帝面前独排众议为李陵辩护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悲叹“腐刑极矣!”的罪人,写出“无韵之离骚”的太史公,此刻却只有感激涕零、赞美今上的言辞:“你的胸怀就象大海一样深遂,不是臣这样卑微的人所能够真正看透的。”“陛下,您总是从千秋万代着眼,您总是为社稷子孙预作谋划,心存大仁慈,的确不是一般人所能够理解的!也许微臣根本就没有资格来评论陛下。”。

对于大大冒犯过武帝的小小史官,似乎只阉不杀,已是大度;现在,一言九鼎的皇帝,看了待罪史官的不无贬斥的秉笔直书,居然没焚了倾注一生心血之书,也没有罪加一等,坑了作者,无疑就是圣明了。所以,在21世纪的中国人的价值标准里,无论如何也算是“伟光正”了,两千多年前的无屌史官怎能不高唱赞歌!

看御用文人献媚,本该无话可说,但把司马迁当作献媚的工具,愈感当代文人的可鄙。二千多年前的太史公被割了生殖器,二千多年后的文人们却是精神自阉。

在我看来,司马迁是有人性的史官,也是有血性的史学家,更是中国历代文人中罕见的清醒之人,而汉武帝是熟谙宫廷阴谋的狡诈政客,是为了权力而六亲不认的权力狂,更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杀人如麻的暴君。在两千多年前的武帝时代,当汉武帝对李陵的投降极为震怒、满堂文武皆曰“李陵该杀”之时,只有司马迁为李陵做了极为人性的且通情达理的辩护,结果更加激怒了汉武帝,惨遭宫刑,已经是网开一面了。由此,在帝王御前跪满了用“汉大赋”来歌功颂德的文人骚客之时,只有司马迁具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属于一架绞肉机,自己的智慧除非属于一部伪造的历史,否则的话,重则满门抄斩,轻则下狱阉割。他由此看清了文人骚客在宫廷里的戏子地位,在那封泣血的《报任安书》中,他历数自己在皇家政治中的无能,坦陈自己的地位不过是“娼优所蓄”而已。不仅与漫长帝制历史上的文人们相比,就是与二千多年后的历史学家郭沫若等文人相比,司马迁已经是中国文人的奇迹了。

不错,汉武帝从登上皇位之初就野心勃勃,企图变更文景之治的黄老之术,开创只属于他自己的伟业。所以,他广泛网罗儒生入朝,特别是采纳了董仲舒的主张,在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似乎要把“无为而治”的文景之治提升到“有为仁政”的汉武之治,但汉武帝首开帝制时代的制度化思想独裁,他独尊儒术,更多的是为了标新立异;他厚待儒生,更多是为了装点门面和歌功颂德,司马相如、东方朔、杨雄等御用文人创作的“汉大赋”,那种无所不用其极的华丽铺排的文体,正好投合武帝的独断霸气和好大喜功,首开汉语谄媚的恶劣文风。而一当儒生的谏言不入帝耳,立马翻脸不认人,即便对于首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儒董仲舒,汉武帝也是顺之为我所用而逆之弃之如蹩的态度。

司马迁,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伟大史家,尽管其历史著作有主观性过强之虞,与其当作史书来读,不如当作具有历史价值的传记文学来读。然而,在伴君如伴虎的帝制时代,他敢于直书他自己身处其中的负面史实,敢于公开褒贬汉代的帝王将相,其文字确实是活生生的浸血著述。

在我看来,被割掉的睾丸之悲凉,足以淹没一个人的尊贵和一代文人的高傲;阉割时迸溅出的血污,也足以让所谓的几千年灿烂历史,暗淡无光。

二、汉代的文景之治

有比较才有鉴别。我以为,汉代司马迁和宋代司马光这两位著名史家,之所以对汉武帝的为政极为不满,很重要的原因是有“文景之治”的对比。但在当代中国文人的笔下,文景的仁政被贬为胸无大志、优游寡断、软弱可欺的妇人之仁,而武帝的暴政却被奉为志向远大、坚毅果断、无所畏惧的新政。

我读史书的感觉是,所谓的“文景之治”主要是文帝之治。继汉高祖刘邦首开对秦朝暴政的拨乱反正之后,文帝是承前启后的一代明君,正是他在位的二十三年,开创了中国帝制历史上罕见的仁政时代,堪称帝制时代的明主仁君的楷模,景帝对文帝仁政的继承仅仅是差强人意而已。

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以仁义无为治国。文帝的自律是清正廉洁、恭谨简朴、勤于自省;文帝的驭臣是招贤纳才、广开言路、宽以待臣、从善如流;文帝的外交是和善异族、息战求和、开放边关;文帝的内政是废除酷刑、刑法平等、免除税赋、鼓励农耕、安养百姓、国库充盈……得到了大史家司马迁、班固和司马光等人的一致赞扬。

比如,在君主自律上,文帝多次公开检讨自己的错误和不德;他知道了祭祠官员只为皇帝个人祈福祷告之时,就对群臣说:“只为朕一人祈福而不为百姓祈福,朕倍感惭愧。以朕这样的失德之人,独占神灵所降下的福荫,而百姓却不能分享一点,这是在加重朕的过失。此后祠官在祭祀祷告时,不要再为朕个人祈祷祝福。”在文帝死后如何安葬方面,文帝遗诏宣告:朕听说,只要是有生命的天下万物,没有不死的。死乃自然规律,没有什么值得悲哀的。现在的世人乐长生而厌死亡、为求厚葬而不惜倾家荡产,为强调服丧尽孝而损害身体,朕很不赞成这些做法。况且,朕本人确实没有什么德行,没有给百姓带来什么好处,现在死了,如果再让臣民们长期地为朕服丧哭祭,遭受严冬酷暑的磨难,使天下父子悲哀伤心,使老人流涕伤感,减少他们的饮食,停止了对鬼神的祭祀,这正是加重了朕的失德,让朕怎么对得起天下的人呢!朕有幸获得拱卫宗庙的权力,以渺小之身,得以称尊于天下诸侯王之上,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幸亏有天神的保佑,国家的洪福,才使境内安宁,没有战争。朕确实不聪明,时常害怕自己做错事,而使先帝遗留下来的美德蒙受耻辱,惧怕年久日长,自己可能会因失德而不得善终。现在万幸的是我得以享尽天年,又可以在高庙供养,哪里还有什么值得悲哀的呢!因此,朕诏告天下官员百姓:从遗诏下达之日起,哭吊三天,就都换下丧服;不要禁止娶妻嫁女、祭祀、饮酒、吃肉。从那些办理丧事、参加哭吊祭奠的人开始,都不要赤脚接地;孝带不要超过三寸宽;不要在车辆和兵器上套戴服丧的标志;不要组织百姓到宫中来哭灵吊丧;殿中应当哭祭的人,都在早晚各哭十五声,礼仪完毕就停止哭祭;非早晚哭祭时间,严禁擅自前来哭祭;棺椁入土后,凡属‘大功’的宗室亲友,只穿十五天丧服,‘小功’只穿十四天丧服,‘纤服’只穿七天丧服,就换下孝服。其他未在诏令中明文规定的问题,都要按照诏令的用意办理。遗诏要向天下臣民公布,使大家都知道朕的心意。霸陵周围的山脉河流都保持原貌,不许有所改变。后宫中的妃嫔,从夫人以下到少使,都送归母家。

然而,汉武帝在登基后的第二年,即建元二年,就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墓茂陵,陆续将许多豪强和百姓强制性地前往茂陵。而且,武帝从年轻时代到垂垂老矣,几乎是终生迷信长生不老,屡屡出巡和召巫师入宫以求仙问道,不但劳民伤财、戕害生命,而且宫中巫风盛行、巫蛊案不断,导致数万人因此而被处死。

在朕即天下、朕即法令、严刑峻法的帝制时代,文帝可谓历代帝王中异数,他不为皇帝的生杀大权所惑,不逞皇权的威风,而是肯于倾听司法官员的判决意见,比如,文帝前三年(公元前177年),文帝出行经过中渭桥,有人从桥下跑出,惊了銮驾的马匹。文帝命令骑士追捕,抓住后交廷尉治罪。张释之奏报处置意见说:“此人违反了清道戒严之规,应罚金。”文帝发怒喝道:“此人直接惊了我乘舆的马,幸亏这马脾性温和,如若是烈马,不免要伤害我身!可廷尉仅判他罚金了事!”张释之对曰:“法,是天下人应该共同遵守的。此案依据法律只能如此定罪;加罪重判,法律就失去了取信于民的作用。……皇上既已把他交给了廷尉,廷尉本来是保持天下用法公平的司法官,稍有倾斜,天下就没有公正稳定的法律了,百姓怎么生活呢?请陛下深思。”文帝思虑半晌后说:“廷尉的判决是对的。”

尽管,在漫长的人治历史上,这类事件实属极为罕见的偶然,但文帝收回自己的意志判决,而服膺廷尉的司法判决,显然含有法重于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味道,如果这类判例能够有持续累计,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绝不会至今还停留在权大于法的人治水平。

特别是,文帝一朝,先后废除祸及无辜的“株连灭族刑”、制造文字狱的“诽谤妖言罪”和极为残酷的“肉刑”。即便身处二千多年的今日中国,读读文帝二千多年前所下的废酷刑诏书,仍然令人唏嘘不已。

文帝前元年颁布废“株连法”的诏书:“法律,是治理天下的公正依据,以公正的法律禁止暴行而引人向善。而现在的法律对违法者本人做了处罚之后,还要株连到他本来没有犯罪的父母、妻子、兄弟,将他们一起收捕治罪,朕认为这样的法律是不公正的!自今以后废除各种株连家属的律令!……朕听说法律公正才能使民诚实,刑罚得当才能使民服从。引导百姓向善的牧民者是官吏。官吏既不能引导百姓,又以不公正的法律惩罚百姓,就是陷害百姓当暴徒。”(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勿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朕闻法正则民慤(诚实),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

文帝前二年(公元前178年)废“诽谤妖言法”的诏书:“古代明君治理天下,在朝廷上专设鼓励献计献策的旌旗和书写批评意见的木柱,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朝政的清明,鼓励臣民前来进谏。现在的法律中,有‘诽谤罪’和‘妖言罪’的律条,就使得群臣不敢畅所欲言地批评朝政,皇帝无从得知自己的过失,这怎么能吸引远方的贤良之士到朝廷来呢!应该废除这些律条。百姓中有人初相约以诅咒皇上而后又相互诋毁,官吏认为大逆不道。百姓中有人说别的话,而官吏又认为是诽谤。这样的百姓以愚昧无知而获死罪,朕甚不取此法。自今以后,再有犯此者不要治罪。”(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群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岂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文帝前12年(公元前168年)废“肉刑”诏曰:“《诗经》说:”开明宽厚的君主,百姓敬如父母。‘现在,人们有了过错,还没有施以教化就处以刑罚,有的人即便想悔过自新,也无路可走了。朕颇感痛心!肉刑的残酷以至于断绝人的肢体,摧残人的皮肤,使人终生无法生育,多么残酷和缺德的刑罚呀!这难道是为民父母之道义吗?应该废除肉刑,用其他刑罚代替它。此外,规定罪人应该以其罪名的轻重,只要不从服刑处潜逃,服刑到一定年限就可以释放。要制订相关的法律。“(”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无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生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

根据文帝的诏令,丞相张苍和御史大夫冯敬奏请制订了一系列减轻处罚的法律,获得文帝的批准,以前处以肉刑的皆用鞭苔代替之。

文帝废除一系列严刑峻法的司法改革,使社会风俗归于笃实厚道、恭让谦和,刑罚量锐减,一年之内全国审判的案件只有四百起。而且,对犯罪的王侯大臣们的惩罚也以宽大为主,依律犯了死罪的王侯大臣,主要以示意犯罪者自杀,而不施以凌辱人格的刑杀,文帝一朝,在史书的记载中,我只查到一位将军获罪自杀,刘姓王爷也只有一位济北王因谋反而自杀。

文帝之治,不要说与汉武帝的杀人如麻和残忍无情的暴政相比,就是与历代帝王中的明君相比,也是帝制时代最高境界的仁政了。

而汉武帝的创新,不但废弃了文景二帝创下的仁政传统,而且耗尽了文景之治留下的充足国库和民间资产,不过是更独裁、更嗜血、更好战、更荒唐的暴政而已。汉武帝之治,表面上是“独尊儒术”,骨子里却是“儒外法内”,汉朝的文景之治变成了武帝的暴政:穷兵黩武、劳民伤财、挥霍无度、迷仙醉神、重用酷吏、严刑峻法、大开杀戒、制造恐怖、才是汉武帝一朝的真相。只不过,麻醉百姓的仁义说教和恐怖政治的严刑峻法相结合,使秦朝的赤裸裸暴政变成了“儒外法内”的伪装暴政。这也是自汉武帝以来所有家天下统治的真相。对二千多年的帝制传统,还是当代极权者毛泽东看的最透:“历代都行秦政事”。

三、杀人如麻的汉武帝

《汉武大帝》的主题歌里,最抒情、也最肉麻的歌词无疑是:“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任自己化为灰烬!”

如此轻浮的文学抒情,比之汉大赋的虚饰,不仅离史实更远,也更显当代文人的撒娇本色。即便在帝制时代的史学界,对汉武帝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即便搁置从古到今的争论,仅就汉武帝的五十四年统治让国人付出的生命代价而论,从少年登基到暮年统治,汉武帝的权力野心确实是一直在熊熊燃烧,但这烈火非但没有“温暖大地”,反而仅为个人的长生不老,他就可以不惜一切地杀人和劳民伤财;化成灰烬的不是皇帝刘彻,而是涂炭的生灵——无数黎民百姓、皇亲国戚、臣子将军、巫师侠客、嫔妃宫女和太监奴才。

请看以下史实: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武帝重用的酷吏宁成被判身带镣铐服髡刑。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为保住皇位,武帝不得不向以窦太后为首的外戚集团妥协,将他正在重用的大臣赵绾、王臧下狱,逼迫二人自杀;丞相窦婴、太尉田蚡被免职。

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武帝怪罪大臣王恢,恢惊恐自杀。

武帝听信李少君的方术之言,开始迷信长生不老之方,亲自祭祀灶神,派方士去大海中寻找蓬莱仙境和安期生之类神仙的炼丹制药,各地方士纷纷入朝,向武帝谈论仙人之事。

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大臣灌夫被满门抄斩,窦婴被斩首示众且灭族。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武帝派中将唐蒙率数万人修筑巴蜀之路,许多人死亡,许多人逃跑。唐蒙就以“军兴法”诛杀士兵。

女巫师楚服等人以巫蛊之术教陈皇后咒有仇之人,事败露,陈皇后被收回印玺、废去尊号、贬入长门宫。武帝又派酷吏张汤彻底查处,楚服被斩首示众,先后处死三百多人。由此,武帝提升张汤为太中大夫,让张汤和赵禹共同制定了许多严厉的法律,特别是鼓励告密揭发的“知见法”,使官吏们不得不相互窥探、相互揭发,朝廷上下,诬告成风。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武帝派车骑将军卫青、骑将军公孙敖、轻车将军公孙贺各率一万骑兵,攻击匈奴。卫青获胜,公孙贺一无所获,公孙敖大败,损失七千骑兵;飞将军李广也吃败仗且被匈奴俘虏,侥幸逃脱。武帝把李广和公孙敖下狱,本该处死,但二人以钱赎命,贬为平民。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武帝下诏,要求各郡、国举荐孝廉,不按诏举荐者以“不敬”论罪。受武帝宠幸的主父偃,蛮横而爱财,接受贿赂无数。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著名侠士郭解被斩首且灭族。

燕王刘定国被问罪自杀,封国被废除。

武帝派主父偃任齐国相,负责查问齐厉王刘次昌,齐厉王害怕,服毒自杀,燕国也灭掉。

赵王刘彭祖上书武帝,力陈主父偃的罪状,武帝在诸侯国的压力下,杀了主父偃并灭族。

武帝征调十万民夫修筑朔方城和要塞,国库被消耗一空。

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武帝任命酷吏张汤出任廷尉,此人善权诈、多阴险、好罗织,完全根据武帝的喜恶执法。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因征讨匈奴而国库空虚,已经无法供应军需,武帝便下诏,用卖官鬻爵、以钱赎罪来筹措军饷。由此造成官职授予和法度的混乱。

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在酷吏张汤的威逼下,淮南王刘安感到走投无路,遂企图起兵谋反。淮南王的属下伍被向张汤告密,张汤马上派人逮捕了淮南国世子和王后,包围了王宫,逮捕所有涉嫌参与谋反的人。武帝又派大臣前去向淮南王问罪,淮南王刘安自刎而亡。淮南国的王后和世子皆被当众斩首,其他被捕的人一律满门抄斩。武帝原来不想杀告密者伍被和另一个大臣庄助,但在张汤的劝说下,武帝还是杀死了伍被和庄助。

衡山王刘赐上奏,请求废除世子刘爽,立刘爽之弟刘孝为世子。刘爽想除掉刘孝,便派其亲信白赢去长安上书告发刘孝私造兵车,意在图谋不轨。事情也非常凑巧,搜捕淮南国参与谋反者的官员,正好在刘孝家抓到了淮南王的部下陈喜。刘孝想通过向朝廷自首来保住性命,便向朝廷坦白了密谋反叛并揭发了其他人。衡山王被迫自刎而亡,王后、世子和告发者刘孝皆被当众斩首,其他参与密谋者一律满门抄斩。

受淮南、衡山两案的牵连而被处死的列侯、二千石官员和地方豪侠人物,总计高达几万人。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张骞因救援李广不利,武帝判张骞以钱赎死,贬为平民。

武帝发现江都王刘建私制兵器、私刻皇帝印玺,刘建被迫自杀,其妻及家人当众斩首,江都国被废除。

匈奴浑邪王归降,武帝征调车辆二万乘迎接,但国库已空,无钱买马,于是向民间强行赎贷马匹,许多百姓就把马藏起来。武帝大怒,要杀长安县令,被右内史汲黯劝阻。

浑邪王来长安后,当地商人只因与匈奴人做买卖就被处决了五百多人。

元狩三年(公元前121年),武帝计划征讨昆明地区,命令在长安挖“昆明池”,以操练水军。同时,法令更为严峻,官吏被判罪或被免职的越来越多,许多人被发配去御苑砍伐荆棘、挖昆明池。

国库空虚,武帝再次发布伤风败俗的诏令,以卖官鬻爵、花钱赎罪来向民间集资,民间花钱赎牢狱、买官爵、免税赋的人也日益增多,。

武帝招贤,常感不足,皆因其稍有不满,便乱杀文人士子,从不宽恕。汲黯激动地进谏说:圣上求贤若渴,很是辛苦,但求来的贤士还未发挥才干就被杀了。天下的文人士子有限,而圣上的诛杀无限,如此下去,恐怕天下的贤才将要丧尽,还有谁来帮助圣上治天下呢!(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

武帝笑对说:何世无人才,只怕是不能发现罢了。如善于发现,根本不必怕无人为我所用。所谓“人才”,如同有用的器物,有才干而不能充分施展,等于没有,不杀他还等什么!(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武帝颁布一系列经济苛政。他命令官员制皮币,面值为四十万钱;又制三种白金币,面值分别为三千钱、五百钱、三百钱;又令地方官销毁半两钱,改铸三铢钱。同时颁布法令:凡私自铸币者,一律处死;

之后又颁布诏书:禁止民间私铸铁器和煮盐,犯禁者判脚穿铁鞋之刑,工具和产品一律没收。

最严酷的法令是所谓的“算缗法”:从事各种工商末业的人,一律要把自己的财产造册上报,以一千钱为一缗,每二千缗纳税一百二十钱为一算。凡平民百姓家有小型马车的,或有五丈以上船只的,都要按算交税。凡隐瞒财产不报或呈报不实的,流放边塞一年,财产没收。告发他人隐匿财产的人,赏给被告发者的财产的一半。

以上对民间财产的进行严格限制和过分收刮的法令,大都来自酷吏张汤的建议。这些法令颁布后,人人恐惧和民心浮动,百姓大都怨恨张汤。一位名叫卜式的河南人,几次向朝廷捐献财产以作边塞军粮。武帝便召卜式进京,先任命为中郎,赐左庶长爵位,赏十顷土地,并昭告天下让人人皆知。不久后,又提升卜式为齐国太傅。

武帝不顾客观条件,执意征选用栗米饲养的战马十万匹,命令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大将率骑兵五万人、步兵数十万人,远征漠北,讨伐匈奴。此战汉朝损失严重:出征时官私马匹共十四万匹,班师回京后只剩下不到三万匹;损失的官兵尽管没有准确的数字,但起码有数万士卒。大将李广部迷路,为了保护部下,李广横刀自刎。这就是卫青所言的“惨胜如败”。从此,因缺少马匹,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出击匈奴。主张与匈奴通婚和解的儒生狄山,却被武帝派去镇守边界上的一个要塞,一个月后就被匈奴所杀。

酷吏宁成曾被判以钱赎死,后又被武帝重新起用,担任函谷关太守,出入此关的人多受虐待。另一酷吏义纵被任命为南阳太守,调查宁成的罪状后,将宁成处死且满门抄斩。义纵又改任定襄太守,大兴冤狱,连同狱中囚犯在内共处死四百多人。

另一酷吏王温舒被任命为广平都卫,大搞顺者昌而逆者亡,动不动就将不顺从的人满门抄斩。后调任河内太守,立刻开始大搜捕,受牵连的有一千多家。王温舒上奏朝廷严惩被捕的人,两三天内就获朝廷批准,重则满门抄斩,轻则处死本人,家产没收,致使河内郡血流十余里,侥幸逃过劫难的人,大都再敢大声说话和夜间出门。而武帝却认为义纵和王温舒颇有才干,双双提升为二千石高官。

齐国人少翁擅长装神弄鬼,他被请到宫中为死去的王夫人施法术,武帝在夜里隔着帘子仿佛看到王夫人的鬼魂,与生前并不二致。少翁由此颇得武帝赏识。他又建议武帝兴建甘泉宫,专为召请天神。但仅过一年多,少翁的法术越来越不灵光,他就只能靠伪造神迹来欺人,却被武帝识破。于是,武帝杀了少翁并隐瞒此事,谎称他是吃马肝而死。

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丞相李蔡被指控私自占据景帝陵园的空地埋葬家人,武帝命大臣议定其罪,李蔡惊恐自杀。

武帝大病痊愈后,突然前往甘泉宫,经过义纵的管界,见道路大都毁坏失修,武帝抱怨道:义纵难道认为我再也不能走这条路了吗?从此怀恨在心。

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自颁诏铸造白金币和五铢钱之后,因私铸钱币而被处死的小官和百姓高达数十万人。

“缗钱令”后,百姓始终不肯如实向朝廷申报自己的财产,武帝命杨可严加查处,对隐瞒者的告发和处罚越来越多。义纵忽然良心发现,认为此举扰民,就逮捕了杨可派出的人。武帝闻之大怒,以义纵抗拒圣旨、阻扰告密事务的罪名将其处死。

武帝派出大量官员巡查各诸侯国和各郡县,举国查处违法犯罪的官吏。大农令颜异因廉洁正直而位列九卿,他曾对铸造白金币有异议,武帝不高兴。随后,颜异的一位客人议论某诏令的不恰当之处,颜异听后没有应声,只是微微撇了一下嘴唇。就是这么一件小事被人告发到武帝处,武帝就派张汤查处。正好颜异与张汤不和,张汤就对武帝说:颜异身为九卿,见诏令有不当处,不提醒圣上,却在心里加以诽谤,罪应处死。于是,颜异被杀,首开“腹诽罪”的恶例。从此之后,大臣们多以阿谀奉承来讨好武帝、以求自保。而“白金币”,民间不愿使用,价值下降,在颜异被杀后的第二年就被朝廷废弃。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酷吏张汤与御史中丞李文不和。张汤的亲信鲁谒居便暗中唆使人上书武帝,告发李文图谋作乱,武帝交张汤问罪,张汤处死李文。之后不久,张汤也被人告发,武帝认为张汤心怀奸诈且当面欺瞒,派另一酷吏赵禹严责张汤,张汤写下遗书向武帝请罪,并指责三名丞相长史陷害他。张汤自杀后,武帝将三名丞相长史全部处死,又把丞相庄青翟下狱,在狱中自杀。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武帝第一次出巡各郡和各诸侯国,河东郡守万没想到皇帝突然驾到,一切供应准备不及,惶恐自杀。可见武帝之治的恐怖气氛多么令人胆寒。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乐成侯丁义向汉武帝推荐法师栾大,他自称与少翁出自同一老师。栾大原来侍奉胶东康王刘寄,他善于阿谀奉承,多机谋,敢说大话。他向急于求得长生不老的武帝吹牛说:“我常常往来于大海之中,见过安期生、慕门等神仙,只因我地位微贱,故而他们不信任我;又认为康王不过是一位诸侯,没资格得到长生不老的秘方。我师傅说:”黄金可炼成,黄河决口可堵塞,长生不老之药可得到,神仙可修成。‘但我怕步少翁的后尘(少翁也是法师,也曾得到武帝的青睐,但后来因法术屡屡不灵,在公元前119年被武帝所杀,并下令隐瞒此事)如果那样,则所有的法师都将捂着醉不敢说话,谁还敢谈及长生不老之方呢!“武帝回答说:”少翁是吃了马肝而死。你若真能使我得到长生不老之方,我什么都不会吝惜!“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栾大的法术不再灵验,并假称见到了老师,武帝便以“诈瞒欺罔”之罪将栾大腰斩,给武帝推荐栾大的乐成侯丁义也被当众斩首。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帝又为迎神仙而大兴劳民伤财之举,命令各郡、国扩建道路,修缮观宇,清扫名山、神寺,希望有神仙驾临。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武帝再次出巡寻找神仙,东巡到大海边,派出数千人出海寻找蓬莱神仙。武帝甚至准备亲自出海寻神仙,后被众多大臣劝阻。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为寻神仙而再次巡行至雍。回长安后,武帝听信公孙卿之言,修建了“仙修楼”。

武帝任命酷吏杜周为廷尉,审理诸多件皇上亲自定罪的案子,被下狱的二千石以上官员一直超过百人,廷尉一年要处理皇帝交待的案子上千件。受牵连者,每一大案至少几百人,每一小案也有几十人。被定罪下狱者高达六、七万人,加上受牵连者少说也有十几万人。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武帝命令众将攻打朝鲜,因战事不利,先后处死率兵的卫山、荀彘和济南太守公孙遂。将军杨仆也被判死罪,后以钱赎死,贬为平民。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中尉王温舒被指控犯有奸诈贪利之罪,畏罪自杀,其家族被满门抄斩。时人感叹说:古时灭三族,而今灭五族。

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武帝任命公孙贺为丞相,鉴于皇帝治吏严酷,自公孙弘之后,丞相频繁地因被指控有罪而死,所以公孙贺不敢接受任命,吓得俯头于地,哭着不肯起身,拒绝任命。武帝置之不理,起身而去,公孙贺不得不接受,出宫后感叹:我从此算完了。

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大宛国,沿途征调军粮,各小国坚守城池,不肯交粮,李广利只能攻城枪粮,伤亡惨重,还未与敌国交手,就不得不撤兵。返回敦煌时,人马只剩下出征时的十之一、二。李广利奏请皇上,武帝大怒,派人前往玉门关拦截,下令说:如有胆敢迈入玉门关的,一律格杀勿论。

武帝又派赵破奴率兵二万攻击匈奴,结果先胜后败,汉军被八万匈奴军包围,赵破奴被俘虏,汉军上下害怕回朝后被处死,所以无人想突围,最终导致全军覆没。

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由于大肆削藩和连年征战,汉初受封的诸侯国只剩四家,全国人口也锐减。武帝想继续讨伐匈奴、大宛等国,兵员已经不够。于是,武帝下令:赦免正在服刑的罪犯,征召全国的罪犯、逃亡的官吏、入赘妇家的男子、商人及原属商人户籍的人、其父母或祖父母属于商人户籍的人、品行顽劣青年等七种人入伍,凑出十八万汉军,征调十万头牛,三万匹马,驴和骆驼万匹以上,进驻酒泉等地。武帝再次派李广利率兵出征,沿途照样强征军粮,多数小国见汉军强大,不得不提供军粮,而拒绝打开国门的轮台国被攻破,汉军在城中进行大屠杀。

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李广利班师回朝。大宛国固然被迫求和,并献上数匹好马等,但汉朝大军回到玉门关时,出征时的六万士卒只剩下一万人,马匹只剩下一千多匹。如此“惨败”,武帝非但不自省、不追究将领的责任,反而对所有自愿随军出征的人大肆加官进爵,赏赐重金。

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协律都为李延年被满门抄斩。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再派李广利率兵二万袭击匈奴,获胜班师途中,被匈奴重兵包围,虽最后冲出包围,但汉军损失十之六、七。

李广的孙子李陵以五千兵马被八万匈奴军包围,虽然苦战多日,且斩杀数千匈奴军,但终因寡不敌众,另一将领韩延年战死,李陵为掩护部下逃走,自己向匈奴投降。五千汉军,只有四百人逃回边塞。汉武帝知道李陵被匈奴大军包围,但他希望李陵宁可战死也不投降。后听说李陵投降,大怒,责问陈步乐,陈惊恐自杀。在武帝面前,满朝文武皆归罪李陵,只有司马迁为李陵辩解,被汉武帝处以宫刑。

汉武帝一向以严刑峻法治理国家,地方官吏也大都以残暴手段治理地方,加之常年征战使民不聊生。于是,低级官吏和平民百姓屡屡违法乱纪,反抗朝廷的民间骚乱不断,大则几千人攻城夺库府兵器,捆绑、侮辱、杀死包括二千石的朝廷命官,释放狱中死囚;小则几百人,横行乡间,劫杀抢掠,致使各地道路阻断。皇上派高官率领重兵剿杀,动则上万人被杀,连坐者更是不计其数。但仍然无法控制民间叛乱,皇上便制订《沉命法》:“凡有成帮结伙的盗贼兴起,地方官没能及时发现或发现后没有全部逮捕的,自二千石官以下的所有官吏,凡主持其事者一律处死。”如此严刑峻法,非但没有起到正面作用,反而致使官吏们极端恐惧,所以,即使发现盗贼,也因害怕无法全部抓拿归案而不敢上报;各郡长官也害怕受牵连,不让下属上报。故而,各地反抗朝廷者越来越多,而地方官上下串通、隐瞒不报、应以虚文。

汉武帝任命的酷吏暴胜,嗜杀成性,处死的二千石以下官员不计其数,后经渤海郡的贤达之士隽不疑指点,方才改变酷吏作风,并向汉武帝推荐隽不疑。

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雁门太守被处死,御史大夫王卿畏罪自杀,汉武帝任命杜周为御史大夫。

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武帝再次征召七种人入伍,命李广利率骑兵六万、步兵七万出塞,与强弩都尉路博德所部一万人汇合,同时命游击将军韩说率步兵三万从五原出塞,将军公孙敖率骑兵一万、步兵三万从雁门出塞,合击匈奴。匈奴以十万军迎战。三路汉军皆战败而回。公孙敖深入匈奴腹地,想要抢回李陵,但无功而返。汉武帝下令将在长安当人质的李陵一家满门抄斩。

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只因公孙敖的妻子摆弄巫术,武帝便把公孙敖处死。又强制各郡、国的豪杰们迁居武帝的陵寝茂陵。

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皇子刘弗陵出生,武帝为钩弋夫人键尧母门。同年重用酷吏江充,任命他为直指绣使,督察皇亲国戚。江充越肆无忌惮,越得武帝信任,日后终于酿成惨烈的“巫蛊案”。

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汉武帝住建章宫,看到一带剑男子入中华龙门,命卫士捉拿,但该男子逃脱。武帝大怒,处死门侯,并征调三辅骑兵对上林苑和长安城进行大搜捕。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丞相公孙贺父子二人因涉嫌巫术案而被处死,并满门抄斩。任命刘屈牦为丞相。

同时,诸邑公主、阳石公主和卫皇后之外甥、也就是卫青的儿子常平侯卫伉等,皆因巫术案被处死。

太监常融因诬陷太子刘据被处死。

朝廷里巫术盛行,一些女巫往来于宫中,后宫的每位嫔妃的屋里几乎都有咒人的木头人,并经常因相互猜忌而上告皇帝。武帝大怒,当场将告发者处死。因此被杀的嫔妃、宫女和受牵连的大臣多达数百人。

武帝白天小睡,梦见几千木头人手持棍棒来袭击他,武帝在恐惧中惊醒,从此身体不适、精神恍惚、记忆力大减。与太子有仇的江充便借机谗言说:圣上的病是由于巫术作祟。武帝便命江充负责查处巫术害人案,江充便率领胡人巫师四处搜索木头人,趁机陷害与之不合的人,抓捕后施以酷刑逼供,让人们相互揭发诬陷。于是,从长安到三辅之地,从各郡县到各诸侯国,因此而被处死的人高达数万。

江充更不会放过陷害太子的机会,对武帝说宫中有妖气,妖气不去,圣上的病不会好。于是,武帝派江充进入宫中搜索。江充命人把罪证事先安置在太子和皇后的床下,诬陷太子。太子被逼无奈,杀了江充和烧死胡人巫师,并征调皇家军队、打开武器库分发给众人,以便卫护皇宫。

参与江充阴谋的太监苏文逃出,到甘泉宫向武帝诬告太子谋反,武帝不信,派使臣召太子,使臣不敢进长安城,后来禀报说“太子已反”。武帝大怒。丞相刘屈牦闻讯逃跑,连官印和绶带都丢了。丞相长史向武帝禀报:“丞相封锁消息,不敢发兵镇压。”武帝再次发令,各地二千石以下官兵均归丞相调遣,让丞相率兵镇压。

太子想调护北军,军头任安不肯发兵。太子无奈,只能武装长安市民,与丞相刘屈牦的官军激战五天。太子战败,逃离京师,藏于湖县一农户家中。后消息败露,地方官军包围太子住处,太子自缢而亡。

皇后自杀,御史大夫暴胜、护北军使者任安、司直田仁等被处死,原太子的各门客,一律处死;跟随太子谋反的,一律满门抄斩;不是自愿而是在太子逼迫下参与的,一律放逐西部蛮荒之地。

此次巫蛊之祸,死者十几万,司马光说:“长安城内流的血,像水一样流入水沟。”

匈奴趁汉室内乱而入侵上古、五原二郡,大肆烧杀劫掠。

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李广利和刘屈牦欲建言武帝立昌邑王为太子,有人便向武帝告发二人企图拥立昌邑王为帝,武帝以大逆不道罪逮捕刘屈牦,囚于装载食物的车上游街示众,然后押往长安东市当众腰斩,刘屈牦的妻子和儿子也在华阳街斩首示众。李广利此时正在战匈奴的前线,他的家人却在京师被逮捕下狱。有人以可能造成李广利投向匈奴为由,力劝武帝不要逮捕李广利的家人,而武帝说:只有这样,才能考验出李广利的忠心!远在前方的李广利自然慌恐,战败后降于匈奴,单于对李广利恩宠有加,将女儿嫁给他。汉武帝便将李广利的家人满门抄斩。

不断有大臣为太子刘据鸣冤,汉武帝也逐渐了解到太子是被江充所逼,起兵是为了杀江充而并非谋反。于是,武帝命人将江充满门抄斩,太监苏文也被活活烧死在横桥上。一些当时对太子兵刃相加的人,即便升任为北地太守,也被汉武帝满门抄斩。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又去海边寻仙,群臣劝阻,武帝不听,一连在海边呆了十几天。回京师后,武帝在群臣的劝谏下,发出“罪己诏”,诏命废止一切劳民伤财的政令,也不再派兵出征。

投降匈奴的李广利受卫律陷害,被匈奴杀死,像牲畜一样用于祭祀。

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大臣商丘成因被指控咒骂皇帝而畏罪自杀。侍中仆射马何罗身藏利刃入宫中,被发现逮捕,参与谋反者全部认罪伏法。

燕王刘旦认为按长幼秩序自己应被立为太子,便上书请求回京守卫皇宫。武帝大怒,将燕王的使臣斩于皇宫北门,又削去燕国封地中的三个县。

汉武帝准备立小皇子刘弗陵为太子,却让其母钩弋夫人陪葬,钩弋夫人不从,武帝便将其处死。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八岁的刘弗陵被立为太子。不久后汉武帝病死,葬于茂陵。

汉武帝在位54年,真可谓杀人如麻,其中的33年中,皆有大臣被处死,名列三公九卿者多遭杀戮(仅三公之首的丞相就有八位),且大都是满门抄斩或灭族的严厉惩罚同时,由于削藩、巫蛊案或其他人为蛊惑而发生的大杀戮,少则一案杀几百人,多则几万、十几万。

四、不肯为天下拔一毛的暴君

在“秦政事”居于主流地位的政治传统中,评价帝王的价值标准一直是成王败寇的实用主义。越是有作为的帝王,大都用生灵涂炭换来一代圣王的美名。汉武帝的统治,不但在现实中杀人如麻,且在观念上也视人命如草芥。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为求长生不老而召见法师栾大。他听了栾大的胡吹乱侃之后说:“你若真能使我得到长生不老之方,我什么都不会吝惜!”(子诚能修其方,我何爱乎!)他还求仙时对公孙卿感叹道:“唉!要真的能跟皇帝一样,我抛弃妻子就像抛弃一只鞋一样!”(嗟乎!诚得如皇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屐耳!)

元狩三年(公元前121年),大臣汲黯见汉武帝乱杀文人士子,就进谏劝说:天下的文人士子有限,而圣上的诛杀无限,如此下去,天下的贤才将丧尽,还有谁来帮助圣上治天下呢!武帝笑对说:所谓“人才”,就如同有用的器物,有才干而不能充分施展,等于没有,不杀他还等什么!(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

像汉武帝这样的暴君,之所以能够翻云覆雨地杀人如麻,主要不在于他有杀人之心,更在于他握有把杀人之意转变为任意屠戮的绝对权力。有了这种不受限制的权力,他才能仅仅基于他个人的喜怒哀乐、是非判断和权术阴谋来任意杀人。有时,他大开杀戒,确因发现了企图颠覆帝位的蛛丝马迹,但大多数杀人,仅仅来自独裁者的恣意妄为、权力恐惧及其病态猜忌。钩弋夫人死得更是冤枉,她作为汉武帝晚年最宠幸的女人和欲立太子之母,只因没有顺从老朽帝王的陪葬口谕,就被赐死。对如此残忍的屠戮,武帝还为自己找到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鉴于汉朝历史上母后及其外戚弄权,找个借口杀掉太子的母亲,是为了防止他死后外戚擅权,扰乱朝政。

只要是独裁者,特别是那些野心勃勃、好大喜功的独裁者,无一不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而且他们杀人和他们让百姓当炮灰去死,总能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没有理由,专事谄媚的文人也会给他找到理由。张艺谋拍《英雄》,秦始皇杀人是为了“天下”;胡玫拍《雍正王朝》,雍正帝大杀言官,是为了不让清流书生“误国”;毛泽东杀人,是为了“解放全人类”。但我实在看不出如此肆无忌惮地杀人有什么道理,而只想起鲁迅先生的狂人从史书看到的恐怖:每一页都歪歪斜斜地写着两个大字:“吃人”。

倒是汉武帝比那些御用文人更坦率,说了句实在话:“朕不得不杀你啊!”其实,皇帝杀人不需要理由,如果硬要找,那就是身为皇帝本身就是滥杀的终极理由。电视剧《康熙大帝》中孝庄皇太后送孙皇帝玄烨第一次上朝前的最后赠言,绝妙地道出了这个终极理由:“大清的天由你撑,大清的地任你踏,大清的人都是你的臣民!”这三句祖母教孙子的统治箴言,包含了太多令人恐怖的潜台词,比如:大清的女人任你玩,大清的财富任你挥霍,大清的人头随你砍。

在我看来,汉武帝犯下的最大罪恶,还不是他在宫廷里任意杀人,而是他的勃勃野心和过于好大喜功造成了大量平民死亡。仅仅为了当个名垂青史的大帝,他就不惜大肆推行穷兵黩武、严刑峻法、草菅人命的统治术。虽然他在征讨匈奴、开疆拓土等方面有所建树,但他过于好战、重用酷吏、颁布酷刑和嗜好杀戮,所谓的“盛世大业”,不过是建立在劳民伤财和累累白骨之上的军功。他主动向匈奴等异族宣战的常年征讨,换来的不过是大将卫青哀叹的“惨胜如败”。就是为了这个“惨胜”,他实施极为严格经济政策,垄断盐铁、酒类专卖、收刮民财、打击商业;他迷信长生不老,为此不惜劳民伤财和戕害生命,屡屡出巡寻仙和请巫师进宫,大兴求仙问道的工程,致使整个国家巫术之风长期盛行,频繁的巫蛊案制造大屠杀。到汉武帝驾崩时,国家的人口减少了整整一半,虽然不是全部死于沙场,但死于天灾的百姓,也与国库空虚、救灾不利、赈济太少有关,而这正是汉武帝倾举国之力投入战争的恶果。

正如当代极权者毛泽东,仅仅为了赶英超美,就不惜发动劳民伤财的大跃进,致使几千万人饿死;仅仅为了争夺世界霸主的地位,就不惜耗尽国力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让中国人勒紧腰带支援第三世界的无赖小国,并不断用中国人不怕死来恫吓美、苏。毛泽东声言:“一切反对派都是纸老虎。”在访问苏联时还宣称:中国人不在乎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无非就是死人而已,如果全世界的人口死上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换来帝国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全球胜利,何乐而不为!中国有了原子弹之后,毛泽东还动不动就提出准备打核大战,显然是想通过核讹诈来恫吓压倒世界。

再看朝鲜暴君的金正日,一边鼓吹“先军”思想,耗费巨资养活庞大的军队和发展核武器,一边让自己的人民连年陷于饥荒之中。他出尔反尔,向世界发出步步升级的战争威胁,什么“以超强硬对抗强硬”,“经济制裁就意味着宣战”,“如果……将遭到一千倍的报复”,“如果……将变成一片火海”,“美帝国主义向朝鲜开一枪,就将遭到十枪、一百枪的报复”

野心勃勃的极权者之所以个个如此穷横,最大的资本是被他们劫持的整个国家和全体人们。极权者在本性上的好战和视生命如草芥的残忍,使之根本不在乎人命,饥荒或迫害致死也好,在战争中充当炮灰也罢,在极权者的眼中,最宝贵的生命不过是供其驱使的群羊而已。2320万北韩人的生命就是金正日大耍穷横的最大赌注,正如当年的毛泽东以六亿中国人为争霸世界的最大赌注一样。

从汉武帝到毛泽东,莫要说“燃烧自己”,就是“拔一毛为天下”,也绝对“不为也”。

2005年2月13日于北京家中

【民主中国】2005.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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